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通过对广大农村萧条凄凉情景的描写，反映了解放前血吸虫的猖狂肆虏和疫区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绿水青山”，本是适合人们居住的美好环境，却“枉自多”，即再多也无用，再美好也无用，因为在瘟神肆虐下，对于贫病交迫的疫区人民来说，“绿水青山”也显得无足轻重了。这句写出了疫区劳动人民的无限辛酸，也寄托着作者的无限感慨。“华佗无奈小虫何”，是说不仅在漫长的旧时代，在统治者只知对劳动人民进行压榨，而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的情况下，一些想救死扶伤的像华佗那样的名医，对血吸虫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薜荔，野生常绿藤本植物。千村薜荔，形容村落荒芜了。矢，同“屎”。“人遗矢”，借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赵国名将廉颇被废，到了楚国。赵王想再起用他，派使者到楚国去看廉颇，使者拿了反对廉颇的人的金钱，回来诳报道：“廉颇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说他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这里指患血吸虫病的人下泻不止，濒于死亡。成千成万户人家变得萧条冷落，大片田地都荒芜了。“鬼唱歌”，本于李贺《秋来》诗：“秋坟鬼唱鲍家诗。”成了鬼的世界，即多少个村庄完全毁灭了。以上四句写旧社会里的人民受到血吸虫病的毒害，是那样使人触目惊心。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作者利用诗歌技巧可以跳跃的特点，让我们从旧社会的苦难里，一下子跳到光明美好的新社会。郭沫若在《坐地、巡天及其他》（1959年3月4日《人民日报》）里，指出这两句“是说的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八万里，指地球自转一周，地球的赤道全长四万公里，正合八万里。地球在自转时，同时也在公转，所以作者想象飞腾，遥看天上的无数星河，即“遥看一千河”。这样的想象飞腾，使我们想起范缜《答曹思文难神灭论》：“明宵结想，坐周天海。”昼夜想象，坐着可以想象到绕天和海一周。“坐地”、“巡天”，正如作者的想象飞腾，想到跟着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可以看到天空中无数的星河。萧涤非先生指出：“从全诗的结构来说，这两句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关键，同时也是一个飞跃。因为它并没有明白地、直接地说出消灭血吸虫的过程，而是通过描写血吸虫被消灭后的喜悦来透露。但这层意思还是很明白的。”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诗人“遥看一千河”，自然会“浮想”起那位住在银河边的牛郎，再想象牛郎作为古代传说中的劳动人民，也一定关怀着他曾生活过的大地上乡亲们的疾苦；在牛郎的时代，中国已有“瘟神”肆虐，因而设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这是诗人的回答，如果牛郎“欲问瘟神事”，那只能告诉他：尽管千百年岁月如流水般消逝了，但人们依然在遭受“瘟神”的折磨！“悲欢”，在这儿是偏义复词，其意在“悲”。
第二首写新社会，写广大人民征服大自然，治山理水，同时大举填壕平沟，消灭钉螺的动人情景。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前一句以明快的语言勾画出当前春光明媚的景象，它既是写景，又象征着当时全国人民奋发有为的动人气概。后一句则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六亿人民精神境界和智慧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光辉思想。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红雨”指桃花，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看到桃花乱落像红雨，作者认为这是随着人们的心意翻成红色的波浪，这是象征手法，象征在千百万群众的要求下，到处掀起红色的高潮。这里只是借“红雨”来写出这种形势。“随心”，随着千百万群众的心意。“翻作浪”，转变成为红色高潮。青山不再成为交通的阻碍。“着意”，特意。“化为桥”，化作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青山怎么会化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呢？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从青山联想到高大的五岭山脉，高到像跟天连接，可是劳动人民在那样的高山上挥动雪亮如银的锄头，在建设山区。这里是借五岭来概括全国所有的山区，在山区进行建设。经过建设，山区也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了。从山联系到水，“三河”，旧指黄河、淮河、洛河，这里概括全国所有的河流。劳动人民挥动铁臂来搞水利建设，它的声势之大使大地振动。这样写山区建设和水利建设，虽然没有提到消灭血吸虫病，实际上把消灭血吸虫病也包括在内了。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两句点明题意，总结全诗。前一句语调轻松，含幽默调侃意味，流露出诗人对中国人民终于“送”走了“瘟神”的衷心喜悦。后一句，并非写实，而是借用传统的民间习俗，表示如何“送”。字里行间，也渲染出对“瘟神”的鄙视和嘲讽。
本诗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意气豪迈。这不仅由于作为人民领袖的诗人高瞻远瞩，思路开阔，在诗中展示了无限的宇宙和悠久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诗人具有对祖国、对人民浓厚的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炽烈感情。因而，一旦获悉“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这样旷古未有的喜讯，便激动万分，诗思潮涌，从而使诗篇洋溢着风发的意气，卓厉的豪情。诗如其人。本诗是毛泽东同志伟大人格和气魄的体现，也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谱写这样气壮山河的诗篇。
这首诗写登楼所见的壮景。诗人用画家的眼睛观察景物，用画笔写诗，意境更加开阔，景物别出情趣，是画，而又情出自然。四句诗都有“楼”字，而“满楼云一色”，就成了“楼”外之“楼”了，既将诗意点透，也添加了平淡诗风中的浓味。全诗句句紧扣主题，丝毫不显重复，俨若一首题画诗，堪称宋诗中的佳作。
“巴山楼之东，秦岭楼之北。”两句写望云楼的位置及登楼头所见之景。此二句既说明此楼位置在巴山之西、秦岭之南，并交代了此楼之高与位置极佳，才能上楼望见极高峻的巴山、秦岭，也看到崇山峻岭间云彩朵朵绕山飘荡，景象壮丽无比。诗中虽未写云，但云尽在不言中，让人们去体会罢了。
“楼上卷帘时，满楼云一色。”句则由远及近，写楼中近景。望月楼如李白《夜宿山寺》所咏“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绕楼云彩飞入楼中，危楼隐入云彩之中，景色奇丽无比。这两句“楼云一色”的奇观，写出了万里晴空、浩茫云海的佳景，自然使人神清目爽，有“荡胸生层云”之感慨。
此诗最大的表现手法则是运用了一放一收的手法。头两句放开，由近及远，拉开距离，使境界骤然开阔，烘托出望云楼周围的自然环境；后两句收拢，由远及近，拉近距离，近到楼上、楼中、楼云天浑然一体的景色。
其次，是诗中有画的技法。诗人运用了典型的绘画技法，将望云楼的地理位置——楼之东是巴山、楼之北是秦岭全部画出，气象尽收眼底，境界开阔，气势不凡。卷帘这一动作，将楼的独特之景“满楼云一色”全部勾画了出来。
最后是平淡自然的诗风。唐宋后不少诗人和诗论家崇尚平淡的诗风。平淡代表了诗的一种风格，文同的这首诗就属平淡之列。“巴山楼之东，秦岭楼之北”，用平淡的语言介绍了望云楼所处位置。而诗的结尾时更用平淡语“满楼云一色”，振起全篇，使诗境一下子焕发出光彩，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是在卷起楼上帘子的刹那间的情况，诗人敏捷地捕捉并描绘它，将诗意点透，添加了平淡诗风中的浓味。
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楞严经》曾对什么是“浊”有一段阐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也就是说，“浊”是尘土和清水发生了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段论述说得更为明确：“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的诗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形象化。
从字面上看是说，如果说琴可以自己发声，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盒子里就没了乐声？如果说声音是由手指头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凑过耳朵靠近指头直接听到乐声呢？
苏轼在这首诗中思考是：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根据科学依据可知，其实，琴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这不光需要靠琴，还要靠人的指头弹动、敲击钢丝 ,产生振动发出，人的手指和琴同时存在是发出琴音的物质基础，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奏出优美的音乐。
由于钢丝的粗细不同，所以按不同的键，木槌就会敲击相应的钢， 发出不同的声音。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声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佛教视有为无，视生为灭，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减，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要以“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自得、反悟禅道。《题沈君琴》否定了琴、指两者和音乐之声的关系，其思想和《楞严经》“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两圆离，是则常真实”相通。
此诗的首联追忆荆轲在易水边别燕太子丹及众宾客、决死入秦时的情景；颔联言荆轲刺秦王事败而殉身，自谓可以报答太子却不忍见田光之灵；颈联写荆轲的大无畏气概受到古今之人的赞颂和景仰；尾联言荆轲刺秦之举虽未遂，然已感天动地。这首咏怀之作格调高昂，毫无迟暮、悲凉之感；用典自然圆熟，无斧凿别，联想奇特。
“水边歌罢酒千行，生戴吾头人虎狼。”两句概括易水悲歌送别，写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为从当时情势看，荆轲无论行刺成功与否决无生还之理，所以易水之歌自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还却义无反顾，所以为壮士。段秀实入郭晞乱军中自言“吾戴吾头来矣”，戴头就用这个典故。这两句写荆轲出发时的英雄气概，是扬。
“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两句概括荆轲的失败，有无限惋惜之情，好像辜负了田光的举荐。以上四句写当日情事，先扬后抑。
“英雄祖饯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一句写当时，遥应“水边歌罢”的祖饯场面；一句写今天，衣冠上被霜沾白了，使人想象当时“白衣冠送之”的场面，今天的霜源于当年之白。
“匕首无灵公莫恨，乱山终古刺咸阳。”这两句安慰荆轲，却是前人所未道，特别是结句非常聪明，把当地的山形和荆轲事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好像山川有灵，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刺向咸阳。写荆轲的失败前人都是叹惜剑术之疏，认为是千古恨事，袁枚却从另一角度来安慰荆轲，因为“乱山终古刺咸阳”，足以弥补“匕首无灵”的失败。这首诗概括古事简练形象，把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一结尤其出人意表，在前期七律中是较好的作品。
《荆卿里》是袁枚诗歌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首。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自己诚挚的感情，用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是为报王恩，视死如归的英雄荆柯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诗人本人。前者通过“生戴吾头入虎狼”和“魂归何忍见田光”的白描手法的刻面，荆柯的性格骤然成形；匕首无灵人有情，虽然事败人殁，但荆柯的伟大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永耀后人。作者论人不论事，主张精神至上的性格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