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这支散曲题为“托咏”，是托物咏怀之意。曲子写一个少女对着天上圆圆的明月，诉说心底的祝愿：愿天下有情人都像明月一样团团圆圆。古人诗、词、曲中常有对月拜祝和把酒发愿的描写，关汉卿的《拜月亭》杂剧中即有对月祝愿的情节，与这首小令有相近的意境。
曲子开头的“剔秃圞”是元曲中较为常见的语汇，用作圆的形容词。“拜了低低说”一句，颇有情致，发自内心的祝愿，全在一片虔诚，低声的叨念，已将心迹与神态全然勾画出来。祝愿月亮常圆，却用了“是必”两字，似乎由祈求变成了命令，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当事人那专一的要求和迫切的心情。“休着些儿缺”，永远不让圆月有一点儿缺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唯其不情，方见真情。末句“愿天下有情底都似你者”很有分量，足以收束全曲。《西厢记》中，红娘有一句台词，说的是“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那时概况全剧主题的一句名言。这里的“都似你者”，正扣托月咏怀的题目，似月之常圆，正是对“如花美眷”的祝愿。“天下有情底”，范围很广，在情感的深厚之外更增添了博大的内涵。
这支小令所用的几乎是日常口语，朴实而生动，使人似乎听到少女的娓娓诉说，颇具元曲的特有风采，充分体现了作品作为“曲子”的艺术特色。
这首七言绝句写两个故友在旅馆相逢相送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中简短的插曲。那是一个暮雪纷纷的北地的傍晚，诗人与友人李少府在旅馆邂逅相逢。也许故友要很快离去，诗人置酒相送。此时，暮雪初晴，归雁南飞，酒已喝光．可故友还无醉意。诗人诙谐地问道：“天色已晚，路程遥远，你还走不走？”
这首诗写相送，然而一开头却从“相逢”写起：“相逢旅馆意多违”。虽为相逢，却并非久聚，二人只不过在旅馆邂逅，友人也许马上又要启程，这就不能不使诗人既为相逢而喜，同时又为相别而忧，就不能不使诗人想起彼此间当日的交谊和异日的思念，从而百感交集。“意多违”，一个“多”字，写出诗人彼时彼地思绪的纷乱。
“暮雪初晴候雁飞”。“暮”写天色，“雪”写天气，由“暮雪”而至“初晴”，写天气的变化，四个字写出两幅静的画面；“候雁飞”写大雁南飞，暗示出“归”字，三个字写出一幅动的画面。二者互相映衬，勾划出北方暮雪初晴那种苍凉萧瑟的图景，从而为“送”安排了环境。从另一方面说，看暮雪初晴，看候雁南飞，不能不想到友人之即将离去，这就使眼前这幅暮雪初霁图于苍凉萧瑟之中透露出淡淡的离愁，从而衬托了送别的心境。
“主人酒尽君未醉，薄暮途遥归不归”。二人相逢客舍，诗人置酒相送，故自称“主人”。置酒送行而日“酒尽”，其实未必真的酒已喝光，其中也许包含启程时间将至的意思。“酒尽”而“君未醉”，未能尽醉之中也许包含着未能畅言，是承首句“相逢客舍”而来，而未能畅言又隐含着友人之不忍便去。紧接着一句，“薄暮”，说天色将晚，“途遥”，说路程尚远。天色已晚，路程尚远，这是一种提醒，其中包含着无限关切。送行而提醒故人登程，诙谐之语中流露坦率，坦率之中反映出友情之深挚。而用“归不归”这样委婉的一问，其中未尝不包含一点希望，希望友人万一暂留，这就又反映出心中的留恋不舍。
这首送别诗语言朴实自然，感情宛转真挚，后两句于诙谐中见诚挚之情，于言外含不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