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这首诗是东晋时期陶渊明所作，本诗通过前八句的对于九月九日重阳节暮秋的景物描写，来抒发作者感时悲逝之情。本诗章法平简，前八句写景，后八句抒情。然而由于诗人的高超朴真，前后之间丝毫没有隔离之感，而是浑然一体，一样的自然洒脱。陶渊明写秋，可谓一绝。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写的是九月已是暮秋，凄凉的风露交相来到。“靡靡”，渐渐的意思。用这“靡靡”与下“凄凄”两个细声叠词，似乎也传出了深秋特殊的气息，这两句是概括描写，点明秋天将尽，风霜时下，定下凄清寒凉的基调。
“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有顽强生命力的蔓草也不再生长了，园中树木也纷纷凋零，这见出秋气摧败零落的厉害，“空自”，含有无可如何之意。这二句是凄凄风露交的结果之一，是前二句的续写，也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悲悼。
“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抬眼望去，只见清凉的秋风澄净了空气中本已不多的尘埃，天界显得多么高远，正所谓天高气爽啊！是包含了天色和心理感觉两个方面，这“杳然天界高”中就显出了目接秋空时那种新鲜感、那种精神的超旷感。这二句着重写静，得力于作者炼字之功，犹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鸟瞬欢新节，泠风送馀善”之类一样清新，只是格调显得凄凉一些。
下面两句写“群动”，“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秋末有似哀鸣的几声蝉叫已然尽绝了，众雁早在云霄列阵，已然呜叫着从北方迁而来。这一息一鸣，把节序的变迁表现得更强烈了，那嘹唳的雁声又最能引发人的悲凉意绪。这二句是写动，述时光消逝得快；又借蝉雁哀鸣，写作者的哀感。这三个层次的描写，空间的变化、感觉的变化，历历分明。
后面八句“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是感想。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万化”，万物的变化。“寻绎”，连续不断。万物演化变迁，那是循环往复的，有死有生，有生有死；人生在世亦复如此，岂能不劳累呢？这是指上面所写的那些变化。于是自然联想到人生。人生没有不忧劳的。正如后来欧阳修所说，“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自然易于衰老了。万事万物都在生生灭灭，人也如此，人的生命总有终结的一天，死生的大哀曾纠缠过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陶渊明也不例外；何况今天是重阳节，这是个吉利的日子，九月九象征长久，这就更能激起他的忧生之嗟了。
“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句这个“焦”字把那无可名状的痛苦表达出来了。然而，万物变迁，自古皆有灭亡，想念起来心中有如焦焚。写到这里可以说他的心情是极不平静，但他又是个通达的人，他不会像阮籍那样作穷途之哭的，他是有控制自己情绪的精神支柱，委运任化，顺乎自然。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句，他说：有什么可以使我称心呢？没有啊！所以，姑且饮此浊酒吧，饮酒之中可暂得快乐千年的变化不是我所能了解的，还是来歌咏（永）今朝吧。执着于“今朝”，把握这可以把握的实在的人生。
最后二句意谓恢复到千载之前的淳真社会已然不可料想，那么，只有欢度今朝，自我完善了。这样他就可以做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里他似乎是在“借酒浇愁”，但并不怎么勉强。重阳节的习俗就是喝酒，这个应节的举动正好作了他消解万古愁的冲剂。
《梅花落》厉汉乐府“横吹曲。鲍照沿用乐府旧题，创作了这首前所未见的杂言诗。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这两句是说，庭中的杂树众多，我却偏偏赞叹梅花。这里的“杂树”和“梅”含有象征意义。“杂树”，即指一班无节操的士大夫；“梅”，指节操高尚的旷达之士。诗的内容是赞梅，但是作者先不言梅，而是以杂树作衬垫，衬垫的效果，使得高者愈高，低者愈低。于是便触发了杂树的“不公”之感，因而也就按耐不住的提出疑问。
“问君何独然？”这句是说，请问你为什么单单偏爱梅花呢？这“问”的主语是“杂树”。“独”字紧扣着“偏”字，将问题直逼到世人面前。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这两句是说，那是因为梅花不畏严寒，能在霜雪之中开花，冷露之中结实。诗人很爽快的回答了赞美梅的理由，但是为了使发问者（杂树）对自己有所了解，所以又接着说明为什么杂树们不及梅的理由。
“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这几句是说，而你们呢，只能招摇于春风，斗艳于春日，即使有的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在寒风中零落，终究没有耐寒的品质。
诗人在耐寒这一点上，把梅和杂树作了比较。这样一来，赞梅的理由便得到全面而有力的阐发。
这首诗结构单纯，一二句直抒己见，第三句作为过渡，引出下文申述。言辞爽直，绝无雕琢、渲染之态，比如对梅的描写，这里就见不到恬淡的天姿，横斜的身影，也嗅不到暗香的浮动，更没有什么后世常用的高标逸韵，力斡春回的颂词，而只是朴实无华，如实道来——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其句式韵脚，也随情之所至，意之所需，有五言，也有七言，新奇而不造作。诗人以如此单纯朴拙、随意自然的形式，说着并不怎么新鲜的事情，却有几分“稚”趣，然而“念其”、“念尔”，足见褒贬之意，了然于心，所以观点相明，一问即答，快人快语，切中要害，绝非率意而成。
如果说傲霜独放的梅花，就是那些位卑志高，孤直不屈之士的写照，当然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体现。那么“零落逐寒风”的杂树，便是与时俯仰，没有节操的龌龊小人的艺术象征。诗人将他们加以对比，并给予毫不犹豫的褒贬，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刚正磊落的胸怀，也反映了诗人对世风日下的担忧。
这首诗虽是咏物，然其身世境遇、性格理想、志趣情怀无不熔铸其间。就以上所言，又显示出它慷慨任气、沉劲老练的特色。
本诗主要是托讽之辞，采用杂言，音节顿挫激扬，富于变化其一褒一贬，表现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这与作者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鲍照“家世贫贱。， (鲍照《拜侍郎上疏》)在宦途上饱受压抑。他痛恨门阀土族制度，对刘宋王朝的统治深为不满，因此，他那质朴的诗句申明确表示了对节操低下的士大夫的蔑视和对旷达之士的赞扬。这里还包含着寒士被压抑的义愤和对高门世族垄断政权的控诉。诗歌以充沛的气势，强烈的个性，明陕的语言，给读者以震撼。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