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世间万事没有绝对的公平,你何必自寻无来由的烦恼?
若只凭你这寸长的身躯,衔着木头填一要填到何时。
我愿意填平这东一,即便身体沉入一中心也绝不悔改。
只要大一没有被填平,我填一之心将永不泯灭。
呜呼!你看不到,
西山之上的飞禽虽衔木者众多,但都在自己忙着筑自己的巢歇息!
注释
精卫:古代神话中所记载的一种鸟。相传是炎帝的少女,由于在东海中溺水而死,所以死后化身为鸟,名叫精卫,常常到西山衔木石以填东海。
尔:指精卫。
终古:永远。
鹊、燕:比喻无远见、大志,只关心个人利害的人。
窠:鸟巢。
此诗是顾炎武在三十六岁时,根据《山海经》关于精卫鸟的故事写成的。那时,反清复明的力量只剩下东南海隅和西南边陲微弱地持着,作者的很多好友也已在斗争中牺牲了。面对这一不利形势,诗人以精卫自喻,而作此诗。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此诗开篇四句先以“吹”字上联下递,运用修辞学上的“顶真格”,写出北风对庭前柏树的肆虐,再以一个“吹”字与此相呼应,写出柏树的坚不可摧,一任北风肆暴,还是那么节操棱棱,威严方正,依然故我。借以喻诗人所蒙受谗邪们的诽谤,纷纷藉藉,而诗人依然刚正不阿,我行我素,反映了诗人对政局认识的清醒及其操守的坚贞。中间四句由忆往昔落墨,自远而写近,把问题引向了历史的纵深,谓柏树曾历尽冰霜而不改其清操,如今严冬已成过去,春光日渐宜人,闲花野草尚且呈现一片生机,北风猛吹柏树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借以喻诗人曾饱历忧患而不变其志。如今国祚已转危为安,谗邪们的中伤对我无可奈何,反映了诗人对谗邪之臣的轻蔑及其信念的坚定。最后二句紧承上文,虽纯系口语,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春光已经返回大地,北风肆虐还会久吗?”借以喻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反映了诗人一种誓与国运共安危的高尚情操与乐观情绪。
通篇用比,以柏树自喻,以北风喻谗邪,以阳和喻国祚,于阳和初回,北风肆虐中突出了“节操棱棱还自持”的柏树形象。笔调古朴,风格雄放,不以秀词佳句和所谓意境来吸引人,而以完整形象和真实感情来激动人,在托物抒怀之作中别具一格。
谢灵运的山水诗《入彭蠡湖口》作于作者赴临川(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內史任的途中。彭蠡湖,即江西鄱阳湖。湖口,指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接处,在今江西九江市附近。据《宋书·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受到朝廷的猜忌,不得已赴临川作官。心情很不好,这在诗中有所流露。诗中有情、有景,也有议论,总的是写自长江入彭蠡湖口时的所见所感。但所写的,有的并不是实写,而是带有想象的成分,如诗中提到的“石镜”、“松门”,其地理位置既不是在一处,而且与彭蠡湖口都有相当的距离,不可能刚入彭蠡湖口时见到。因此可以这样推断:作者乘舟至彭蠡湖口时可能并未下船,诗中所写的都是船行中的所见、所感。
诗的前四句是综述自己入彭蠡湖口前的旅途经历:“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头两句是说,自己乘舟远行,日夜住在船上,既疲倦,又感到厌倦(注意,这种心情同作者的政治处境不佳有关),而舟行途中所遭遇的风潮,是难以一一的说明的。
后面两句,是解释为什么“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回:水转的意思。圻岸:曲曲折折的江岸。这两句说,沿途风急潮猛,浪潮遇到洲岛,顿时分流回绕过去,随后又汇流而下;浪潮一次次冲击着江岸,又一次次的倒折而来,奔腾向前。风潮的这种情状经常重复、变幻,所以说“难具论”。
接下四句,是追述沿途的景色:“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这两句是写夜景。狖:黑色的长尾猿。浥:湿润。馥:香气。这里用作动词,指闻到香气。芳荪:泛指香草。这两句说,在清朗的月光下,聆听两岸猿类凄婉的叫声;在湿润的夜露中,饱吸着芳草的馨香。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两句是写白天的景色。是说,春末的原野上铺展着秀丽的绿色,高高的山岩上屯聚着一朵朵白云。这两句诗是传诵的佳句,颇有新意。时间(春晚)与空间(岩高),远处(绿野)与近处(白云)相对仗,色彩鲜明而谐调,相互映衬,把一幅明媚的春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下两句,是由写景到抒情、议论的过渡,总结他是百感交集来渡过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的:“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前、后两句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说,舟行江上,游览沿途景致,思绪万千;从早到晚,浮想联翩。
接下两句,是说自己还要背负着这“千念”、“万感”去“照石镜”、“入松门”:“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石镜,《水经注·庐山水》说,庐山东面有一尊高悬于峭壁上的圆石,能清晰照见人影,故名。其位置当在彭蠡湖口往南若干公里处。松门,山名,在江西昌都县附近,即由石镜再往南很远的地方。顾野王《舆地志》说:“自入湖(按,即鄱阳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将攀上高高的悬崖,去照一照石镜;我将沿湖而行,拉着松叶直抵松门山。
以下八句,是作者“千念”、“万感”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层。第一层: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三江:指长江自彭蠡湖分为三条江水,东流入海。传说大禹曾疏治三江。九派: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因以就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文选·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李善注:“水别流为派。”理:玄理。古代认为“三”、“九”这类数字含有玄理。这两句说,关于大禹疏治三江的传说已成为往事,关于长江分成九派的玄理也难以推究明白。在作者的迷惘中,也掺杂深深的慨叹。
第二层: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金膏:传说中的仙药。水碧:一种玉。这四句是说:江湖中的灵怪神异,因吝惜其珍怪之相,而秘藏其精神魂魄。金膏不再发光,水碧不再变温润。作者以灵物、异人不出,金膏、水碧不现来隐喻贤者的归隐。也表现出作者的消沉。
最后一层: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顿。”《千里曲》:曲名,即“千里别鹤”。蔡邕《琴操》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鹤一举千里,故名千里别鹤也。”弦绝:曲终。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枉自弹奏了一曲《千里别鹤》,本想借此消忧,谁知曲罢却像商陵牧子一样,思念之情愈加强烈了。作者的“千念”、“万感”郁积在心,至此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入彭蠡湖口》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观谢集,大抵在公元422年(永嘉三年)三十八岁前,他的诗作留存既少,风格也较多承建安(如《述祖德诗》)、太康(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之绪,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意脉贯通,夭矫连蜷,而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但是针法时嫌过细,状物时嫌过炼,使典时嫌过直,理语时嫌过多,读来时有滞重之感,而缺少后来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但并不大。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韩诗作的先兆,表现有三:
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谢灵运先此之诗,所记游程较窄,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但毕竟边幅较狭,大气不足。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以少总多,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春晚”、“白云”一联之陡转逆接,空间传神,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转转相生的格局,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而且深得动静相生,浓淡相间,张弛得宜之效。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全诗倦、难并起,再由“难”生发展开,最后归到深一层的“倦”,更透现出倦中之愤。在这一主线中,又以“千念”、“万感”一联与“三江”、“九派”一联,一逆接,一顺转,作两处顿束,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后来杜、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
其三是景语、情语、理语更形融合:谢诗的理语,决非人们常说的“玄理尾巴”。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也不失为一体。此诗的“理”则融洽得更好。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难具论”,而直至“九派理空存”才剔明这一点,再以下写江景各句,景中句句用典,也句句有情含理,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无有痕迹。最后“弦绝念弥敦”一句更有无尽远思,味在酸咸之外。如果说先此的谢诗,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
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且主要影响王维、孟浩然一脉;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与杜、韩一派的大手笔,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
此词系作者从京师返回洛阳后所作,故题为“西都作”。该词是北宋末年脍炙人口的一首小令,曾风行汴洛。词中,作者以“斜插梅花,傲视侯王”的山水郎自居,这是有深意的。据《宋史·文苑传》记载,他“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年间,钦宗召他至京师,欲授以学官,他固辞道:“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终究拂衣还山。这首《鹧鸪天》,可以说是他前期词的代表作,也是他前半生人生态度和襟怀抱负的集中反映。
上片主要写作者在洛阳时纵情于山水,豪放不羁的生活。首句以“山水郎”自居,写自己热爱山水乃出于天性。直抒自己的生活理想,他不喜尘世,流连山水。接下来“天教分付与疏狂”则声称自己懒散的生活方式和狂放的性格特征亦属天赋,因而无法改变。这两句充分表现出了词人的性格特征,坦荡直爽,豪气四溢。 “曾批给雨”二句以天意抒怀抱,透露出作者远避俗世,怡然自得的心理。这二句充满了浪漫的精神,富于神奇的幻想,不仅对首句进行了绝妙而风趣的解释,而且透露了他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和对世俗发自内心的鄙弃。
下片用巧妙的方法表现作者赛神仙的淡泊胸怀。“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写作者诗思的丰富,酒量的很大,隐逸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表现为对诗与酒的钟情。面对“侯王”几曾看过,凸显词人对功名富贵的鄙夷,面对王侯的傲骨铮铮。 “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这二句表现出作者不愿意返回京城官场,只想纵诗饮酒,与山水为伴,隐逸归老。玉楼金阙,本是人人羡慕向往的荣华富贵,但词人用一“慵”字,十分准确地表现了自己鄙薄名利的态度,相反对于“插梅花醉洛阳”的生活却十分欣赏留恋,体现名士的清高、名士的风流,“梅花”是高洁的象征,这里意在言词人的品性高洁。将高洁与疏狂的品性有机地统一起来,表现出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的狂放。
全词清隽婉丽,自然流畅,前后呼应,章法谨严,充分体现了作者蔑视权贵、傲视王侯、潇洒狂放的性格特征。
此词体现了词人鄙夷权贵、傲视王侯的风骨,读来令人感佩。无论从内容或艺术言之,这首词都堪称朱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一首“天资旷远”,婉丽流畅的小令。全词清隽谐婉,自然流畅,而且前后呼应,章法谨严。上片第一句“天教分付与疏狂。”下片的“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和“且插梅花醉洛阳”,表现了词人的潇洒、狂放和卓尔不群,照应了“疏狂”:“玉楼金阙慵归去”则照应了“懒慢”。
风俗画画家画不出时间的延续,须选“包孕最丰富的片刻”画之,使人从一点窥见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一法门,对短小的文学样式似乎也合宜,比如某些短篇小说高手常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不到情事收场先行结束故事,任人寻味。而唐人五绝名篇也常有这种手法的运用,张仲素《春闺思》就是好例。
这诗的诗境很像画,甚而有几分像雕塑。“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城边、陌上、柳丝与桑林,已构成一幅春郊场景。“袅袅”写出柳条依人的意态,“青青”是柔桑逗人的颜色,这两个叠词又渲染出融和骀荡的无边春意。这就组成一幅村女采桑图:“蚕生春三月,春柳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采桑度》),真可谓“无字处皆具义”(王夫之)。于是,这两句不仅是一般地写景,还给女主人公的怀思提供了典型环境:城边千万丝杨柳,会勾起送人的往事;而青青的柔桑,会使人联想到“昼夜常怀丝(思)”的春蚕,则思妇眼中之景无非难堪之离情了。
后二句在蚕事渐忙、众女采桑的背景上现出女主人公的特写形象:她倚树凝思,一动不动,手里提着个空“笼”——这是一个极富暗示性的“道具”,“提笼忘采叶”,表露出她身在桑下而心不在焉。至于心儿何往,末句就此点出“渔阳”二字,意味深长。“渔阳”是唐时征戍之地,当是这位闺中少妇所怀之人所在的地方。原来她是思念起从军的丈夫,伤心怨望。诗写到此已入正题,但它并未直说眼前少妇想夫之意,而是推到昨夜,说“昨夜梦渔阳”。写来不仅更婉曲,且能见昼夜怀思、无时或已之意,比单写眼前之思,情意更加深厚。
“提笼忘采叶”,这诗中精彩的一笔,是从上古诗歌中借鉴而来。杨慎早有见得,道是:“从《卷耳》首章翻出。”《诗经·周南·卷耳》是写女子怀念征夫之诗,其首章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斜口小筐不难填满,卷耳也不难得,老采不满,是因心不在焉、老是“忘采叶”之故,其情景确与此诗有神似处。但就诗的整体说,彼此又很不同。《卷耳》接着就写了女子白日做梦,幻想丈夫上山、过冈、马疲、人病及饮酒自宽种种情景,把怀思写得非常具体。而此诗说到“梦渔阳”,似乎开了个头,接下去该写梦见什么,梦见怎样,但作者就此带住,不了了之。提笼少妇昨夜之梦境及她此刻的心情,一概留给读者从人物的具体处境回味和推断,语约而意远。这就以最简的办法,获得很大的效果。因此,《春闺思》不是《卷耳》的摹拟,它已从古诗人手心“翻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