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新唐书.文艺传》载王昌龄左迁龙标尉（古人尚右，故称贬官为左迁），是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说，他的得罪贬官，并不是由于什么重大问题，而只是由于生活小节不够检点。在《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也对他的好友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即沿用鲍照《代白头吟》中“清如玉壶冰”的比喻，来表明自己的纯洁无辜。李白在听到他不幸的遭遇以后，写了这一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篇，从远道寄给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句写景兼点时令。于景物独取漂泊无定的杨花、叫着“不如归去”的子规，即含有飘零之感、离别之恨在内，切合当时情事，也就融情入景。 因首句已于景中见情，所以次句便直叙其事。“闻道”，表示惊惜。“过五溪”，见迁谪之荒远，道路之艰难。不着悲痛之语，而悲痛之意自见。
后两句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要将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随君去到夜郎。这两句诗所表现的意境，已见于前此的一些名作中。如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曹植《杂诗》：“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都与之相近。而细加分析，则两句之中，又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心中充满了愁思，无可告诉，无人理解，只有将这种愁心托之于明月；二是说惟有明月分照两地，自己和朋友都能看见她；三是说，因此，也只有依靠她才能将愁心寄与，别无它法。
诗人李白通过丰富的想象，用男女情爱的方式以抒写志同道合的友情，给予抽象的“愁心”以物的属性，它竟会随人逐月到夜郎西。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竟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富于同情的知心人，她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自己的要求，将自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同情带到辽远的夜郎之西，交给那不幸的迁谪者。
这种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客观事物，使之同样具有感情，也就是使之人格化，乃是形象思维所形成的巨大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当诗人们需要表现强烈或深厚的情感时，常常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获得预期的效果。
诗的首二句，交代启程游览的经过：刚刚从陆路停下车，连忙就划起桨开始游湖。从驱车，暗示诗人是长途跋涉而来；车一停就划船，又显示出诗人游兴甚浓，好山好水吸引着他，使他迫不及待。起句简炼清峭，于叙述中见情致。
中间四句写湖上风光，是全诗的主体。“涟漪繁波漾”，写湖水浩渺，清波荡漾；“参差层峰峙”，写湖上峰峦迭翠，错落有致；“萧疏野趣生”，写两岸烟村竹树时聚时散，朦胧疏淡；“逶迤白云起”，写远处白云出岫，徐徐升起，连绵缭绕。这四句，每句描写一个方面，又互相映衬、烘托。波光粼粼的湖水，重重叠叠的峰峦，疏疏落落的树木、村舍，冉冉出谷的白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远近高低，组合成一幅萧疏清旷、野趣横生的山水画，令人有溪山无尽之思。这里是采取“大写意”的笔法，诗人抓住大自然赋予自己的独特的美的感受，选用“涟漪”、“参差”、“萧疏”、“逶迤”等富有动感等形容词，略加点染，用以显示客观景物内在的情韵。读这样的诗，使人如观米家山水画，从近处局部看，只有几个墨点，似乎用笔甚草草，但从远处整体看，则景物粲然，满纸云烟。
诗的后四句即写游览中的体验和感受，诗人徜徉于此佳山丽水之中，触景生情。“登陟苦跋涉”，此句与开头“轨息陆涂初，鼓枻川路始”呼应，极言游途的辛苦。“䁹盻乐心耳”，此句与上四句写景呼应，极言游览的快乐。这两句富有理趣，诗人以亲身感受启示人们：经过“跋涉”苦，方得“䁹盻”乐；乐从苦来。这一哲理使诗的思想内容得到升华。诗以“即玩玩有竭，在兴兴无已”煞尾，表达了诗人留连忘返的心情，给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令人寻思而萦回不已。
该诗写得很洗炼。短短五十个字，概括了丰富的内容。诗中不论是叙述、描景还是议论，都含蕴着诗人独特感受到的情趣和韵味，故耐人品赏，发人深思。诗的章法，起承转合井然有序，造句清秀俊逸，也增添了艺术光彩，使全诗显得玲珑剔透，清新可爱。
这首词是朱敦儒的晚年之作，全词表现了一种出尘旷达的悠闲境界。
“先生筇杖是生涯”，开头一语是全词意蕴的形象的总概括，“筇杖”，乃竹杖；“先生”，乃自谓。词人把自己的晚年生活以“筇杖生涯”进行涵盖，就表明他已无心于世事，完全寄情于自然山水之间。“挑月更担花”写出了山野风情之美与身在山野的惬意。以竹筇挑月、担花既能令人想见他在花前月下悠然自得的神态，也可体味出词人吟风弄月的情趣。“把住都无憎爱，放行总是烟霞”二句仍是承“筇杖”的意象进行生发，前句以“把住”筇杖作为眼前社会现实的象征，词人看透了世事的云翻雨覆，对它们‘已无所谓爱憎可言，后句把倚杖而行作为他对生活的向往，他所行之处烟霞缭绕，不啻是他理想生涯的寄托。词人在“筇杖”这一意象上该凝聚很多思想情感，寄寓了十分丰富的意蕴。
下阕仍承“竹筇”的意象进行放逸之情的抒发。“飘然携去”之句就是写他倚杖而行的处处踪迹，他携着它（筇杖）到“旗亭问酒”，到“萧寺寻茶”，一“寻”一“问”暗示词人生计的清寒，神情潇洒落拓。结尾二句尤为妙笔，词人比喻自己是一只飞止无定的黄鹂，性之所至不知会飞到谁家，朱教懦晚年犹如此风趣诙谐，以活泼小巧的黄鹂自喻，表现作者有一颗天真的赤子之心。
《金铜官人辞汉歌》诗中的金铜官人临去时“潸然泪下”表达的主要是亡国之恸。此诗所抒发的是一种交织着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
诗共十二句，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前四句慨叹韶华易逝，人生难久。汉武帝当日炼丹求官，梦想长生不老。结果，还是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不过是茂陵荒冢而已。尽管他在世时威风无比，称得上是一代天骄，可是，“夜闻马嘶晓无迹”，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里，他不过是偶然一现的泡影而已。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四句是第一个层次，借金铜官人的“观感”慨叹韶华易逝，人生短暂。世事无常。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为“客”，表现了李贺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精神。
中四句为第二个层次，用拟人化手法写金铜官人初离汉宫的酸苦惨凄情态，亡国之痛和移徙之悲跃然纸上。特别是“酸”、“射”两字，把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完全揉和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
末四句为第三个层次，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因愁苦而“衰”）；“天若”一语，设想奇伟，意境辽远，感情深沉，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双”;末联进一步描述了金铜官人恨别伤离，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的情怀，感人至深。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茂陵：长安附近汉武帝刘彻的陵墓。秋风客：汉武帝曾作《秋风辞》，以此称他。开头两句是说，有人夜间听见茂陵中刘郎的魂魄巡游汉宫，仗马嘶鸣；可是天亮时这一切都消失了，什么迹象也见不到。
首二句想象汉武帝的阴魂预知铜官人将被搬走，头天晚上显示灵异的情形。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三十六宫：汉代长安有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土花：指青苔。这两句写汉代遗宫的荒芜。是说，宫廷画栏前的桂树空飘着秋香，苑中青苔满地，人迹稀少。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东关：长安东门，这里指明所去的方向。酸风：悲风。眸子：眼中瞳人。这两句说，魏国的宫官把金铜官人装车送往遥远的魏都洛阳，出长安东门时，悲风迎面扑来，刺着金铜官人的双眼。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君：指汉主。这两句是说，金铜官人离开汉宫时，只有天上的明月陪伴着它；因怀念武帝，泪如铅水洒落。
“清泪如铅水”照应上文“酸风射眸子”，把金铜官人拟人化，想象它因为离情而落泪，同时增添了铜人落泪传说的戏剧色彩。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客：指铜人。咸阳：离长安不远。它附近有渭水，汉代改称渭城。这两句说，金铜官人从长安东去，唯有道旁枯败的兰草为它送行；天公如有感情，也将因这兴亡盛衰的变化而伤感衰老。
这两句和末两句，是记写从长安至洛阳途中的情形，情景凄凉。“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李贺的名句，妙在反衬，以无情的天公也会伤情变老，反衬出有情的人心中将会泛起多大的波澜。这是作者对兴亡变化的感叹，也反映出它离京去国时的悲愤。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是说金铜官人带着铜盘，独自离开汉宫后，在月下荒凉之地行进；过了咸阳，越走越远，渭水的波声也逐渐听不到了。
这都是诗人的想象之词。一个“独”字，照应了上文的“画栏桂树”、“三十六宫”以及“汉月”、“宫门”，点出金铜官人不忍离别又只得离别汉宫的情状，也见出诗人辞官离开长安时的孤寂心境。
这首诗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设想奇创，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怨愤之情溢于言外，却并无怒目圆睁、气峻难平的表现。遣词造句奇峭而又妥帖，刚柔相济，恨爱互生，参差错落而又整饬绵密。这确是一首既有独特风格，而又诸美同臻的诗作，在李贺的集子里，也找不出几首类似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