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曾国藩一生从政从军，事务庞多，但他从来不曾忘怀故园之思，手足之情。本诗即是他的念弟之作中写得较好的一首。诗的首联即直接将奔波中的感受写出，每天凌晨，在繁星点点的时候，这原本是酣眠的良辰，作者却早已整驾上路了，又疲惫又寒冷，确是苦不堪言，于是他对这种生活发生了怀疑，不禁扪心自问，如此奔忙劳碌意义究竟何在？(底，何，什么)这二旬写得感情充沛、真挚。然后诗转入写景。在孤月的清晖之下，作者看到了马的疲惫身影，内心里生出对它的怜意。马的形，实际上是作者情感的对象化；对马的怜悯，其实就是作者的对影自怜；这种心境之下的月亮，自然也显得那么孤单寂寞。接着，孤月西落了，一声报晓的鸡鸣划破黑夜，渐渐可以辨认出那深青色的群山了。万山环绕，更令作者感到道路之艰、身心之疲惫；远处鸡鸣，亦暗示了作者身处不见人烟的荒山，孤零无人语：这句写得虽具开阔气象，但一个“苍”字，仍给诗情增添了一份悲苦苍凉之意，由此，诗人对手足同胞的思念之情，也自然向高峰处涌去。这两句景语也是情语，是诗人心态的写照。

　　于是，颈联便唱出了。日归日归岁云暮，有弟有弟天一方”的戚苦之调。无数次的念归，可是从未真的归去，而今又到了年终岁暮，更难知何时能踏上归程；离家愈久，愈是恋家，时时思念自己的弟弟，现在，只能是天各一方，无从团圆，只能在旅途的孤独寂寞中体验兄弟的至情。二句中，上句虽化自《诗·采薇》的“日归日归，岁亦莫(暮)止”，但与下句配合，运用反复之法，亦适切地描摹出诗人此时此刻的心灵波涛，给人一唱三叹之感。最后二句，诗又回到清晨赶路的现实，他这时面对的是深深的大壑，高高的山崖，还有强劲的晨风。不用说，这样的环境再次强化了诗人的思念之情，情感的波涛再次涌起，但是诗人似乎不愿再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于是故意逃脱，自寻宽解：如此猛烈的风或许可以吹送我早些回到弟弟的身旁吧!这一笔似是荡开，似是感情的排遣，心理的安慰，但因为这番幻想事实上是不可能之事，所以诗中一直蕴含着的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无可奈何之情，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

　　本诗情感真挚，格调苍凉，以情绪的流动起伏贯穿全诗，思归念弟之情与诗人奔走宦路之苦的反复咏叹，更收到悠远绵长的艺术效果。因此，尽管在中国诗歌中怀人之作不可胜数，但这首念弟诗仍然显示出独有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是写采玉民工的艰苦劳动和痛苦心情。首句重叠“采玉”二字，表示采了又采，没完没了地采。头两句是说民工不断地采玉，不过是雕琢成贵妇的首饰，徒然为她们增添一点美色而已。“徒”字表明了诗人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既叹惜人力的徒劳，又批评统治阶级的骄奢，一语双关，很有分量。

　　从第三句开始专写一个采玉的老汉，忍受着饥寒之苦，下溪水采玉，日复一日，就连蓝溪里的龙也被骚扰得不堪其苦，蓝溪的水气也浑浊不清了。“龙为愁”和“水气无清白”都是衬托“老夫饥寒”的，连水中的龙都已经这样了，人就更不用说了。

　　下面两句就“饥寒”二字作进一步的描写：夜雨之中留宿山头，采玉人的寒冷可想而知；以榛子充饥，采玉人的饥饿可想而知。“夜雨冈头食蓁子”这一句把老夫的悲惨境遇像图画似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杜鹃口血老夫泪”，是用杜鹃啼血来衬托和比喻老夫泪，充分表现了老夫内心的凄苦。

　　七、八句写采玉的民夫经常死在溪水里，好像溪水厌恶生人，必定要致之死地。而那些惨死的民夫，千年后也消不掉对溪水的怨恨。“恨溪水”三字意味深长。这种写法很委婉，对官府的恨含蓄在字里行间。

　　接下来作者描绘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山崖间，柏林里，风雨如啸；泉水从山崖上流下来形成一条条小瀑布，采玉人身系长绳，从断崖绝壁上悬身入水，只见那绳子在狂风暴雨中摇曳着、摆动着。就在这生命攸关的一刹那，采玉老汉看到古台石级上的悬肠草，这种草又叫思子蔓，不禁使他想起了寒村茅屋中娇弱的儿女，他自己一旦丧命，那他的儿女就将很难为生了。

　　早于李贺的另一位唐代诗人韦应物写过一首《采玉行》，也是取材于蓝溪采玉的民工生活，诗是这样的：“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对比之下，李贺此篇立意更深，用笔也更锋利，特别是对老夫的心理有很细致的刻画。

　　《老夫采玉歌》是李贺少数以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之一。它既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又富有浪漫主义的奇想。如“龙为愁”“杜鹃口血”，是奇特的艺术联想。“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二句，更是超越常情的想象。这些诗句渲染了浓郁的感情色彩，增添了诗的浪漫情趣，体现了李贺特有的瑰奇艳丽的风格。

　　从结构上说，诗一开头就揭露统治阶级强征民工采玉，是为了“琢作步摇徒好色”，语含讥刺。接着写老夫采玉的艰辛，最后写暴风雨中生命危殆的瞬间，他思念儿女的愁苦心情，把诗情推向高潮。这种写法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给读者以深刻难忘的印象，颇见李贺不同凡响的艺术匠心。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第二句先用感叹词“嗟呼”加强语气，然后直接了当地驳斥“孟尝君能得士”的说法，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怎么能说他能得士呢？斩钉截铁，一下子就把“士”和“鸡鸣狗盗”之辈区别看来，开语警策，反驳有力，将“世皆称”云云一笔扫倒，此可谓“驳”。

　　第三句转折腾挪，加深反驳之意，用反证法提出自己对“士”的标准的看法：“士”必须是可赖以谋国制敌的能人，凭仗齐国强大的国力，得到一个“士”，就可以使齐国成为霸主，制服秦国。正因孟尝君手下无一真正的“士”，才导致要靠鸡鸣狗盗之徒来帮助孟尝君逃脱秦国，从而证明孟尝君的“士”不足以称为“士”，用事实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新意独出，直追根本，为一篇文章的旨意所在，此可谓“转”。

　　第四句承接上文，深入一层，运用逻辑推理解析孟尝君不能得士的原因，又驳首句所讲的“士以故归之”，下断语作结，补足对孟尝君能得士的批驳。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理由：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真正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这一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不容置辩，此可谓“断”。

　　全篇紧紧围绕“孟尝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驳，一转，一断，把孟尝君能得士传统看法一笔扫到，虽转折三次但严谨自然，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