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注：王珪时任北宋左相，写作此诗北宋在与西夏的两次战争中均遭失败。
首句破题，兼点时、地。为排解乡思而怀古，但往事如烟，相隔久远，难以追寻。独自踟蹰江边古城，扑入眼帘的只有萧索的秋景。“悠悠”、“独上”、“满目秋”，开篇即为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萧索的气氛，并与尾联的“故国凄凉’‘谁与问”形成呼应。
中间二联，即承接“独上江城满目秋”，着力描写诗人眼中的秋光。晚烟凄迷中，一只水鸟孤零零地落在僻静无人的沙洲上。秋雨淅淅沥沥，江面上稀落地飘零着几片帆影，驶向归途。萧瑟的晚风，把山麓层林的红叶吹得七零八落。暗淡的寒云密布低空，阴沉沉地似乎要把古城压垮。一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屏，物象虽不同，却同是淡墨素彩，集中反映了秋光的萧瑟，创造了一个寥落清冷的意境。
中间二联，融情于景，锻字炼句，显出作者艺术匠心。用“萧萧”“惨惨”修饰“暮吹”与“寒云”，摹声绘色，写出了晚风凄景，寒云惨淡，也写出了作者的心绪； “惊”运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秋风中“红叶”飘零的情状，也写出了诗人心头之“惊”；“压”既形象地写出了寒云之重，也表现出诗人心情之沉重。
尾联归结全诗，为金陵秋景图点睛。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也没有往日那种激扬分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故国凄凉”应“江城满目秋”，“谁与问”应“独上”。“人心无复更风流”，由以上种种风物，水到渠成地诱发出了不吐不快的感慨，体现了诗人深深的忧思。
北宋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弱集贫的局面。时任左相的作者，对国势日益衰微，感触必深。“故国凄凉”未必只是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首诗格调的寥落沉郁，与昂奋进取的盛唐气象迥然有别。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痼疾，旨在缓和危机的王安石变法，虽部分地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的效果甚微。元丰四年、五年（1081---1082）同西夏进行两次战争，都惨遭失败。第二次的“永乐之败”，丧师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为之不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当时王珪在朝身任左相，对国势日益凌夷，感触必深。《金陵怀古》的“故国凄凉”之叹，未必只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在狱咏蝉》是唐代文学家骆宾王的代表诗作。此诗作于患难之中，作者歌咏蝉的高洁品行，以蝉比兴，以蝉寓己，寓情于物，寄托遥深，蝉人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表达了辨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
全诗情感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意双关，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意思是，秋天蝉声不断，引起了身陷囹圄的诗人的无限愁思。诗人触景生情，情因景生。情感从何而来，是因闻见了蝉声。该诗用起兴对起开篇，将蝉声与愁思对举，两相映照，下笔自然，工稳端庄。即是咏物，物必在先。首句咏蝉，次句写己。咏物非本意，借物抒情才是目的。西陆：指秋天。《隋书·天文志》载：“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南冠：楚国的帽子，指代囚犯。在此指诗人自己。《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挚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因楚国在南方，南冠一词，便由此而生。后人借来用以指囚犯。首联两句诗衔接自然，浑然天成。写蝉时，抓住两点：时间是秋，动作是唱；写人时，抓住三点：身份是囚犯，心理活动是愁思，愁思的程度是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承接首联，是隔句相承。第三句承接第一句继续写蝉，第四句承接第二句继续写己。不堪：承受不了。玄鬓：指蝉。古代妇女将鬓发梳为蝉翼之状，称之蝉鬓。这里以玄鬓称蝉。白头吟：乐府曲名。据《西京杂记》说，西汉时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对才女卓文君的爱情发生危机，卓文君作《白头吟》诗：“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终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两情重归于好。“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的字面意思是，蝉凄切的悲声仿佛是在一遍遍吟唱卓文君的《白头吟》“凄凄重凄凄”，这声音真难以让人忍受。深层意思是，蝉啊，你不该对着我这鬓发苍白的牢狱之人唱你凄凉的歌。你的吟唱正好刺痛了我的内伤，正好引起了我的愁思。骆宾王巧借“白头吟”用来一语双关，加深了原意。首联写听觉，由蝉及人，闻蝉声而动客思；这一联写视觉，由己及蝉，观玄鬓而自悲伤。蝉是玄鬓，我却白头；我身陷囹圄，它来往自由；它倚树高唱，我独自哀愁。它如今的玄鬓，我过去也曾拥有，别看我现在白发满头！它如今的吟唱，我过去也曾练就，别看现在用铁锁锁紧了我的歌喉！蝉啊，你就是我的从前，你就是我的化身，我何时能脱去囚服像你一样蜕皮羽化，获取自由？这两句诗沉郁深婉，感人至深，令人叹惋。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两句，诗人字字咏蝉，字字借蝉自况。“露重”、“风多”言环境险恶；“飞难进”言难以进取；“响易沉”言声音难以发出。蝉如此，我和它还会有什么两样？这两句诗至少有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是在咏蝉，深层意思是在借物抒怀。在这里，蝉即我，我即蝉。“露重”、“风多”又特指政治环境险恶；“飞难进”又特指诗人在人生仕途方面难以进取；“响易沉”更特指自己的言论难以发出。诗人结合自己的身世和处境，在选取意象方面十分精当，用露和风两种自然现象既适用于蝉，又适用于人。这里的露和风，一旦入诗，就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注入了诗人的情感，由物象转化成了意象。所以，“露重”、“风多”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是咏蝉，处在不同环境的人所选的角度和立意皆不相同。初唐虞世南也有一首诗咏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身居高位，诗的字里行间迸发出的都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难见半缕愁绪。因冤狱而被投入大牢的骆宾王岂可跟虞世南同日而语。同是写露，在虞诗中用来供蝉饮，在骆诗中则因“露重”而“飞难进”；同是写风，在虞诗中不用借，因蝉已身居高位；在骆诗中则嫌“风多”，自己的声音难以发出。所以二人同咏一物，题材相同，时节相同，则立意迥异。
诗人在写这首诗时，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还是力有余劲。第七句再接再厉，仍用比体。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无人信高洁”之语，也是对坐赃的辩白。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卿须怜我我怜卿”，意谓：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末句用问句的方式，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
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对照杨炯的《从军行》与杜甫《蜀相》，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
全诗八章，每章八句。首章以呼天自诉总起，先言“我独于罹”的忧伤和悲痛。作者以“弁彼鸒斯，归飞提提”的景象为反衬，以“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为对比，以“心之忧矣，云如之何”为感叹，充分揭示他内心沉重的忧怨之情。他无罪被逐，只有对天呼喊：“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第二章就他放逐在外的所见景象，抒发自己内心的伤感。平坦大道上生满了杂乱的茂草，象征他平静的生活突然产生了祸端。他愤怼悲伤，“惄焉如捣”，卧不能寐，“疢如疾首”，并容颜早衰，诗句形象地展示出他忧怨交织的心情。第三章叙述他孝敬父母而反被父母放逐的悲哀。他虽然面对父母所栽的桑梓“必恭敬止”，对父母怀有恭敬孝顺之心，但和父母的关系是“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所以只有无奈地归咎于上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语言极其沉痛。第四、五两章又以在外所见，叙述自己苦无归依、心灰意懒的痛苦心情。“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自己却“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多么欢畅而富有生机，而自己却“譬彼坏木，疾用无枝”。他孤苦一身，漂荡无依，其内心的痛苦忧伤，别人是无法理解的，更见逐子失亲的悲痛。第六章埋怨父亲残忍，不念亲子之情。他说，野兔投网还有人放走它，人死于道路还有人埋葬他，而父亲忍心放逐自己，只有使自己“涕既陨之”了。第七章指责父亲，揭示出了被逐的原因。他指出，“君子信谗”，不仅“不舒究之”，反而“如或酬之”，结果颠倒了是非、曲直，“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于是，诗人的内心也由“忧”进而“怨”了起来。最后一章，进一步叙述自己被逐后的谨慎、小心而警戒的心情。他感到他的灾祸背景就像山泉那样高深难测，因而警惕自己“无易由言”。因为“耳属于垣”，会随时让坏人抓住把柄、进谗陷害。但这四句，又有些痛定思痛的意味，既求告人们不要再去触犯他，又心灰意懒地感到后事难卜、前途渺茫。这四句亦见于《邶风·谷风》，可能是当时习用之辞，是自己特殊境遇中复杂心情的比拟说法。由此可见，这首诗以“忧怨”为基调，对自己被逐后的悲痛心情，反覆倾吐，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表述和揭示，感情沉重，言词恳切，致使忧怨哀伤之情充满纸上，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时，采取了多样的艺术手法，或正面描述，或反面衬托，或即眼前之景以兴内心之情，或以客观事物的状态以比喻自己的处境。赋、比、兴交互使用，泣诉、忧思结合，内容丰富，感情深厚，给人以具体、形象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