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通过梅花来歌咏早春的，因为梅花在春天开得最早。首句写梅花之早。“南枝”，因为向阳，所以南枝上的梅花最早开放。“才放”，刚刚开放，也是说花开得早。“两三花”，只开了两三朵花，还是说花开得早。
次句写花香花色。“雪里”仍然说明花开之早，因为春天到来了，稍晚一点，就没有雪了。“吟香弄粉”是说诗人在雪中仔细吟诵与赏玩着梅花的香气以及花蕊、花瓣的形状与颜色，这四个字显然采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些”虽无实在意义，但是起了押韵的作用。
后两句写梅花开放的环境，它们显然化用了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中的名句“烟笼寒水月笼沙”，创造出一种朦胧美，同时又将花、雪、烟、月、水、沙连成一片。诗人不仅欣赏梅花，也欣赏了梅花周围诗情画意的环境。换句话说，诗人在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欣赏梅花，自然会别有一番情趣。这两句在对仗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不仅三、四两句相互之间对得非常工整，而且各句又分别采用了句中对的形式，这就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
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三说了个一字师的故事：“时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也，不如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从强调“早”的角度来说，郑谷无疑是正确的，但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从欣赏梅花的角度看，“南枝才放两三枝”既强调了“早”，同时更有观赏价值，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此诗也自有它的生命力。
《田园乐》是一组由七首六言绝句组成的组诗，题目一作《辋川六言》，是诗人退居辋川别业时所作。在王维笔下，这首诗简直像一幅萧疏清淡的水墨画。
它描绘的是远景。“山下”，不是指近处山下，而是指远处山下，因为山下有“远村”作伴。可见，“远村”暗示出远山。且此山与“天边”作邻，就更可见其远了。从渲染的氛围来看，毫无城市喧嚣繁华的景象，只有稀稀落落的村庄。诗人虽没有正面表现人物的活动，但从“孤烟”一词的点化中，却衬托出人。由此可见人烟非常稀少。尤其是“独树”与“孤烟”相对，“高原”与“远村”相连，就更感苍凉孤寂了。在这里，诗人所绘的乃是北方的远山，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在画面上，色彩淡薄。至多，可以领悟到那远处的孤烟尚带一缕淡灰，那天边高原似有一层淡黄。在此清静的天地中，有颜回、陶潜那样的雅兴，多么恬适安闲、自由自在。倘若没有淡到极至的修养，则不能臻此妙境。如果说前两句是重在描绘冲淡的景物的话，那么后两句是重在抒发冲淡的情感。而冲淡的景情，又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的。
冲淡含有闲、静、淡、远等特点。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就是如此。“山下孤烟远村”就出现了远字，全诗闲、静、淡、远，为冲淡之绝唱。其他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分别展现了闲、落、静、空、寂、无、落等冲淡的景象。这些，都显示出王维诗的冲淡的意境。
“山下孤烟远村”，洗去人间的纷争，没有外界的干扰，只有大自然的宁静。诗人尽情地消受着、欣赏着、陶醉着，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诗人笔下的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无不跳动着诗人的脉搏，回旋着诗人的声音，震荡着诗人的灵魂。因此，大自然被人格化了。王维笔下的大自然，反映了王维冲淡的心情。诗人将自己消融在大自然中。这种消融，意味着冲淡。诗人不是超然物外，而是融于物中。诗人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忘我、无我、有我的空灵境界。这种赋予大自然以诗人的人格的现象，这种变粗朴的自然为人化的自然的做法，就是王维热爱人生的表现。可见，王维的冲淡，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没有人间烟火味。只是这种人间烟火味，而是时断时续，若有若无，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色彩上，它不用浓墨，不务华艳，而追求萧疏清淡。在运笔上，既非精雕细刻，又非粗线勾勒，而是点点染染，意到笔随。在情趣上，不作惊人语，不崇尚夸饰，不豪情满怀，也不执着于现实，不留意生活的纷争，不关心人事的纠葛，不激动，不悲痛，而是洁身自好，孤身静处，独善其身，寄情山水，吟咏风月，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和平与淡泊。“山下孤烟远村”这首诗，就是诗人冲淡心情的写照。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