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送别的对象为“何遁山人”，“山人”一般指隐士或与世无争的高人。根据题目中的“归蜀”一词可知，何遁山人是要回在蜀地的家。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想象手法的使用。送别诗用想象的手法，想象所送之人与自己分别之后的情况，当属常见。但这首诗却与别诗另有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全诗四联八句均为想象之语，没有一句实写两人分别时的情形。此诗全用想象，读来却无重复累赘之感，这是为什么？诗人想象的角度不同使然。
根据诗人想象的角度，这首诗可分为两层：前两联为一层，后两联为一层。
我们先看前两联。这两联是从何遁山人远在蜀地的孩子（“童稚”）的角度进行想象。
首联“春风入树绿，童稚望柴扉“，乃诗人想象何遁山人的孩子在自家柴扉外急切地盼望父亲归来。首句“春风入树绿”是写景，描写春风吹过，蜀地的枯树骤然变绿的情形。此句写景，作用有二：一，为全诗奠定明朗、欣悦的感情基调；二，引出下面一句“童稚望柴扉”。“童稚望柴扉”是说何遁山人的孩子站在自家的柴扉之外向父亲归来的方向望去。这个孩子之所以急切地盼望父亲归来，正是因为春风重归蜀地的景象让他想起在外未归的父亲。
颔联“远壑杜鹃响，前山蜀客归”，紧承首联，想象何遁山人倚门远望的孩子忽然听到远处的山壑中传来杜鹃的叫声，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父亲翻过前山回来了。此联，诗人不写孩子望到父亲归来时的反应，只说孩子看到父亲回来了，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极大地想象空间。孩子看到父亲时的欢喜雀跃自不待说，除此之外，他还会做些什么？是赶紧回家将喜讯告诉母亲以及其他家人？还是直接兴冲冲地跑过去迎接父亲？还是先告诉家人，然后和家人一起去迎接父亲？这是诗人故意留下的空白，需读者通过想象去填充。要指出的是，首联和颔联虽然只写了何遁山人的孩子，但透过孩子，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家人对山人归来的急切盼望和看到山人归来的极度喜悦。
因为颔联已写到“蜀客归”，诗歌后两联就自然转而从何遁山人的角度展开想象，想象其回家之后的情形。
颈联“到家壑社燕，下马浣征衣”，想象何遁山人初到家乡的情形。社燕者，春燕也。燕子春社时来，秋社时去，故有“社燕”之称。何遁山人刚刚返乡，燕子也刚刚归来，两者相见真如老友相壑，其场面当何等亲切、喜悦！“征衣”，旅人之衣。山人到家，下得马来，立即脱下征衣，洗掉征尘，其对漂泊生活当是何等厌恶，到家之后的心情当是何等轻松、愉快！此联一“壑”一“浣”，写尽了山人回乡后的喜悦。
尾联“终日自临水，应知已息机”，想象何遁山人的隐居生活：终日在水边钓鱼，完全摆脱了世俗的琐事杂务，恬淡闲适。此联想象何遁山人的隐居生活，一方面表达了对朋友的良好祝愿，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自己对这种生活的向往。
除想象手法的使用，作为送别诗，这首诗与其它送别诗还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全诗丝毫没有送人时的惆怅感伤，甚至没有对朋友的留恋，有的是为朋友归乡而高兴，有的是对其以后生活的良好祝愿，有的是对朋友归乡的羡慕。
《菩萨蛮·萧萧几叶风兼雨》通篇用白描的写法，从多个方面去描写和渲染，写思妇的苦情。“风兼雨”“长更”是耳闻，“蟾蜍下早弦”是眼见，“夜寒”是身体感受，“无处不伤心”是心理感受。容若将离人苦夜长，相思难解，无处不伤心的苦况写得精细到位，末一句雅而伤，词中女子显然是淑女，风格姿态不同于《古诗十九首》里的“荡子妇”。“轻尘”两字更将闺阁寂寥的氛围摹写得深细。凄婉之情溢于词表。上片展现自然景象，秋天的风雨和秋天的月。下片是社会事相，泪花和灯花。
上阙写景。首句中，词人描写了凄风苦雨下，落叶萧萧的景象，渲染出一种悲凉的悲凉的氛围。“长更”一句，从李煜《三台令》词中化出，写长夜漫漫，无法入睡，词人索性抬头望天，不知不觉，月亮已在上弦处了，表明词人孤卧时间之久，寂寞难耐。词的下阙写词人好不容易入睡，却因凉夜被薄惊醒，孤凄寒冷透彻心扉，不觉泪水伴着灯花淌落。满心伤怀，更奈何，眼望去，竟是伊人昔日所弹之琴，如今古琴都蒙上了灰尘，更休提伊人如今飘然远去了。
词人所描之景，在古琴处停止，仿佛古琴余音，婉转低回，回味无穷。
该曲开头的“山藏白虎”是指苏州西北的虎丘。相传吴王阖闾死后就葬在这里，三日后，“白虎蹲踞其上，故名虎丘”。以虎丘为题材的作品，往往发思古之幽情，写兴亡之感叹。“云藏寺”说的是虎丘山寺的风光。苏轼曾在此写过一篇《虎丘诗》：“东轩有佳致，云水丽千顷”，梵宇入云、宝塔耸霄的虎丘寺被“千顷”云涛所遮掩。青山葱郁，白云缭绕，金寺若现，就在读者沉浸在阆苑仙葩的虎丘山景之中时，作者把镜头拉近，描绘“池上老梅”。这里的池是虎丘山下的剑池。池边飞岩如削的崖壁上斜伸着几株槎枒苍老的梅树，与上句结合起来，远近相辅，高低错落，虚实交映，尽显笔致的空灵。
“洞庭归兴”由景人情，引发作者联想。“洞庭归兴”借用范蠡功成隐退之典。后人常用此事称道鄙薄名利的品格。“香柑红树”一句，作者由四时果鲜的太湖洞庭而想到尤为出名的洞庭红橘，又由红橘追忆了三国时陆绩怀橘归遗其母的典故。“鲈鲙银丝”用晋人张翰之典。作者连用三个典故，不仅切合怀古之题，也表达了一生沉抑下僚、偃蹇仕途的作者终于勘破世情的顿悟：一切功名富贵，荣辱兴亡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故应尽快知机隐退，远祸全身。
“自家池馆”写的是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来虎丘游玩的遗迹。“吴王花草”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诗句“吴宫花草埋幽径”。吴宫相传为阖闾、夫差所建，多有奇花异草，吴亡之后被焚烧。这里有吊古伤怀之意。“长似坡诗”是前面两句的归旨，说的是虎丘仍然像当年苏东坡《虎丘寺》中描写得那么美好，但已物是人非，曾在这里留
下足迹的人却福祸无常，最终都流散在沧桑的历史长河之中，只剩下虎丘的美景告诫着世人历史兴亡之感和人世幻灭之伤。
作者承“吴王花草”而下，进一步感慨兴亡。西施以美色诱惑吴王，最终导致吴国灭亡。而今这冷清的月夜里，凄厉的乌啼还在诉说着荒淫误国之恨。这种凄凉的意境更深化了“可人怜处”的兴亡之感。
该首小令由景人情，抒发怀古伤今之叹。作者还工于用典，几乎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正如明王骥德所说“曲之佳处，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而在于是否“引得的确，用的恰好”（《曲律·论用事》）。作者虽然在曲中频繁用典，也化用了许多人的诗句，但却结合了作者的领悟和构思，创造出新的意境，堪称张小山怀古小令中的佳品。
题为《咏史》，实则伤时，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庸俗苟安之状。他们或依附权门，窃踞要职，或明哲保身，埋头著书。结句才接触史事，以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知识分子的用心。借古讽今，含意深邃，深刻而又辛辣地把对“名流”的揭露提高到对清王朝统治的批判上，鞭挞了当时整个现实社会的腐朽没落。
首联写在繁华的东南地区，那些依附权贵、沽名钓誉的所谓“名流”，都是从个人利害出发互相勾结和倾轧，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恩怨，把这个地区搞得乌烟瘴气。作者客居昆山，俯仰东南士风，感慨颇多，所以在诗中着重讽刺了江南一带“社会名流”争名逐利的卑劣品行以及官场为小人所把持的现状。
颔联中说“名流”中之官场，既有手柄大权、铜气熏天之“牢盆狎客”，亦多团扇麈尾、高谈阔论而百无一能之贵介子弟，那些在盐商家帮闲的清客和那些轻薄文人——即所谓的“名流”，在当时的社会操纵全局、窃据高位。诗句中虽未具体揭示“名流”们祸国殃民的罪恶，也没直接描写老百姓遭受欺压的苦难；但整个社会被这样一批狐群狗党所统治，不难想见这表面上繁华绮丽的金粉世界是怎样的乌烟瘴气，二者共同酿就的恶浊之风深为作者所厌憎。一“操”字、一“踞”字本无褒贬，此处却写得极富动感、极冷峻，鞭挞之意鲜明自见。
颈联反映了士人在文字狱高压政策下的处境和苟安态度。诗句中既表现了诗人对清政府利用文字狱镇压士人的愤恨，也对那些不顾国家利益、只醉心于个人名利的士人表示了不满和慨叹，对现实的另一端、与官场相对照的“士林”心态予以揭皮见骨的描摹，痛下针砭。表示了作者对高压下的知识群体的柔媚、怯懦充满愤懑与同情，从而引出结尾两句。
尾联作者锋芒所向是玩弄士人于股掌之间的最高统治层。从刘邦假惺惺的不可能兑现的封侯许诺，到李世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的洋洋得意，再到朱元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即“自外其教”，应“诛其身而没其家”的酷法，再到清初以来不绝如缕的文字狱案，谙熟史事的龚自珍深悉底里，于是借田横的故事告诫世人不要轻信清政府的怀柔政策。借这一历史故事，揭露了清政府对士人采取的思想压制和笼络政策的欺骗性。他们才是造就这些“黑幕”的总后台。作者真正可贵的思考蕴藏在最后这一问中。
这首诗的特点在于一是表现为吟咏历史与讽喻现实的统一；二是表现为政治思想与艺术概括的统一；三是全诗层次清晰，笔锋犀利，用典贴切，叙议结合，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造语凝重端方，属对严谨工整，音调铿锵悦耳，读来有骨力铮铮之感，增强了诗歌的韵律美和音乐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