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天的《战城南》诗是他于“晋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末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的一首。铙歌，即“短箫铙歌”，本为军乐。何承天的这组《鼓吹铙歌》，“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者以颂扬赞美态度来描写战争，旨在“建威扬德，劝士讽敌”。其诗主题格调与表现形式，均与汉乐府古辞迥然有别。
此诗以叙阵战为主，采用整齐的三、三、七句式，每三句为一层意思，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作四段来看。
开头三句为第一段。首句“战城南”系套用乐府古辞语。作者起笔拉开战幕，描绘出大战的场景。“勍敌猛”以下六句为第二段，分别从敌我两方来写。前三句言敌方兵强马众，攻势凶猛；后三句写己方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仗大顺”，谓依顺天道民心。“应三灵”，指得日、月、星三灵垂象之应。如陈琳所谓“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军武赋》）古称“明王之征”，必顺天命以伐无道。战前先“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司马法》）而后命将兴师。作者在此强调己方乃“正义”之师，将士激于义愤，争相赴敌。“长剑击”至“长角浮叫”九句为第三段，写战场交锋。最后六句为第四段，写扫平“敌寇”，尽歼“逆徒”，余黎沾惠，百姓讴歌及班师回朝，庆功祝捷。
古代诗歌叙写战争，由来已久。早在《诗经》雅诗中就有如《常武》（《大雅》）、《六月》、《采芑》（《小雅》）等名篇，屈原《九歌·国殇》亦是一篇写战争的杰作。《诗经》雅诗之叙战事，多赞美周室功德，铺扬威烈。一般不在诗中直接描写作战场面，而是着重表现己方军威气势。如《大雅·常武》篇写周宣王征徐夷，第五章正叙兵事，云“王师啴啴（tān tān，众盛貌），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以一连串比喻表现周军进击时排山倒海，一往无前之势，显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九歌·国殇》有一节描写两军交锋，车列毂错，短兵相接，写得悲壮慷慨。然诗人意在祭悼战败死国的楚将士亡灵，而非耀武扬威，因而诗中叙阵战只是作为抒哀思的陪衬。何承天此诗则有与《诗》、《骚》等战事诗不同的特色。作者在诗中对阵战展开正面描写，既有鸟瞰式的宏大场面，又有形象具体的战斗描绘；运用写实兼比喻、夸张及声、色渲染等表现手法。诗中有的地方写得较简炼概括，有的地方着力铺张描状。如第二段写双方对阵情势，“横阵亘雷若屯云”一句，表现敌方“百校罗峙，千部陈列”，弥原盖雷，如黑云压城的强大阵势。写敌方的强大，既见战争情势之险恶与严酷，又反衬己方严阵以待，临危不惧。作者接下不对己方军容阵势作相应的描写，而以“义之所感士忘生”一句有力地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师直为壮”。这样避免了单调与重复，又突出晋军克敌制胜的原因，文笔简洁，有较强的概括和表现力。
两军正面冲突，交兵接战，是全诗用笔墨最多，也写得较出色处。作者善于抓住最能体现战斗特点的“声”与“色”，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如第一段写战争大场面，首先展示出黄尘滚滚，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的背景，以这片灰蒙昏沉的色调衬托出如银蛇狂舞，电闪大作的火红旌旗；似雷霆万里，声震天地的隆隆战鼓，格外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段写“飞镝炫晃”与朱火飞烟，光色相映；剑击弓鸣与“长角浮叫”，声响交加，种种光色音响交织一体，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生动地再现一场大规模混战的紧张激烈情景，渲染出浓烈的战争气氛。作者还着重从动态来描写交战。第二段写兵来将往的厮杀格斗；雪刃纷飞，箭矢如雨，铁骑奔突，华眊急旋。这一幅幅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使人想起曹丕诗：“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黎阳作诗三首》之三）这段共用六个短句：“长剑击、繁弱鸣”；“虎骑跃，华眊旋”；“骁雄斩，高旗搴”，每句都用动词结尾，读来给人以一种连续、动荡不已和如火如荼之感。
全诗叙阵战，笔墨铺张扬厉，句式长短相间，排偶齐整，颇有气势，然略嫌辞赋味太浓，缺乏诗歌韵致。
这首诗除尾联两句抒情言志以外，其余六句都是咏蓑衣的。首联写渔人爱蓑衣。颔联写渔人披蓑衣。颈联写渔人脱蓑衣。
蓑衣虽然是用草和绳子编缀而成的，但是在渔人的眼里，它是色彩鲜明、质地轻柔的，穿着它是胜过衣服的。穿上它，倚在船上钓鱼是非常合适惬意的。吟诗是诗人的事，钓鱼是渔人的事，既钓鱼又吟诗，就不是一般的渔翁，而是闲居江湖的高雅之士的行为了。诗人爱蓑衣，正是他喜爱浪迹江湖，不与污浊庸俗的官场往来的思想情感的流露。这两句为全诗定下了基调，表现了淡泊清高的情韵。
颔联叙渔人披蓑衣。这两句意思是：在那芦苇的婆娑影子里，在那浮动的水气中，披着蓑衣卧在渔船之上；在那如盖的莲叶影里，在那清幽的荷香中间，披着蓑衣御着雨。这一联写得有意境，波光潋滟，烟霭迷蒙，苇影参差，莲叶滴翠，荷花吐香，加上雨洒做面，如溅珠进玉，此间一叶扁舟，舟上卧着披了蓑衣的渔人，这景象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人描绘这么一幅渔人乐趣图，是对渔人无忧无虑生活的赞颂，也是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的向往。诗人之所以要叙写渔人披蓑衣的情景，就在于借此表现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天地。因此这里的景愈美，也就显得人愈雅，从而对比了现实社会中官场的混浊，披上蓑衣，就能超然尘外，就可归返自然，诗人对蓑衣是非常喜爱的。
颈联写醉后和晴时脱蓑衣，在两种情况下脱下蓑衣：一是在好客的酒家开怀畅饮、醉意朦胧之后，狂放自在，抛开了蓑衣；一是在晚霞满天，收棹拢岸之后，把蓑衣脱下来，随手堆放在渔舍里。这显然是对无拘无束、怡然自乐的渔人生活的讴歌。
以上三联都集中笔墨于写蓑衣。首联系总起，二三两联分写，一写“披”，一写“脱”。“披妙时风景如画，“脱”时神情活现。写“披”，景是动，人是静;写“脱”，景是静，人是动。一“披”一“脱”，两相对照，把诗人对这种渔人生活的由衷深爱披沥无遗。
尾联画龙点睛，揭示主旨：任凭你紫绶金章有多高贵，我是不会轻易把我的蓑衣换你的官场礼服的。“莎衣”也就有了象征意义。“富贵非吾愿”，衣锦而招摇过市那是沐猴而冠。穿上莎衣“遁世以保真”，“渔歌入浦深”；“白云依静渚”，“万事不关心”。诗人面对宋太宗而拒绝受官，正和他不愿将蓑衣换官服的思想行为是相一致的，由此可见其思想情操。这就表明，这首《莎衣》，不是一般的咏物诗，而是一首咏物言志诗。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视官爵如敝屣的思想，由于要和“紫缓金章妙对举，因而诗人改变了自楚辞《渔父》以来一贯咏渔翁的写法，不着力于“人”而专意于“衣”，从而构成“换”的关系，构思新巧。在前三联极写蓑衣的基础上，笔锋一转，泻出正题，是点峭传神之笔，足有千钧万解之力。
和亲，是在帝国看似强盛的肌肉上深深扎下的一根尖刺，让无数帝国有心之士彻夜难安，痛不欲生。在辗转反侧之中，是否会有人扪心自问，这样的决策对于那些如花女子公平与否？事实上，没有人去关怀这些可怜女孩子们的微弱愿望。 在所有胸怀宏伟大业和深陷政治漩涡之中的那些人看来，能够以微小的代价换取数十年的安宁，一切牺牲尽皆微不足道都是值得与舍弃的，如此置换的结局甚至显得十分美好。在汹涌澎湃的和亲大潮翻滚之下，没有人能够看到女子流淌下来的热泪，因为眨眼之间就淹没在这股浪潮里面，无声无息。 边地莺花少 窗外天上云舒云卷，室内史册忽明忽暗，历史烟云终归是繁花一梦，不管是霸图伟业，抑或是神仙眷侣，到底尘归尘，土归土。如果说记忆还有些许温度，也只剩腮边刚刚滑下来的那一行行热泪，滚烫而炽热。
《同李少府观永乐公主入蕃》 作者孙逖，唐朝诗人，大家只要知道他与“燕许大手笔”中的苏颋齐名，知道这一点就够了。毕竟其人阅历事迹，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基本上是茫然地，知道与不知道，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说有什么是要补充的，便是《全唐诗》收其诗一卷，共六十首，这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有兴趣的，可以去翻阅一二。 关于这首诗创作的背景，根据新旧唐书记载，开元三年，契丹首领李失活率部来降，第二年唐玄宗封东平王外甥杨元嗣的女儿为永乐公主，并把她赏赐予李失活为妻。那么我们根据本诗题目，可以得知此诗当是写作于这个时间段内。
都说大唐盛世，其实唐朝特不是东西。其中一个庞大的荒谬之处，便在于政治上的“和亲”之举措。把大唐女性都当作了什么？如此看来，大唐上下无一是男儿。可能热血，都已经淹没在了石榴裙之下了，萎了，缩了。如果一个“盛世”是靠出卖来维系的，这样的“盛世”，不要也罢！
这首诗的内容其实非常好理解，在开头两句，诗人主要对边地做了一番叙写，“边地莺花少，年来未觉新。”荒凉的边境地界之上，花花草草非常的稀少，更不用说叫声动听的那些黄莺儿，亦是十分罕见。长年累月生活在这种苦兮兮的地方，对于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再也找不出来一丝半分的新鲜感。 然而事实上，诗人本身只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描写大多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当然，这些虽然只是听说，但却不能怀疑其中的真实性。处在诗人当时的位置上，多少还是能够得到一些与边境上有关的事迹的，其中的艰辛自然会有人讲述。或许正是如此，诗人方才会在诗的开端，对边地恶劣的环境进行一番描绘。
接下来两句，“美人天上落，龙塞始应春”，诗人经过前面的叙述，在此就含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在里面。美丽的姑娘恍然从天上降落在这里，从此以后，原本荒凉的边境要塞就要变得充满生机勃勃。这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实际上是非常浅显的，也是缺乏意义的。
历史上，对于这首小诗，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以《唐诗解》为代表，论述道：“以天上之美人入无花草之地，果能使龙塞生春乎？痛惜之意，见于言外。”意思是，诗人在此所写的，其实全部都是说的反话。也就是说，必须要通过字面背后的阴影，来认真分析诗人真正所要表达出来的内涵。另一种以《唐诗选附注》为代表，认为：“按公主何可以为美人称之？通篇语亦轻薄，不足观，何论者徒以新意见赏也。”这个意思完全和上面相反，并且反驳指责“以新意见赏”是一种是非不分的恶习行径。此种恶习，其实至今仍旧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态，可谓混淆黑白，是非不分。
如果我们把本诗题目和内容结合起来，再仔细地观察考量，就会发现此诗并不简单，它确实包含着自己的意图。所以，《唐诗解》的看法其实并没有错，诗人的确带有正话反说的目的性质。荒凉的边塞之地，怎么可能因为一个“美人”的到来，就突然改变了恶劣的面貌呢？这是根本不会存在的虚无缥缈之幻想。结合题目中“观永乐公主入蕃”之事件，便可以体会到诗人对“蕃人”的痛恨之意。“公主入蕃”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一种被逼迫之后的失策，其让大唐男儿面目何在？ 基于此点，我们便会体悟到《唐诗选附注》里的愤慨“通篇语亦轻薄”，恰恰便是这种轻薄之意，可以很好地让我们领会到诗人的本意。因为本诗最后两句，诗人的视角开始变换到“蕃人”的角度上来。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此处诗人为什么会大胆以“美人”称呼永乐公主了。只有那些尚未开化的“蕃人”，才会高兴地以“美人”称呼公主，而此处充斥着肉腻气息的无边“春色”，对于唐人来说却是一种带着深深恶意的羞辱之色。
综观此诗，如果单凭诗歌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恶俗景象，是无法真正解析此中内在含义的。只有把诗作和题目两相紧密结合在一起，关注诗歌产生的相关背景，才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察觉到诗人隐忍不发的难以排遣的那种愤慨之意。这种小人物“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无能为力感，直到今天，仍旧让我们为之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