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36年(宋高宗绍兴六年)旧历二月,陈与义寓居苕溪畔的青镇,怀念对岸的两位朋友天经和智老,因而写下这首诗。
作品的开篇写时间变化,一夜之间,春水已涨,尽向东流,顿生怀友、访友之意。但笔意至此,先出一折,从自己写起。安于贫贱,甘于淡泊,在吟诗作赋的生涯中,看到杏花春雨又送来一个春天,心中充满了顺适之感。自己如此,友人也是一样。所以下面写到禅伯之多病,儒先之固穷。实则写己即写友,写友即写己,二者交相为用,互为生发,以见出心灵的相契,见出溪涨思友的心理依据。有了前面的铺垫,末二句就顺理成章地踏上了访友的路途。至于见到友人后的情形,却全都忽略了,留给读者自己去想像。但作者另有一诗题为《与智老天经夜坐》:“残年不复徙他邦,长与两禅同夜釭。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无数落天窗。”其中对雨夜谈禅的描写,正可与此诗互相补充。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是陈与义的名句,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激赏。这一联写诗人观赏杏花,以诗自娱,以自然清新的笔触表现了诗人的平淡闲适之情,却并未道出诗人是喜是悲,是苦是乐,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就对仗来说,此联除了“里”、“中”外,其余都不算工对,但也正因为如此,反映了作者在古典诗歌的对仗艺术上所作的探索,因而曾被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列为“宋朝警句”。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中对此作了分析:“以客子对杏花,以雨声对诗卷,一我一物,一景一情,变化至此。乃老杜‘即今蓬鬓改,但愧菊花开’,贾岛‘身事岂能遂,兰花又已开’,翻窠换臼,至简斋而益奇也。”对仗要求和谐工稳,是六朝以来的总体趋势;但至唐代发展到极致以后,一些有创造性的诗人如杜甫、韩愈等又致力于打破已成模式化的对仗方式,力图求新求变,突破这种工稳,以求得在不平衡中的平衡。到了宋人手里,就更是有意识地忽略字面上的工稳,而着重于两句之间的内在联系。陈与义的这一联,上句写客中吟咏送日的宁静、淡泊,下联写一个清丽的境界,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至于两句之间在字面上是否的对,倒没有特别注意。从这个角度看,这联诗也反映了宋人对唐诗的发展。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
此诗首联用刘禹锡诗句触题,总赞一笔,并就其所沉积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化丰富了内涵;中间颔、颈两联着重写燕体之白,以柳絮、梨花等洁白的景色,造成典型意境,衬托白燕;尾联转过笔势,忽作充分拟人化的奇想,希望白燕洁身自重,尤见诗人殷殷之情。全诗写形传神而形神兼具,用典自然而贴切,且语言秀丽流畅,构思巧妙,确为咏物之佳作。
首联作者已开始就用了一个有名的“燕”的典故。“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玉谢见应稀”,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意,说江山如故,人物已非。借王谢旧事点明所咏为燕,再用“见应稀”三字进一步点出“白燕”这个题目。
接着,诗人展开想象,极写白燕之白。“明月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诗人用汉代梁孝王与文士梁园赋雪故事,但不是写雪,而是以雪比燕之白,故云“未归”。
人们写燕子,总离不了写它“度帘幕中间”还相雕梁藻井”,袁凯避开了这类俗套,别出心裁地专为白燕设计了活动的新天地“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院落冷侵衣。”诗人人以柳絮、梨花等洁白的景色,造成典型意境,衬托白燕,唤起人们的联想,字面上无一“燕”字,而白燕自然从景中浮现。“柳絮池塘”“梨花庭院”二句,化用晏殊《寓意》:“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诗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似乎是两幅画屏,令人感觉到画面一角有玉剪飞舞的燕影。
最后尾联作者用空灵蕴藉的笔法,为白燕传神写照写出了白燕特有的精神气质,诗人把白燕想象成无比的纯洁、灵巧美丽,在他的笔下,像是冰清玉洁的姑射仙子的化身了。所以诗人于诗的末尾倾注了无限珍爱、怜惜的感情,叮咛白燕:“赵家姐妹多相妒,莫向昭阳殿里飞。”最后用赵飞燕这位汉宫美人的名字,关合题面的“燕”字,也颇有妙趣。
而时太初的《白燕》诗则没有把白燕的体态风神写足,“珠帘十二中间卷”,是燕子共有的习性,非特白燕。又如“玉剪一双高下飞”,以“玉剪”比喻白燕也太实了,而没有传白燕之神。袁凯就聪明了,全篇都紧扣白燕来写,驰骋想象,避实就虚用类似国画家写意的手法,构造意境来烘托白燕特有的风采,脱略形骸,传其神韵,确要比时太初高出一筹了。
上片描述词人与友人王定国在南都不期而遇的欢快情景。“银筝旋品。不用缠头千尺锦”,词人自己拨动起银筝的调音“品”,确定音位后,便弹起乐曲来,用不着请歌舞艺人来表演送她们千尺锦帛作“缠头”装饰了。“妙思如泉。一洗闲愁十五年。”筝曲发出的奇妙乐响,有如泉水淙淙流淌的畅快思绪,一下子把两人相别十五年的闲愁全部冲洗干净了。
下片写舞蹈,诚如《淮南子·本经训》所云:“心和欲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下片从上片的音乐快感过渡到欢歌狂舞,既自然,又真实,目睹着二人在相遇欢宴中种种心花怒放的冲动过程:“为公少止。起舞属公公莫起。风里银山。摆十鱼龙我自闲。”大家为了国家朝廷整年的忙忙碌碌,不妨少事休息,相嘱一起来跳舞。于是,欣然跳起了“公莫舞”,两人手执着珍异动物模型摇摆踏跳,似乎幻觉在风里的三神山上,好像鱼龙变化、嗷水作雾,霎时化成八丈黄龙,出水遨游,炫耀着日光。……在这般神仙境界中,他们内心的什么烦恼都忘怀了。“我自闲”,尤其是词人自己,全身心感到无比闲适、轻松、惬意、自在,他已完全放开了。有如他在知密州任时的“放意肆志”韵“超然”态度,所谓“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
这首词全篇非常乐观、旷达、自适、自在的情趣抒写,并毫无物累、压抑、疲惫、伤感的格调韵致者,其实,正是词人“野性犹同纵壑鱼”的放逸个性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