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写妻子过生日时的美景来烘托妻子的娇贵、可爱，接着用比喻抒发自己愿与妻子白头偕老的美好愿望，最后设想妻子喜逢生日而不能与丈夫共同庆贺的心情。全诗以互换思绪的写法，既是写思夫的女子闺怨，又是向妻子表达自己的思念与深情，对不能归家为妻子过生日表示歉意。
“谢家生日好风烟，柳暖花春二月天。”首联以妻子过生日的美景来烘托妻子的娇贵、可爱。“柳暖花春”描写了妻子过生日之时的美好：正是农历二月春暖花开的艳阳天气。阳光明媚，薄雾缭绕，好似人间仙境。从心理上给人以美景有美人之感，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爱慕。
颔联“金凤对翘双翡翠，蜀琴初上七丝弦。”以谢家女来代指妻子，既写了妻子出身名门，也写出了妻子的聪明才智。还抓住妻子头上的首饰、妻子娴熟的琴艺等有特征的事物进一步写出了妻子的多才多艺。
颈联“鸳鸯交颈期千岁，琴瑟谐和愿百年。”用比喻抒发自己的美好愿望。用鸳鸯交颈和琴瑟谐和来表达自己希望与妻子白头偕老，永不分离，使诗歌的情感进入高潮。
尾联“应恨客程归未得，绿窗红泪冷涓涓”却是一个大的收煞，这是作者对妻子喜逢生日的心情的设想，描写了妻子接到作者的这首诗，知道丈夫不能回来与自己共同庆贺，她痴坐在闺房中，眼泪汪汪，满怀伤感，属于“从对面写来”的方法，在恋诗中别具一格。突出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孤独凄清，并把夫妻二人的感情融为一体。
全诗写婚后与别后之恋，除了表达对妻子生日表示祝贺之外，也表达了诗人对家中妻子的思念之情和不能回家团聚的遗憾之情，意挚情真，写得极为感人。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
这首诗在艺术构思上颇有独到之处。作者不是像《国风·邶风·谷风》那样采用如泣如诉的怨愤之语出之，也不是像《卫风·氓》那样采用回忆倒叙的方式出之，而是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巧遇场面，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揭示一对离异之后的夫妇的心理状态和各自的感受，从而鞭挞了喜新厌旧者的灵魂，批判了不合理的封建夫权。诗用叙事之笔开头：“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从“故夫”一词，可以知道“采蘼芜”的主语是弃妇。古人认为佩蘼芜可以多子。弃妇于此物本无所用，而现在上山采摘，暗示她已经再婚。在她满载而归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故夫”。巧遇时的情状如何，诗中没有直说。但“长跪问故夫”一语，侧面说明“故夫”的脸上颇有几分惭悔之色。若是怒目相向，则弃妇就决不会“长跪”相问了。弃妇被无端遗弃，缘“故夫”的喜新厌旧，所以这次巧遇，她倒要故意问问新妇的情况了。
“复何如”，犹言又怎样，话中不无谴责之意。“故夫”于惭悔之余，不得不以实情相告。“新人虽言问”，尚属自我解嘲语，忸怩之态可掬；“未若故人姝”，才是真切语，懊悔之情如见。“颜色类相似”句，活画出喜新厌旧者的心理。当初弃妇被逐，自是“颜色”不如“新人”之故。而“新人”入门既久，渐成旧人；弃妇转嫁他人，已成他家“新人”。“故夫”以喜新厌旧之目光视之，转觉己之“新人”，与已成他家“新人”之弃妇，颜色无复区别，岂止无复区别，从“手爪不相如”一句，知“新人”亦已招厌。“新人从门入”两句，余冠英有精辟的分析：“两句必须作为弃妇的话才有味，因为故夫说新不如故，是含有念旧的感情的，使她听了立刻觉得要诉诉当初的委屈，同时她不能即刻相信故夫的话是真话，她还要试探试探。这两句话等于说：既然故人比新人问，你还记得当初怎样对待故人吗？也等于说：你说新人不如故人，我还不信呢，要真是这样，你就不会那样对待我了。这么一来就逼出男人说出一番具体比较。”（《乐府诗选》）这段分析，从语言环境和人物心理两方面揭示了文字之外的丰富的潜台词，因而是耐人寻味的。
“新人工织缣”以下六句是故夫从新妇的女工技巧不及前妻，怨“新人不如故”。这六句具体比较，是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一般来说，女子被休弃，总是要蒙受恶名的。古时有所谓“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的“七出”之条（参《大戴礼记·本命篇》）。这位妇女的被休弃，看来与七条都不沾边，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喜新厌旧者要抛弃妻子，可以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如手脚笨拙，劳动偷懒之类。现在通过“故夫”自己的口来与“新人”作比较，说明弃妇手脚不笨，劳动并不偷懒，这就使弃妇蒙受的恶名完全被洗刷了。诗写到这里已表现出她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再者，喜新厌旧心理在封建社会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心理所以能在男子身上发展到无所顾忌地赶走妻子、另寻新欢的地步，不能不说是封建制度赋予男性以夫权的结果。此诗特意让男子自述其行为的乖张无理，实际上是对封建夫权的不合理作了揭露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最后六句的男子比较之词，不仅使弃妇的形象变得丰满起来，而且全诗的主题思想也深化了。另外，截取巧遇场面虽适宜于描写眼前事，却不易展示诗中人物与事件的过去和未来；而篇末让男子作一比较，不仅弃妇过去的生活情况、劳动态度与所遭不幸，一切了然，而且连“新人”今后将遭受何种命运，亦可大致预见。故此种匠心安排，使时空领域大为开拓，而作品的容量亦有逾常品了。
诗的前四句写国家近来经常发生战乱，朝廷着急赏功平乱，因此武将多在高位，当时的地方长官也多是由武将担任。如今安史之乱已平，因此朝廷开始简用文人，意在提醒路使君重视这一次的简用。
接下来两句说现在国家急需贤能的良臣，你应该很快被提拔的。朝廷由武臣兼领到简用词人，这是一个新的转变，因此说“新”。这两句写得冠冕、大气，意在鼓舞路使君，为其行壮色。因为当时文人多不敢领郡，所以杜甫有“领郡辄无色”的话。这句是用古人期待路使君。下两句写战祸的惨烈后，说明官府对百姓的剥削。接下来四句承上句，说官吏应该廉洁，百姓也不要惧怕豪强，只要你能做一个被人敬仰的刺史，我即便穷途潦倒也没有关系。
诗的最后两句点明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在秋天的大江畔。这个场景别有深意，一方面，诗人希望路使君能够听从自己的劝谏，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廉吏；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担忧，“回首大江”这个场景极具感染力。
杜甫赠人之作，对于“为民上者”都各有殷切的期望，归结于爱国爱民。在送路使君之前一年，送严武入朝有诗，其结句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以大义相要。王嗣奭云：“公与严公交契厚矣，十韵不及私情，而结以‘临危莫爱身’，道义之交如此。”在送路使君后，赠王契侍御也有诗，长达四十韵，有句云：“要闻除猰㺄，休作画麒麟。”《镜铨》注云：“上句勉其立功，下句戒其尸位。”又送高常侍云：“今日朝廷须汲黯”。汲黯乃汉武帝时直臣，汉武帝称之为“社稷之臣”。杜公深感自己生平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未能实现，惟有寄希望于国之重臣以及地方官吏。故每当送人入朝或赴任时，无论亲疏，总是或显或隐、或直或婉地通过所赠诗篇而致其恳切期望之至意。故读送路使君诗而联想及诗人在蜀中的其他赠送之作，就可以明白诗人其爱国爱民的一片苦心了。
篇末两联，自是谦己而尊人，感物而寓意。“霄汉瞻佳士，泥涂任此身”。身在泥涂，哪还有什么作为， “诗酒尚堪驱使在”，也只有任运而行；瞻佳士于霄汉，或当大有作为，也可引以自慰了。 “秋天正摇落，回首大江滨”。点出了季节和地方，感慨万端，馀情不尽，托情于景，以景写心，尺幅中有千里之势，篇终接混茫，读者当于反复咏诵之中有所自得。此诗首四句起，末四句结，中间八句为腹心，“众寮宜洁白”一联，尤为重要。此诗结构谨严，语言质朴，对仗精工，而内涵力量甚大，境界很高，气浑旨深。
前三句的两个比喻总体的概括了全诗意旨，那瓶沉簪折正是女子遭遣弃命运的写照。次三句写女子年少时的美貌殊姿，以相识之前的欢悦与相识后四句横遭不幸的痛苦相对比。再下写女子以身相许，决然私奔的过程，表现了痴情女子的天真和纯洁及为情所动的真实形态。之后的五句叙述私奔带来的屈辱和痛苦。“聘则为妻奔是妾”表达了没有经过礼法嘉许的结合，即使相爱情深也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女子愤然出走，然而天地茫茫，已经无处可归。诗末两句凄凉悱恻，是对后世痴情女子的警策，也是女子自身屈辱悲愤的呐喊。“痴情女子负心汉，教人如何不悲伤。”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人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也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这位重自尊的女性，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一个追求真正爱情的弱女子是难以与强大的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在那个时代，像这样一个自主追求真正爱情的女子，不但在夫家会受到歧视，就是回到娘家，也会被自己的父母弟妹所鄙弃，她会被看成败坏门风的不祥之物。残酷的封建礼教就是这样直接摧残着人们的身心。因此诗人最后感叹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看似劝戒，实为叹息，诗人对诗中主人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他的劝戒。诗歌的基调因之也变得深沉且凝重。
此诗的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单纯、美丽、多情的女子形象。除结尾外，整篇作品都是一个不幸女子的内心独白。刻画她的美丽不是通过自我欣赏而是借他人口中说出，手法颇高妙。“知君断肠共君语”，“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等语，刻画少女，贴切自然，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单纯、多情。开头以银瓶、玉簪隐喻美丽的少女，新颖别致，托此以起兴，与下文衔接自然。结尾仅言她出门后没有去处，不进一步描写悲剧的结局，余韵深长，发人深省。
在这首中长篇叙事诗中，诗人用凝练的语句表现了一私奔女子的悲哀。《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它在题材上与古乐府中的弃妇诗类同，但其风格与情调与传统之作多有不同。从内容上看，全诗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带有中唐都市生活的色彩，女子能有这样的机会与男子交往并能私奔，这在当时其他人的作品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唐人都市生活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唐朝的商业生活给青年男女的交往带来了一定自由，但传统的礼教观念却扼杀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制造了一些悲剧，而在这一悲剧中女子更是一个更大有受害者。诗人取材典型，对扼杀人性的礼教提出了批判。对不幸的女子表示了同情。其中对礼与情之间矛盾的表现体现了中唐士人的思想个性。其次在艺术表现上诗人也体现了中唐文人的叙事艺术的水平，诗人以女子之口叙述他们相识、私奔以及产生矛盾的整个过程，情节完整生动，极具戏剧性。诗人着重交代矛盾的原因，细致描写女子被弃后的心理， 突出故事的悲剧性与抒情性。诗人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了这首长诗。同时，也表达了告诫女子不要轻易与人私奔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