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名《游金山寺》，实际上写的是游金山。金山在江苏镇江西北长江中（现已与南岸相连），所以首句说“苍波万顷孤岑矗”。金山并不太高，但因是突兀的矗立在水面上，故显得很高。第二句“天竺”指杭州天竺山，山上寺庙颇著名。以它来比金山，略照应寺。此二句写金山寺地势雄奇壮伟。三四句则驰骋想象，写作者登高的豪兴。金山最高处有金鳌峰，作者登上鳌头，酾酒临江，满饮三杯，顿觉豪情喷涌，逸性遄飞，仿佛自己的壮气海量，犹如巨大的神鳌，能够吸尽一江碧绿的江水，这里，作者联想神奇丰富，极度夸张而又不悖事理。其自谓效颦东坡，就豪气而言，亦差可比拟。
从作者对风景的礼赞立场来看，他这番“游金山寺”较为特别，乃纵舟巡江，眺望观赏，而无意入寺随喜。下片即叙及自身的游况。金山高峙，倒影落在水面，黝黑沉邃，深不可测。江风骤起，波涛大作，水石相激，浪峰竟如高屋一般掀上落下。诗人的奇想又与寻常不同：这该不是水底的蛟龙担心游人燃犀窥觑，而故意兴风作浪吧？这虽是实景下的联想，却也隐含金山寺为藏龙卧虎、鲸呿鳌吞之地的意味。金山寺风光的壮丽雄伟，感染了诗人，激发了他快游江山的豪情。所以纵然风急浪高，归棹纷纷，他却并不急于回家，而是任舟船在夕阳下继续飘荡。末句表流连的原因是“待偿我平生不足”。这里的不足，指的是豪旷的情兴与快意的游历。平生的不足都可于此时此地得到补偿，这就总结出了金山寺风光的非凡魅力。
这支小令选择了典型的画面，浓墨重彩，气象豪纵；奇景快游，相得益彰。全曲八句始终将金山寺同寺下的长江结合在一起，这同他游览的方式有关，却也因此借得了大江雄劲的气势。从曲文前的小序来看，作者抨击了当时曲坛“用力多而难为工”、“笔墨劝淫”的现象，说明这支小令正是在创作艺术风格上别开生面的一种尝试。早期的上层文人染指散曲，多作柔靡之声，即使提倡“以词为曲”，曲辞也取宋词婉约派的一路。本篇却取劲健豪放一路，所以在散曲作品中别具一格。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全诗紧扣“游”字，描写夏日暮晚时分的独特山景，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之情，抒发了追求闲适、高洁之志，也表达了诗人想摆脱官场束缚意欲退隐的心情。
这首诗首联点明题旨，总写月夜下游山。夕阳西沉，作者和夏少府利用公余之暇，到山间寻幽探幽。颔联写山里山路、花木的幽香，颈联写山中的寂静幽深，二、三联写景，描写十分细腻，对仗特别工致。落日的余晖仿佛是点点滴滴的黄金，玉佩散落在幽暗的兰径、槐庭之中，空山静谷，寂寞无声，只有深深的月色伴随着阵阵山径；前三联描绘游山所见所闻，“兰径”、“槐庭、“静谷”、“空山"，加上“幽佩”、“暗金"、“径声”“月色”，组成了一幅傍晚山中纯静、空明、幽雅、清丽的图画。
面对这样悦人的山色，诗人于尾联卒章显志，情不自禁地抒发了挣脱樊笼，寄迹山林的情怀，显得贴切自然。“樊笼累”（陶渊明“久在樊笼里”）表明对官场、俗世的厌倦，“松桂心”（陶渊明“复得返自然”）表明对自然的喜好，对归隐生活的向往，揭示了“诗心”，主旨凸显。
由此，全诗在营造山中夜色空旷、幽静的奇特意境中，含蓄地表达了诗人远离“樊笼”（尘世束缚）、亲近“松桂”（美好自然）的心愿，其厌恶尘世、热爱自然、追求高洁之情志，了了可见。
这两首诗是通过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宠幸冯淑妃这一荒淫亡国的史实，以借古鉴今的。两首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一、议论附丽于形象。既是咏史，便离不开议论。然而好的诗篇总是以具体形象感人，而不是用抽象的道理教训读者。议论不脱离生动的形象，是这两首诗共同的优点。
第一首前两句是以议论发端。“一笑”句暗用周幽王宠褒姒而亡国的故事，讽刺“无愁天子”高纬荒淫的生活。“荆棘”句引晋朝索靖预见西晋将亡的典故，照应国亡之意。这两句意思一气蝉联，谓荒淫即亡国取败的先兆。虽每句各用一典故，却不见用事痕迹，全在于意脉不断，可谓巧于用典。但如果只此而已，仍属老生常谈。后两句撇开议论而展示形象画面。第三句描绘冯淑妃进御之夕“花容自献，玉体横陈”，是一幅秽艳的春宫图，与“一笑相倾”句映带；第四句写北齐亡国情景。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向齐都邺城进军，高纬出逃被俘，北齐遂灭。此句又与“荆棘”映带。两句实际上具体形象地再现了前两句的内容。淑妃进御与周师攻陷晋阳，相隔尚有时日。“已报”两字把两件事扯到一时，是着眼于荒淫失政与亡国的必然联系，运用“超前夸张”的修辞格，更能发人深省。这便是议论附丽于形象，通过特殊表现一般，是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的。
如果说第一首是议论与形象互用，那么第二首的议论则完全融于形象，或者说议论见之于形象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中形容美女妩媚表情。“巧笑”与“万机”，一女与天下，轻重关系本来一目了然。说“巧笑”堪敌“万机”，是运用反语来讽刺高纬的昏昧。“知”实为哪知，意味尤见辛辣。如说“一笑相倾国便亡”是热骂，此句便是冷嘲，不议论的议论。高纬与淑妃寻欢作乐的方式之一是畋猎，在高纬眼中，换着出猎武装的淑妃风姿尤为迷人，所以说“倾城最在著戎衣”。这句仍是反语，有潜台词在。古来许多巾帼英雄，其飒爽英姿，确乎给人很美的感觉。但淑妃身著戎衣的举动，不是为天下，而是轻天下。高纬迷恋的不是英武之姿而是忸怩之态。他们逢场作戏，穿著戎衣而把强大的敌国忘记在九霄云外。据《北齐书》载，高纬听信淑妃之言，在自身即将成为敌军猎获物的情况下，仍不忘追欢逐乐，还要再猎一围。三、四句就这样以模拟口气，将帝、妃死不觉悟的昏庸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不著议论，但通过具体形象的描绘及反语的运用，即将议论融入形象之中。批判意味仍十分强烈。
二、强烈的对比色彩。在形象画面之间运用强烈对比色彩，使作者有意指出的对象的特点更强调突出，引人注目，从而获得含蓄有力的表现效果，是这两首诗的又一显著特点。
第一首三、四两句把一个极艳极亵的镜头和一个极危急险恶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对比色彩强烈，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效果。单从“小怜玉体横陈”的画面，也可见高纬生活之荒淫，然而，如果它不和那个关系危急存亡的“周归入晋阳”的画面组接，就难以产生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惊险效果，就会显得十分平庸，艺术说服力将大为削弱。第二首三、四句则把“晋阳已陷”的时局，与“更请君王猎一围”的荒唐行径作对比。一面是十万火急，形势严峻；一面却是视若无睹，围猎兴浓。两种画面对照出现，令旁观者为之心寒，从而有力地表明当事者处境的可笑可悲，不着一字而含蓄有力。这种手法的运用，也是诗人巧于构思的具体表现之一。
经历南方蛮烟瘴雨之苦的宋之问，回到邻近副都洛阳的陆浑山庄，全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和愉悦。这种欣悦的心情不只缘于自然环境的舒适，更缘于脱离贬谪羁束之所的自由舒畅。
诗的首联大有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笔意。首句“归来物外情”，劈空而起点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的题旨，同时定下了全诗轻快的情绪基调。唐代士大夫多在城郊置有别业，供休暇时居住，同时利用田产获得部分经济收入。宋之问的陆浑山庄显然也是有一定规模的田产，次句的“阅”字点出自己的业主身份，说明阅岩耕是巡视山地，检阅农事，而不是休闲游览，承起句“归来”二字，暗示了个人身份的转变。“负杖阅岩耕”一句看上去像平常叙事，却字字精当，不可移易。先看负杖，古人年届五十已入老境，出行扶杖是常事，但作者巡视山地，须攀岩而上，无法拄杖而行，只得背着杖走，这是写人。再看岩耕，一方面说明了山庄地貌，同时也包括了劳作者在内，比直接说山地意思丰富得多。
在起联总叙巡视庄田之后，中间两联分述出行的所遇所见。颔联先自叙，用了倒装句式，本意是说沿着涧水看花深入，无意中来到源头；为了搜采药草，不知不觉走进幽静的密林。“源水”“幽林”提到句首，就突出了走近水的源头和密林深处的意外惊奇之感，读来比“看花入源水，采药行幽林”这样的写法更有趣味。这里，连用四个动词（看、入、采、行），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中别有一种动态美，显得意象活泼而富于生气。既写出了烂漫山花、苍翠林色的诱人，也表现了人物悠闲的心情。颈联再写所遇见的人和物，这里的野人应该不是作者的佃户，而是附近的山民，所以不认识作者，殷勤地请教姓氏。这一情节有可能是事实，也可以是虚构，用意只有一个：表明自己的装束和普通百姓一样，野外相遇全然没有距离感。官服本来会带来威严，但自从经历贬谪，官场对他来说就只是个不堪回首的噩梦，回到自然山林中，以普通人的身份与山民见礼，反而更让他感觉自然和亲切。人犹如此，鸟更不用说，对诗人咕咕啼叫着，仿佛自报姓名。“山鸟自呼名”的写法很风趣，后来苏东坡《海外》诗袭其意，写成“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一联，到元代萨都剌干脆就原样搬到自己《玉山道中》诗里。宋之问这里将鸟自呼名与野人的殷勤相问对举，使山野自然平添一重人情之美，正好与刚刚摆脱的严酷的流贬境遇形成鲜明对照，强化了“归来物外情”的主题。
结联紧承诗意的发展，顺势将这愉悦心情升华为独善其身的意念。“去去”两个叠字具见作者不可遏制的急切情态，向读者表明了要与官场决裂、只求独善己身的决心。但这么写有个问题，按照传统观念，“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生当盛世而以“独吾乐”傲世，这非但背离了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原则，对朝廷也是个不小的讽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此宋之问追加了“无能愧此生”一句结束全诗，使独乐的念头避免涉及宦海风波，而将理由归咎于自己的无能，且表示辜负盛世的惭愧之意，这就委婉地避免了忧谗畏讥的嫌疑。尽管这未必是作者的真心话，而且他的结局也证实他并未践行隐退山林之志，但就诗的立意而言，确实如清代诗论家贺裳所说，“辞理兼至”。
自陶渊明的作品行世，不为五斗米折腰，宁弃轩冕而归隐田园，就成为诗歌中习见的主题。如何将这个老生常谈的意思表达得自然而不矫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宋之问这首五律，完全跳过“久在樊笼里”，而直接从“复得返自然”写起，首句点题，中间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渲染乡居生活的舒适和人情味，最后以谦卑的态度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志向，很自然地完成了主题的提炼和表现，堪称是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