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是忆旧。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起首两句写早年的政治生活。唐宋时九品官服色青，公元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陆游由福州决曹掾被荐到临安，以九品官入京改职，言“青衫”十分贴切。陆游为官期间交识的同辈人士多是一时俊彦，因言“结友尽豪英”。
“蜡封侯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写任圣政所检讨官时的活动，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很鼓舞人的。这时宋孝宗刚即位，欲有所作为，遂恢复起用主战派的著名人物张浚，筹划进取方略。
词的下片是抒愤。
“时易失，志难城，鬓丝生。”换头三句既是词意的转折，接连三个三字句如走丸而下，表现出他激动的心情，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经历的转折。“时易失”，先就大局而言，就是说，好景不长，本来满有希望收复中原的大好机会竟被轻易地断送了！宋孝宗操之过急，张浚志大才疏，北进结果遭到符离之败，反而又结成了屈服于金人的隆兴和议。这些史实概括在这一短语之中，表现出了陆游的痛惜之感。“志难成，鬓丝生”就个人方面说，正因为整个政治形势起了变化，自己的壮志未酬，而白发早生，以致成终身大恨。六字之中，感慨百端。
“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歇拍三句写晚年家居的闲散生活和愤懑情绪。“平章风月，弹压江山”是相对上片结交豪英，夜半草檄而言的。那时候终日所对的是英雄豪杰，所作的是羽书檄文；此时终日所对的则是江山风月，所作的则是品评风月的文字，成了管领山川的闲人。天壤之别的场景，怎能不令词人痛心疾首，透出无奈之态。风月的品评，山川的管领，原是“闲者”的事，与“功名”二字沾不上边，而结句却说“别是功名”，这是幽默语，是自我解嘲，也是激愤语，是对那些加给他“嘲咏风月”的罪名的人们，予以有力的反击，套用孟子的一句话就是：“予岂好嘲咏风月哉；予不得已也！”
全篇率意而写，不假雕琢，语明而情真，通过上下片的强烈对比，反映出陆游晚年的不平静心情。
这是一首豪气快意的小令，前两句先通过服饰、车马表明自己身居高位；接下来再正面抒发自己气吞山河的气势，以及辅佐帝王、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全曲写得气势非凡，一气贯通。
开篇两句呈现出一种华丽的贵胄之气和踌躇满志之态。“金鱼玉带罗襕扣”是从衣饰显示出其品阶，显然伯颜此时已身居高位，位列五候，甚是尊贵。他所佩戴的金鱼鱼符，所系的玉饰腰带，所穿衣服的扣子，无一不是达官贵人特有的佩饰，昭示着他们的门第身份和地位。
“皂盖朱幡列五候”，写的是其仪仗车饰，显示其位高权重。古代高官出行往往用黑色的车盖，红色的旗帜，即“皂盖朱幡”。元代并无裂地封侯之制，此处用“列五侯”来表明他身处高官显贵之列。
位高者权也重，对江山社稷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写的就是这层意思。疆域虽大，河山虽壮，却全在俺笔尖掌握。有一种站在河山之巅，俯瞰中华大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豪气。将河山之重与笔尖之轻相提并论，有举重若轻的洒脱与优游感。
“得意秋，分破帝王忧”的结句将作者的志得意满和豪气干云演绎到极致。据说作此小令之时，伯颜已率师攻破建康，与其他两路元军会师临安，南宋幼主已降。此时，正是伯颜建功立业的得意之秋。此句实际上是作者自明心志，建功立业并非是要图谋个人荣华，而是要为帝王分忧，其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的气魄令人感佩，难怪他病卒后，谥“忠武”。
这首小令朴实、飘逸，有豪迈之气，其中“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之句颇有宏大气象。前几句极言其“武”，英武和事功兼备。后面一句点题，表明其“忠”。
《丑奴儿慢·春日》是黄景仁 的名作，被选入代表“常州词派”风格的《词选·附录》，并列于卷首。但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里却持异议：“冠以仲则一首，殊可不必。……此一词不过偶有所合耳，亦非超绝之作。”倒是谭献在《复堂词话》中对此词颇为赞赏:“春光渐老，诵黄仲则词‘日日登楼，一换一番春色。者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不禁黯然！初月侵帘，逡巡徐步，遂出南门旷野舒眺;安得拉竹林诸人，作幕天席地之游。”谭献是主张对于词“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因此，他主要引此词开头几句，体会其惜春之情，联想到要与古人“把臂入林”……至于对这首词究应如何理解、鉴赏，我们不妨作进一步探讨。
词题是“春日”，因此断为“惋惜春光迅速流逝之作”(见《金元明清词选》)当然未始不可。但反复吟味，似乎于一般的“惜春”之外，还含有独特的意蕴，不如说是借春色、写小桃，来惜往日、抒爱情的。
上片开头写春日登楼，目的显然是要观赏春色。正因为是“日日”登临，这才能够观察到、感知到“一换一番”景色。惜春之意，已在其中。“者(这)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这是反用《诗·豳风·七月》“春日迟迟”，作翻案文章。“似卷如流”是承上句“一换一番”，极言其快——谁说是“迟迟”呢？这就满含伤春之情了。接着具体描写:“一片野风吹草，草背白烟飞。”把江南的春天的田野风光，点染得十分真切、生动，表现新颖、独特。再下来就象是电影的特写镜头转移到“颓墙左侧”的一树小桃。她开了，开得美，开得寂寞，“没个人知”。知道的，只有那“日日登楼”的多情的词人。以上一路写来，景中有情，景中有事，比起一般伤春之作更富艺术魅力。
下片是写花？是写人？是写春？有点难以分解。也许是见花思人、借花惜春。词人在沉思，在回忆。他抚今追昔，象是幻觉，又象是“意识流”。他“徘徊花下”，这“花”显然就是那株“小桃”;“分明记得”就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三五年时”，就是十五岁的时候(辛弃疾《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这里把春比作十五岁的女孩子也是可以的)。那时，她(词人所热恋的一个姑娘)和他(词人)曾一起在花下徘徊。这是“有诗为证”的。词人曾在他的《绮怀》诗中写道:“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三五年时三五夜，可怜杯酒不曾消。”这是他的一次初恋，也是一场不幸的、难忘的爱情悲剧。“是何人、挑将竹泪，粘上空枝？”这是虚写，用象征手法。“竹泪”象征生死不渝的、深沉而痛苦的爱情(李白诗《远别离》:“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空枝”则暗示那小桃开了又谢了。这里不用“泪洒空枝”，而用一个“挑”字，一个“粘”字，极为新警，富有想象力和暗示性，就是说取来一掬千秋不灭的竹上之泪，滴上而且紧贴在那花朵凋零的小桃枝上。足见悲痛之深，相思之永。“何人”是谁？不言自喻。痛苦之极，不禁产生幻觉:低头一看，在那清莹的春池中不是映着——“浸”着她(那小桃，那姑娘，一而二，二而一)憔悴的影儿吗？这种描写，有些近于现代的电影手法，可称新颖、巧妙。最后三句，写春也归了，花也谢了，人也去了，别再勾起无穷无尽的相思了!这是异常沉痛的话，余味极为深长。“此间深处”是水中？是花外？是天上？是人间？可以不必深究。“伊”字指人，也指花，也指春。“莫惹相思”，一本作“莫学相思”，但以“惹”字为好。因为词人的相思之情，正是由登楼览景而被春色惹起的。这样就首尾呼应，一气呵成了。说不要相思，而相思之意倒更是绵绵无绝，感人至深。
黄景仁词集中有词二百余阕，风格比较多样。有伉爽悲凉的，也有俊秀婉丽的。《丑奴儿慢·春日》近于后一类。卢前借“咽露秋虫，舞风病鹤”这两句形容黄景仁 诗风的话来评论他的“词才”，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如若要形容《春日》这一类的词，则似可用他的名句“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者般颜色作衣裳”，略改说是“晚霞一抹，影照春池”，其词境仿佛似之。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