这首词写的是作者闻歌伤怀之感,其情事大致类于白居易之《琵琶行》,然而小词对于长诗,在形式上有尺幅与千里之差别。
上片写歌女的演唱,相当于白诗对琵琶女演奏的叙写。“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一曲歌而能具千重意,想必亦能说尽胸中无限事;而这“无限事”又必非乐事,当是平生种种不得意之恨事。这是从后二句中“恨”“泪”等字可得而知的。首二句巧妙地运用了对仗加顶真的修辞,比较一般的“流水对”更见跌宕多姿,对于歌唱本身亦有模似效用。“才欲歌时泪已流”一句乃倒折一笔,意即“未成曲调先有情”。
“恨应更、多于泪”,又翻进一笔,突出歌中苦恨之多。白居易诗对音乐本身的高低、疾徐、滑涩、断连等等,有极为详尽的描摹形容。而此词抓住歌者形态特点层层推进,启发读者去想象那歌声的悲苦与宛转。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对歌女的悲凄身世作了暗示,相当于琵琶女放拨沉吟、自道辛酸的大段文字。但白诗中的详尽的直白,此完全作了暗示的处理。当听者为动听的演唱感染,希望进一步了解歌者身世时,她却“不语如痴醉”。这样写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
末三句写词人由此产生同情并勾起自我感伤,相当于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自我表白。但此词却只说“我亦情多不忍闻”,好像是说:歌女不语也罢,只怕我还受不了呢。由此可知,这里亦有一种同病相怜、物伤其类的感情,因此以至于“怕和我、成憔悴”。
和白居易《琵琶行》不同的是,这首词善抒情,妙悬念的设置,化实为虚,得其空灵。同时,此词运笔颇饶顿挫,上片用递进写法,下片则一波三折,读来引人入胜。《卜算子》词调上下片的两个结句,本为五言句,此词则各加了一个衬字变成六言句(三三结构)。大凡词中加衬字者,语言都较通俗,此词亦然。
此诗表述的心愿为思国、思乡和美政理想一定要实现,希望君主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如同《离骚》一样,诗中处处都体现出“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的鲜明特色。
首先,诗题“思美人”即是“灵脩美人以媲于君”的体现;香草美人皆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指楚国君主(至于是哪位君主——怀王抑或顷襄王,历来有争议)。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
诗一开篇即陈述了诗人思女的行为——“揽涕”“伫眙”,感情真挚而又炽烈。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拘牵——无良媒,致使他“志沉菀而莫达”,一再申言也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信心,他仍竭尽全力地努力追求:“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直至诗篇之末,诗人明知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了,却仍不改“度”——努力的行为不得已作罢,而节操却始终不易。
诗篇在写美人的同时,也写到了香花美草,它们均一一“以配忠贞”:沿江夏行进时,诗人“擥芳茝”“搴宿莽”“解扁薄与杂菜”,这里的“芳茝”“宿莽”“扁薄”“杂菜”,均非实指植物,而是用以喻指才能,诗人一路采摘、佩饰它们,乃是为自己为国效力时作准备。
遗憾的是美人——君主并不赏识,致使诗人只得发出“吾谁与玩此芳草”的慨叹。这还不够,诗人更以芳草自譬,说芳草与污秽杂糅,作为芳草,终能卓然自现,而决不会为污秽所没;又将芳草比作媒人,“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欲通过这些媒人而向美人求爱,但又缺乏勇气。美人、鲜花、香草,在诗篇中都一一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它们在表现诗人本身的气质形象及体现诗篇的主旨方面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诗人在求美人未成后,思绪难以自抑,情感受到挫伤,此时,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物突然想到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这些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闯入,大大丰富了诗章的艺术内涵,显示了诗人超常的艺术想像力;正由于此,此诗才更显出想像奇特、神思飞扬的特点,表现出与《九章》其他诗篇有所不同的风格与色彩。
此诗写追慕先贤,感慨时世,劝谏君王,希望君王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表达了作者坚守节操、不变节从俗的决心。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思君、爱君,而思君、爱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大胆地将地上与天国、人间与仙境、历史与现实等有机地融合一体,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一起,想像奇特,神思飞扬,堪称一篇浪漫主义文学佳作。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