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主要描述丰富多彩的舞姿,表现华屋、绣帐之装饰,金酹、玉觞之奢华,宾客主人之沉迷。全赋铺陈有序,篇旨突出;其辞清丽、流畅,富有韵律。特别是对歌舞表演的传神描绘,为后人了解中国古代精湛的歌舞艺术留下不可多得的文字史料,其序言假托宋玉之口关于对舞蹈的看法,也使此赋成为中国传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艺术专论。作为汉代具有代表性的乐舞文赋,它反映出汉代人的舞蹈审美取向,其中提出的诸多乐舞美学理念为古代的舞蹈审美意识奠定了基础,成为整个中国舞蹈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层次分明,虽借用大赋惯用的形式,却散而不乱,有着严谨的结构。从开头到“玉曰:唯唯”是序言,以楚襄王游完云梦泽,使宋玉赋高唐之事为由起。接下来作者假托宋玉之口,引经据典从“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推出“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认为赏诗歌不如听音乐,听音乐不如看舞蹈,舞蹈是比诗歌、音乐更能够传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并推荐以“《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来娱乐群臣。然而按照之前所述的周王室礼乐传统,《激楚》《结风》《阳阿》这些舞蹈激扬、靡丽,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郑声”,因此楚襄王心有不安,反问宋玉这些舞都像“郑声”怎么办。接下来宋玉为“郑卫”之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解,用孔圣人的张驰之道来比喻郑雅之乐小大不同,但各有优点。雅乐是用来宗庙祭祀娱乐神与先祖的,郑卫乐舞是用来私室里娱乐朋友沟通感情的,闲暇时放松娱情,并不以之教化百姓,没有什么危害。楚襄王正中下怀,于是让宋玉作《舞赋》。序言主要是交待作赋的缘起,用的是汉大赋习用的借此而言彼笔法。
正文部分分六段。前两段写舞前。从“夫何皎皎之闲夜兮”到“改恒常兮”是第一段,描绘乐舞之前的场景,即月夜酒酣盛况,写出了观舞者的情态。从“于是郑女出进”到“志不劫”是第二段,写舞者出场,作舞前的准备。从此段歌者唱词来看,沿用楚辞体式,每句句中用“兮”字调节语韵,歌曲应是悠远清扬之音。唱词内容可以理解为舞者舞蹈之前精神状态的调整,也可以理解为请观舞的宾客放松精神,随乐曲歌舞进入超凡脱俗忘情的欣赏状态。
中间两段写舞中。从“于是蹑节鼓陈”到“诸工莫当”是第三段,写独舞的高超技艺。此段关于舞蹈动作的描绘细致传神,充分展示了两千年前的汉代歌舞盛宴上,技艺超绝的舞者在众多乐人伴奏、陪侍下独自踏鼓起舞的情景。文字的描述先从腰部动作开始,前俯后仰,左倾右倒;再写运动的状态,行走若飞翔,高起若惊鸿,每招每式皆应节应声;接着再细述长袖的舞动,飘飞的长袖上下飞腾,缓如燕归,急如惊鸿;最后总结整体舞姿是既娴雅柔和又迅捷轻盈当真美妙绝伦。从“于是合场递进”到“莫不恰悦”为第四段,写群舞的动人场面。此段描绘的是群舞时各显其异的轮流表演,这种群舞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在现代中国古典舞以及各国民族舞蹈中还经常出现。在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这种群舞时各展其能的表演也多有发现。这两段先写独舞之状,次写群舞之状。其刻画形容之细腻委曲,固非《招魂》《七发》中写舞的段落可及;而写独舞者的神情,强调其“怀悫素之洁清”,“气若浮云,志若秋霜”,用意尤较他人为高。它表现出作者不仅注意到她的优美舞姿,而且已洞察到她的高尚情操,并且有意识地把它揭示出来,使欣赏者的思想也因此得以提高。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创作尝试。
后两段写舞后。从“于是欢治宴夜”到“云散城邑”是第五段,写散场时的纷乱动态,表现了曲终人散、车马熙攘的热闹状况。从“天王燕胥”到最后是第六段,作为尾声,对舞蹈活动的意义给予简要的评定。
《舞赋》全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辞汇丰富,流畅自然,把一个完整的舞蹈过程,描绘得活灵活现。正文部分每段赋旨明确,辞华意丽,描摹事物细致入微,刻画人物生动形象,特别是对舞蹈动作的描述更是贴切富有想象力,像摄像机一样将两千年前的精湛舞技描绘的如在世人目前。因此,它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
上片,以景入情,描叙登高赏菊,饮酒言欢的情景。“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开头两句点明“上翠微”的行踪,描绘“江涵秋影”与“雁初飞”的两幅画面。触景生情,便迅速推出“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三句人生箴言。趁着这大好的年华、大好的秋光大笑,插黄花。上片即花生情,也为过渡到下片暗示了一笔。
下片,由即花生情进入到写以酒助兴。饮酒抒情,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文化,称之为“酒文化现象”,苏轼也不例外。“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写把酒临风,喝个痛快是为了酬谢佳节。登山临水,同样也是为了酬谢佳节。即使夕阳快落山了,也用不着愁怨。夕阳是自然界中“无限好”的景致,自然人生“夕阳”也应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直言人的衰老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杜牧含蓄地说人生“只如此”,而苏轼则直言不讳人生“谁不老”。尤其词的最后引齐景公泣牛山的故事,传情达意,精炼入微,可谓妙笔。
全词,以景入情,即景生情。苏轼虽然感叹世事多艰,但是不消沉,不伤感,充分显示了苏轼对世事、人生短暂的恬淡达观的胸襟。
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