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背斜阳上小楼”，一开场先摆动作，画面里，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独上小楼，背后是红红的斜阳，很有气氛，接下来是用音乐进一步烘托气氛：“谁家玉笛韵偏幽”，不知道哪里传来的背景音乐，是笛子曲，韵律幽幽。
八卦一下：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独上小楼，听到“谁家玉笛”，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见那个吹笛子的人，那么，他是怎么单靠耳朵听出来人家吹的是玉笛而不是竹笛或金笛呢？
答案是这种耳音别说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就连笛子专家家也很难做到，像“玉笛”这种词语，仅仅是源远流长的一种诗人语言——比如，同样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的笛子声，如果你想表达君子情怀，那就说“玉笛”；如果你想表达乡野之情，那就说“竹笛”；如果你想表达豪客沧桑，那就说是”铁笛”；如果你写武夫小说，那就写成“金笛少年”。
只有笛子是真的，那些玉、竹、金、铁一般都只是诗人为塑造意境而主观加上的修饰，不可当真。就诗人们而言，这些修饰都是意象符号，是一种传统的诗歌语言。
接下来，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已经在笛声的渲染下登上小楼了，在诗歌里边，主人公只要一登高I无论是高台还是高楼l，往往就要感怀了。由登高而感怀，这也是一个相当有传统的诗歌套路。
登高之后，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先写了一下登高之所见，即“一行白雁遥天暮，几点黄偏满地秋”，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天上是暮色沉沉，一行白雁在飞；地上是秋景萧瑟，几点黄偏堆积。
白雁，比大雁体形略小，据说是纯白色的。白色的雁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但唐诗里有“东溪一白雁，毛羽何皎洁”，宋词里咏白雁也有“冰魂问归何处，明月影中藏”，看来还真是白色的。
地上，几点黄偏而已，并不是满地黄偏，但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却说”几点黄偏满地秋”，这比“满地黄偏堆积”更显得凄凉萧瑟，后者就好比一个人已经躺在血泊中喘息最后的几口气，前者却如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屠刀正在朝自己砍过来。
下片“惊节序，叹沉浮”，开始登高感怀了，季节代谢，人生沉浮，总是惹人伤感，“秾华如梦水东流”，好事情总是才一来到就马上消失了，像梦一样容易破灭，像河水东流一样不可逆转。
“水东流”在诗歌意象里一般有这样几种含义：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不可逆转。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很无助，人的一生无法摆脱命运，就像电影里的人物无法摆脱剧本。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喜怒哀乐，而揪心着急，其实冷静下来一想，我们也知道这些故事早就在电影胶片里被固定好了。李煜和纳兰性德（纳兰容若）他们有时候就像电影里的人物突然有片刻的灵光一闪：哎，我不会只是一个电影人物吧？
“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化自曹唐诗“人间何事堪惆怅，海色西风十二楼”，纳兰性德（纳兰容若）换“何事”为“所事”，比较难解，有注本说“所事”即事事，很多事，钟继先有“所事堪宜，件件可咱家意”，看来这个词大概是从元曲里来的俗语。
横塘，较难解。若当地名讲，南京和苏州都有横塘；若当泛指讲，诗人语言里和这个词有关的一般都涉及男女情事。有注本说这首词是纳兰性德（纳兰容若）怀念南方友人，也讲得通。以横塘代指江南，也说得过去。如果这是怀人之作，那么“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意思就是南方的老朋友啊，人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发愁，我还是省点心别去惦记你好了。
当然，这是在说反话，实质上的意思是：南方的老朋友啊，你看，我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发愁，可我还是很惦记你呀。
上片绘写西湖岸上的清丽景色：“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那古老的西湖岸边，丛生了一片青色的菰草根；新开的水渠，正滚走着碧绿的水流；恰好看到闪闪湖光，照满了万家的楼房。而后，笔锋却突然一转：“记取他年扶病、入西州。”扶病，带病勉强做事。词人面对西湖美景，却提醒自己说：“应该牢牢记住：自己的政治抱负依然难以实现啊!”犹如重拳捶胸，给人以猛烈的撞击，显现出词人壮志难酬的内心抑郁。文词的突然转换，使笔墨霎时开张。
下片则通过景物，倍写自己乖蹇难堪的坎坷道路。与上片的郁闷感叹交相呼应，并加以发展：在端午佳节中却碰到了连绵梅雨，令人不知所措，好像把自己的余生寄托在一叶小舟任其漂流一般；然而，舟侧又遇到杂草丛生的菱角和菰根，浮在湖面，累累相阻。“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那湖面的千顷明月光，皓洁清沏，又使人留恋难返。
此词时悲时喜，曲折委婉，终把词人矛盾复杂的心境和盘托出，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感受。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