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神话常常会激超诗人的丰富想象，仿佛道士们过的也是神仙生活，也能摆脱人世间的种种限制，享受神仙的超脱和自由，以满足他们向往自由的心理和愿望。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
“元丹丘，爱神仙。”正因为元丹丘喜好神仙之术，所以他才长期在嵩山修炼。下三句就是他常年在嵩山中求仙学道的夸张描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诗中把元丹丘长期在嵩山的活动浪漫化，夸张地说成是一天之内的活动，仿佛他已成仙得道，有了神仙飞腾之术。早上，他还在清清的颍川边饮水，晚上就出现在紫烟缭绕的嵩山峰顶，在嵩山三十六峰的绝顶灿列处都有元丹丘的踪迹。嵩山在今河南登封，是五岳之一的中岳。唐时这里是道教最盛的地方。著名的道教胜地嵩阳观和中岳庙就在这里。嵩山有太室、少室二山，二山各有三十六峰，共计七十二峰。大概在唐时嵩山有名字的只有三十六峰，后来愈来愈多，但三十六峰也只是一个约数，言其多而已。
下面诗中着重写元丹丘的神通：“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以上诗句意即脚踏星虹，身骑飞龙，速度之快，星驰电闪，只觉得两耳生风。可以横跨江河，飞越大海，在天空自由邀游，一直通向神话中的天国。这与屈原《离骚》中的乘飞龙遨游天国是同一寓意，即借飞升以向往自由，借游仙以寄托理想。
诗的最后一句说。“我知尔游心无穷。”《文苑英华》“游心”作“心游”，意思就更为明显。原来“蹑星虹”、“乘飞龙”，“横河跨海”的无穷之游，都只是“心游”而已。这一切都是诗人想象中的产物。并非真实。原来只是精神上的一番自由和逍遥之游。这与庄子“游心”（《庄子·则阳》：“知游心于无穷。”）的精神遨游是完全一致的。
此诗赞扬元丹丘爱神仙。“爱神仙”是全诗之眼。诗中故意把元丹丘写成一个能骑龙升天、横河跨海的神仙，表达了诗人对老友的美好祝愿，也是对老友的戏谑。李白真心希望元丹丘像神仙一样的自由快活，当然这也是李白自己的愿望。诗是歌谣体，用三、三、七的句式，使诗句更加活泼，富有变化。诗的前半首和后半首结构重叠，有一种长短相间，循环复沓的音乐美。后半首的首句与前半首的来句还用顶针格的修辞手法，使前后段自然衔接，天衣无缝。此诗有语言明白如话，自然天成的民歌风味，读起来朗朗上口。由此可见，李白在学民歌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此诗就是他学习民歌的优秀结晶。
在诗人生命的历程中，也许是伤心的经历太多、太长，也许是伤心的程度太深、太重，这首以“伤心”为题的短歌并不专写哪一件伤心之事，他既没写伤心经历之“实”，又不写伤心情怀之“虚”，而只写眼下自己的景况与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全诗八句可分为上下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先以三句写自身形象。首句“咽咽”是状写悲吟之声。全句写自己“咽咽”地学习效法楚辞，咏吟着忧怨哀愤的诗句；第二句写自己多病的身躯经不住幽冷清寂的侵袭；第三句写自己早生华发，年轻的躯体现出衰飒的“秋姿”。第四句“木叶啼风雨”，转入环境景物，写风雨中纷纷飘落的残枝败叶。这一句环境景物的描写，既是对自身的悲凉境况加以烘托，也具有强化自身形象的比喻象征意味——诗人自身的“病骨”、“秋姿”就像“风雨”中的“木叶”。同时，这句写景又引出以下第二层身边琐屑景物的描绘，使诗歌从第一层向第二层自然地过渡，确乎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后四句是第二层。先以三个诗句写身边景物。眼前灯油将尽，灯焰闪着阴阒宛如鬼火的青光，飞蛾在扑打着燃焰将熄的残光；背后，古旧的墙壁上积满厚厚的尘灰，就在这鬼气森森的环境中，末句写李贺这羁旅之客一缕诗魂在幽梦中依然喃喃自语。这后四句先写周围景物，残灯、落照、飞蛾、凝尘，最后以羁魂夜语的形象对周围琐屑景物加以点染。这点染加重了全诗阴暗、悲凉的氛围；深化了诗人“病骨”、“秋姿”的枯寂凄伤情怀，类乎颊上添毫，倍见丰神；同时它又与诗歌首句“咽咽学楚吟”首尾相呼应、相补充，诗人那漂泊的羁魂即使在幽渺的梦幻中仍得不到解脱，依旧在咽咽楚吟。这最后一句确乎又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总观这一首《伤心行》，全诗四十言不露一个“伤心”字样，但在自身形象与周围景物的相融相生之中，字字句句都明显地外现出诗人内心那难言难述、繁久深重的伤心之意，从而也外现了震颤于诗人躯体中那颗已经伤透了的心，也表现出一位年轻且卓有才华的诗人在不合理的社会里，生活得多么艰难、多么不幸。
清人黎简评长吉诗“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长吉诗集评》）李贺诗确实多不大注意章法，《伤心行》这首五言古诗，虽则八句，却绝不沿袭律诗起、承、转、合的层次结构。但从上述对全诗的剖析来看，《伤心行》前后两层把自身景况与周围景物自然熨贴地交揉在一起，当属于黎简所谓“细心寻绎始见”其“井然”章法之作。诗人通过独具匠心的章法布局，把伤心的主题表现得那样浓重、那样沉郁、那样深幽。
李贺诗向以想象丰赡、设色瑰奇而著称。明人许学夷评长吉诗“调婉而词艳，然诡幻多昧于理。”（《诗源辩体》卷二十六）但《伤心行》写自身景况与周围环境，故而多用实笔，极少虚诞想象；多用白描，极少浓彩设色；含情含理，绝无诡幻谲妄。诗中所写的景况都是真实的写照，即使“羁魂梦语”也非虚拟，而是诗人现实形象的反照。至于周围环境，无论大景小景，可能均系眼前实景，即使并非实景而是诗人借助想象而构成的种种意象，但它却更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所处现实境遇的凄冷、阴寂。这“实”与“朴”的特色，缩短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强化了艺术上“真”的感染力。全诗在实笔、白描之中，也偶或闪现出新奇造语的火花，如用“秋姿”写自己形貌，更见其衰飒枯槁；用“凝尘”写壁上灰土，更见壁之残古、尘之积铸；用“落照”借指残灯弱焰，更见其无可挽救的衰竭。如此新奇造语增加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度。正是这种种情况，形成《伤心行》独有的格调：古淡质实之中，蕴涵着李贺特有的凄伤色泽。
诗中描写登临越王台所见风云变幻，并由此联想到历经浩劫的国运时局，呼唤当今之世也能出现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手握长剑，力挽狂澜。诗作气势磅礴、风格雄健，体现了康有为独特的艺术个性。
诗“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两句凸现了一个忧时伤世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秋风猎猎，立马高冈，目接混茫，心潮澎湃。诗中“混混蛇龙”，亦寓有嗟叹世道陵夷，混浊纷乱，英雄埋没草莽之意。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哀回。”两句则是反思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大气包举，涵融古今。王朝的盛衰兴亡从何说起，大千世界，不知经历了几多浩劫。“十七史”是泛言，实则着眼的是有清一代的盛衰，“从何说起”，言外有不堪闻问之意。自康乾盛世、道成以降迄于光绪季世，国运始如日丽中天，垣赫鼎盛，终至白日西倾，沧海横流。“三千劫”，将佛教语的一个绵亘久远的时空观念浓缩到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特指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蒙耻的历史。灾难如此频繁，浩劫如此惨重，竟然使人感到仿佛经历了三千次劫火的焚烧，堕入酷烈的生死哀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句慷慨悲歌，直抒孤愤。大地山河，疮痍满目，古老的天朝上国即将被现代文明所吞没，不禁仰首苍穹，抚膺浩叹。“腐儒”，诗人自指。康有为诗学杜甫、龚自珍。杜甫即常以“腐儒”自称，以表白自己特立独行、不徇世媚俗的个性，“大地山河”，叹息祖国锦绣江山，本自龙蟠虎踞，雄睨一世；惜哉金瓯已缺，列强觊觎，坚舰利炮连同现代文明跨海而来，顿时惊破天朝残梦。
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力挽狂澜的爱国情怀，而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时代敏感，表现出了一位先觉者走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临睨八荒，青天浩荡，云海苍茫，无涯无际，横跨重洋，令人与飞云俱远。不可能坐并观天，老死户牖，而不思雄飞寰宇。末句交织着郁勃和激越的情怀，慨叹堂堂中华旧邦，竟无破壁而出，放眼世界，吮吸现代文明之雨露，堪为民族脊梁的雄才。
此诗以悲壮昂扬的基调，透露出砰訇的新潮音，表现了诗人愿为时代弄潮儿的神圣使命感。
文章先写史可法殉国的决心，接写史可法殉国的经过和在梅花岭上埋衣冠的原因，之后又写了史可法死后佚事和自己对于史可法忠烈爱国精神的无比崇敬。最后写了史可法的弟妇以死来反抗清大将逼迫的事实。文章所写内容头绪多，时间跨度大，但都用梅花岭一线贯穿起来，条理十分清楚。文中夹叙夹议，使立意更加明显，语言也很简炼。
文章第一段写史可法准备赴死。这一段着重写史可法要求部下帮他临期自杀以成“大节”一件事，文中极其简略地突出描写史可法的行为、语言。在“江都围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他召集督将表明自己“与城为殉”，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势危情急，史可法从容不迫，丝毫没有死的恐惧和生的留恋，这是因为他感到值得死，而且必须死，表现了他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当史德威慨然答应帮他自杀时，他一听则“喜”，要把史德威写成家谱，视为自己的儿子。文章正是用这些非同一般的行为、神态、语言等，刻划史可法的视节操胜于自己的生命。
第二段记叙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史可法城陷后“拔刀自裁”未成，“大呼德威”，德威大受感动，痛哭流涕而“不能执刃”，未得死；第二层写史可法壮烈就义。他抱定必死信念，被抓后怒视敌人，堂堂正正报出姓名，不听劝降，“大骂而死”，从正面表现了他的英勇气概；第三层写史可法遗言“死当葬梅花岭上”，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于梅花岭。烈士的精神多么象梅花的芳香不染、冲风傲雪的崇高节操。死而求葬梅花岭，正说明了史可法高洁芳香的坚贞品质。点出梅花岭这个地点，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第三段写史可法死后影响，突出表现他死得伟大。包括传言史可法未死，英、霍山师托名起兵抗清以及吴中孙公兆奎讽刺洪承畴两个层次。史可法未死城中的传言亦有所据，有些野史即持此说。一开头写史可法未死的传言，表明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深切热爱和怀念。史可法的精神激励着各地义军纷纷起而斗争。第二层次借孙兆奎被俘不屈，用史可法之死的话题讽刺大汉奸洪承畴的苟且偷生，和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洪承畴问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亦明知故问，用同样的疑问句当面问洪承畴“果死耶，抑未死耶”，含意深长；史可法虽死，精神未死，虽死犹生；洪承畴虽未死，精神早死，虽生犹死！以反面的洪承畴衬托史可法的伟大。
文章第四段是议论，带有总结意味。以感慨语气，举颜真卿与文天祥这两个古代人物为例，说明肉体虽然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死。最后直接议论史可法之死的意义。“忠烈遗骸，不可问矣”，但“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使“百年之后”登临梅花岭者，“无不泪下如雨”，倍受感动，就象亲见了烈士，“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词气之间，充满了对英雄的赞美。最后两句极其含蓄，表明烈士精神长存，不必计较于肉体的是否得到解脱。只要继承忠烈精神，也就不必定要假借烈士之名来行事。梅花岭上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无烈士骨殖，故文章亦侧重于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由此而生发出这一段关于肉体与精神的深刻议论。
《梅花岭记》一文章法严谨，全文紧扣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并按就义前、就义时、就义后的顺序写，最后对就义加以议论，总结全文。文章处处照应梅花岭这个地点，注意选取史可法事迹中典型性的细节表现史可法的精神。文章议论显得比较含蓄，言近旨远，令人回味。
文章赞颂了史可法忠于职守、慷慨就义的高贵品质和广大爱国群众反抗强暴、誓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并对洪承畴之类的汉奸作了无情的讽刺，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主题明确，感情深沉，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感染力。严酷的文网迫使作者避实就虚，巧构思，精剪裁，对史可法的战斗经过简略记述，而用大量篇幅记述其语言、行动和有关传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陪衬的方法，以塑造抗清义士的高大形象。文章叙议结合，记叙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生动传神；议论的文字则揭示其殉难的意义，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