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诸葛亮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从文中可以看作出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此书中。全文通过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非常深切,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
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内容,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之化身”,他的《诫子书》也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的名作。
《诫子书》的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险躁。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同时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比鲜明。
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教育儿子,要“澹泊”自守,“宁静”自处,鼓励儿子勤学励志,从澹泊和宁静的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他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意思是说,不安定清静就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不下苦功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诸葛亮教育儿子切忌心浮气躁,举止荒唐。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他则以慈父的口吻谆谆教导儿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话看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它是慈父教诲儿子的,字字句句是心中真话,是他人生的总结,因而格外令人珍惜。
这篇《诫子书》,还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在这篇《诫子书》中,有宁静的力量:“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有节俭的力量:“俭以养德”;有超脱的力量:“非澹泊无以明志”;有好学的力量:“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有励志的力量:“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速度的力量:“淫慢则不能励精”;有性格的力量:“险躁则不能治性”;有惜时的力量:“年与时驰,意与岁去”;有想象的力量:“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有简约的力量。
这篇文章短短几十字,传递出的讯息,比起长篇大论,诫子效果好得多。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文字清新雅致,不事雕琢,说理平易近人,这些都是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
“送客时,秋江冷。商女琵琶断肠声。可知道司马和愁听。”瑟瑟秋水,朗朗秋月,江滨送客,以酒饯行,歌女弹着送别的曲调,牵引出作者万般的离愁别绪,和着愁绪倾听着这断肠的曲调,时问仿佛己倒流,依稀可见当年唐朝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时,浔阳江头夜送客,写下《琵琶行》的情景。如今作者身临其境,郁郁不得志的遭遇使之对此诗产生了真切的共鸣。
“客乍醒”,是小令的收尾之笔,也是整篇的高潮,虽言“客”醒,实则主人和客人都己醒来。明写从酒中清醒过来,暗指作者从宦游生涯中醒来,产了强烈的隐归山野之心。一个“醒”字,表明了作者的醒悟,猛然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到此为止,再在宦海沉浮已无多大意义,只有隐归山林,享受山村野趣,才是自己应该选择的道路。
词人把自己的经历、感受融迸了对历史往事的追思中,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沉浮宦海、郁郁不得志所产生的矛盾心情,这也是元代下层文人的普遍情绪。
本首小令怀古伤今,虽然篇幅较短,但辞句清淡,韵味悠长,与白居易的《琵琶行》一脉相通,表现出略带忧伤的官场失意情思。
这是一篇仕女伤春图。上片是写暮春时节,花事将近的景象,下片则是写由此生发的一腔感怀。怀春、伤春,都是闺怨诗中常见的主题,其中的“春”字,既可指春天讲,又可喻男女之间的爱情。黄升此作写的是花事将尽的暮春,女主人公触景伤情,感怀人生恨怨。
黄升此作全篇不过五十六字,但在抒发伤春之情上写得波澜跌起,很有层次。词中的女主人公,在雨歇风定的暮春时节,闲步庭中,偶见梨花半落,讶然失惊,于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先是由花落而伤春,然后由伤春而伤己,最后又由伤今而怀往,真是“芳心一点,幽恨千重”。其中,“已瘦了、梨花一半”、“试与问、杏梁双燕”等,都是巧妙化用前人的名句,颖脱而出清新之词。
一般说,写应酬诗要受到各种限制,诗人的才情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全唐诗》,这类作品所占比例不小,然而可以称得上杰作的却少得可怜。李贺此诗写来身手不凡,素来受人称道。
全诗共分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二人联骑造访。第一句指二人所穿的官服,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服绿,八品、九品官服青。第二句指坐骑装饰的华贵。接着写车轮声、马蹄声由远而近,隆隆盈耳,韩愈、皇甫湜入门下马,神态慷慨轩昂。李贺从屋里迎了出来,原来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指皇甫湜、韩愈。这段实写作者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人物神情俨然可辨,绘声绘色地形容出诗题所规定的内容。
中间四句为第二段,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韩愈及韩门弟子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艺术上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务求奇险。李贺有意仿效韩体,以雄健的笔力,磅礴的气势,概括韩派诗文宏阔雄奇的艺术境界。四句诗说了他们学识的丰富,思想的奇伟,文名的威大,工力的精深。不说满腹经论,偏说胸中罗列满天星斗;不说光焰万丈,偏说天之精气充塞其中;不说声名卓著,偏说声摩空;不说彩笔生花,偏说天无功。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竭力调动神话世界中瑰奇景物来弥补现实世界的贫乏与不足。从这一点上说,李贺此诗与韩愈《调张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锺书认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中造境之美,是自然景物所没有的,所谓“天无功”而有待于“补”(详见《谈艺录》十五),从中可以领会到李贺诗歌创作力避平庸凡近的创作心理。这四句诗对韩愈及韩派诗文作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这四句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处处写自己的穷愁失意,如“感秋蓬”、“死草”、“垂翅”,又处处暗示自己不甘没落,向往腾达发迹之日,如“生华风”、“附冥鸿”、“作龙”。其中很大一个愿望是恳请二位名公对自己的困顿援之以手,加以提携,因此,有意识地以自然事物的转折变化,“死草生华风”、“垂翅附冥鸿”、“蛇作龙”,来表达自己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唐摭言》卷六说:“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意思说韩愈、皇甫湜具有很高的名望,只要是被他们二人接待和援引的人,也就如同“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原来,唐代文人想要取得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获捷,必须遍诣名公贵人,得到他们的荐引,然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韩愈、皇甫湜既有名人的头衔,为人又很热心,二人不待李贺诣见,主动上门看访,李贺在深受感动之后,向他们提出恳求,也就成为本诗一个重要的内容了。
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见《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语)。
这首诗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