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以明快的手法点明了作为远行者的友人此行的行程紧急，以及要去的目的地。以士卒五更即出发而登陇山，道出军情之急。二句中分别用一“登”字、“指”字，既示征途渺远，又显疾进之态。这位即将与诗人离别的远行者，与诗人分手之后，到天快亮、东方欲晓之时就要赶到陇山，攀援登临其山岗之上，而此行要到的地点则是处在遥远的西北边塞的临洮。这样开头，不但表明友人离别的匆忙，同时也表明行者征人赶路的急迫。日夜兼程，行色匆匆，人马迅急，可见前方军情紧急，形势逼人。把这首诗中所描绘的征人出征的景况与杜甫《兵车行》开头几句诗所展现的情景相比，是非常有意思的。杜诗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而在高适的这首送别诗中则没有一点这种征人出征，亲朋相送的场景描绘，有的只是义无反顾的豪雄气概。当然杜甫诗里出征的是士兵，而高适诗里远行的却是护送征夫的县尉，前者是被迫服役，后者则是渴望立功边塞而从军行役。这是两诗表现主旨根本不同的所在，从而其思想风格、情感色调也自然迥异。并且在表现手法上两诗也显然有所不同。杜诗是重墨铺染，而高诗则是概括精炼。“残更”、“远别”四字，用词就极为简洁，不但省去了惜别情景的展示，而且舍弃了行军途程中的一切耳闻目见，突出地表现了行人征夫一心一意手奔赴西北边塞以求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一“登”一“指”又动态地表明了赴边的迅急与行者心情的紧迫。细玩其意，“远行”二字中似乎还包含着诗人的惜别之情。总之，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以引发读者丰富的审美联想。
颔联以“关山事”与“州县劳”对比，认为从军行役之“关山事”，还不如作“州县”之吏那么劳顿，一为高适有任封丘尉之痛苦经历，故有此言；二亦可见其对军旅生活之向往，表现了诗人心中隐隐的一种得意。行者所要踏上的行程，其自然条件毕竟是险恶的，征程也是艰辛的，所以承接首二句下来诗人又通过一个设问，使一开始就高昂激越的情调旋律得到一个回环，由此以表现诗人对行者此次远征的关切。此次远行是由县尉送兵赴边，更可见当时边塞战事的紧张，补充兵力已刻不容缓。这看似简单明白的一问，却含意丰富，既表现出诗人对行者从军行役路途艰苦的体贴关注与惜别难舍之意，同时又赞颂了行者不畏险难的豪迈情怀。感情真挚，态度诚恳，耐人细读。
颈联状疾进之军容，诗人通过想象所描绘出的行者送兵赴边途中的情景。赴边征人军容严正，刀枪林立，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姓白的县尉参与其中，从而使这疾行猛赶、奋勇挺进的行军队伍中忽隐忽现、忽前忽后地闪现着标志着县尉作为使臣所执旌节上的羽饰；而道路两旁的林木，苍苍的树色中也不时有县尉所穿青袍的闪现。诗人侧面着笔，以象征热情之“赤色”相衬，中间“随”字与“引”字锻炼极为生动，既刻画出行者随军奋勇前进，风尘仆仆的劳苦形象，更刻画了行者一往无前的气概，以其随身装束之色彩，传出士卒昂扬奋发之神态，从而给我们展现出一幅气势豪雄的千里行军图；“树色”碧绿，中间用一“引”字，使穿“青袍”之白少府和碧绿之“树色”妙合无垠，给人以满眼生机，以及白少府义气慷慨之奕奕神采。“随”、“引”二字，使诗歌具流走之势，紧扣行军特点。“赤”、“青”二色，亮丽鲜明，颇具青春气息。可谓达到人境浑一，诗画交融之境界。
尾联不直接表达唐军必胜的信念，而以“谁断单于臂”之反诘顿起，再以“今年太白高”作答，显示唐军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之势，这里自然表现出高适此时的一腔豪情。语言响亮有力，用典浑化无迹，此种虚处传神，使诗歌含蕴更为深厚。
全诗的首联写白少府告别亲友带兵轮换到西北边地驻防时登临六盘山头，远离故乡直指河西临洮。颔联写自己作为守边官吏，烦劳地方官员为了关山战事辛苦带兵换防，实在是问心有愧，对不住人家。颈联却笔锋一转，语气豪迈：奔赴边关的将士们，军容齐整，红色箭羽紧随其身，在绿色的原野上青色战袍着身，格外耀眼夺目。言外之意是赞许白少府带兵有方，军势威猛。尾联诗人豪气冲天，尽显盛唐军人的气象：谁能砍断匈奴单于的臂膀，今年的太白星高悬，必有敌人进犯边境，杀敌报国，正等待着英武的军人和将士。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
《兰陵王》词自宋周邦彦“柳阴直”一阕盛传于世以来，后人难乎为继。词分三叠，要善铺叙，不重复，开合动荡，浑化无迹，殊为不易。董士锡此词，可谓迎难而上，就其境界之阔大而言，容或有出蓝之誉。
首叠所写，也不过是一般的暮春离别之意。“水声咽，中夜兰桡暗發”，半夜兰舟出发，水声呜咽，时在春夏之交，“残春在，催暖送晴”，难免生出节序如流、人生易老的感叹，故云“九十韶光去偏急”。盖春天孟、仲、季三个月，合九十日。一“急”字下得有力。晚唐诗人杜荀鹤有句：“每岁春光九十日，一生年少几多时。”(《出关投孙侍御》)郑谷诗又云：“春风只有九十日。”(《自适》)可知“急”字用意，在于时光匆匆。“垂杨手漫折，难结”，一语双关。一层意，就离别说，谓离别本人生常事，如折柳送别则柳将不胜其折，此是反用熟典；另一层意，就伤春说，春去如此匆匆，则人力何可挽留？所以说“难结”。“轻帆”以下三句，写船行之速，归路渐远，惟见水天一色。首叠境界，在柳永、周邦彦等人离别词作中常见。
次叠写景传情，就以深细为其特色了。“余寒”句承上伤春意转入，写惜春情绪。“剩雾锁花魂，风砭诗骨”，是极工致、极骚雅之语句。“花魂”谓暮春之物，“诗骨”谓羁旅之人，物、人对举，相互映射，颇有深意。唐人郑元袅有句：“花魂迷春招不归。”(《花蝶谣》)董士锡以“雾锁”形容之，表惜花凋零之意更有韵味。孟郊有句：“诗骨耸东野。”(《戏赠无本》)被东坡以“郊寒岛瘦”相称的诗人，自称“诗骨”，词人借用来称己，俨然在读者面前推出一个瘦骨嶙峋、但又风骨凛然的寒士自我形象，表人生飘零之感更有高格调。以下连写“草湿”、“莺老”、“蜂瘦”、“燕诉”，所谓“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二结用“向人共愁绝”一句总括之，则人之愁绝，伤如之何!
三叠推开，写江行所见宏观之景，可谓大笔濡染，气魄非凡。“重叠，浪堆雪”，勾勒有力；“坐缥缈浮槎，烟外飞越”，遐想奇特。这是写景吗？诚然，因为所写是眼见之实景，显出江上风高浪急。但是，这不也是因江行实感而催发的、词人急欲超越现实处境这一潜在心理的形象折现吗!是实，也是虚，是景语，也是情语，情景兼写，充满着艺术的张力。下面“衔山一寸眉弯月，照枉渚疑镜，乱峰如髮”数句，写月之细，水之清，峰之乱，均逼真如画，“乱峰如髮”更是造语生新出奇，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当然，超然出世之想只不过是一刹那的幻觉，词人清醒的意识是“扁舟独自”，回到现实，种种“旧梦”萦脑，难以细说，也不必细说。这就是古人称道的“感慨全在虚处”，有意留出艺术空白，意在言外。
近人沈曾植最为推崇董士锡《齐物论斋词》，以为“其与白石(姜夔)不同者，晋卿(董士锡)无名句可标，其孤峭在此，不便摹拟亦在此”(《海日楼札丛》)。笔者则认为白石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董晋卿庶几近之，然谓晋卿词无名句可标，就此词而言，则不尽然。
又词中“照枉渚疑镜”一句，“枉渚”究竟何指？一般认为是泛指水弯之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穀水》：“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也有说者引《楚辞·九章·涉江》“朝发枉陼(同渚)兮夕宿辰阳”，谓此处的“枉渚”当是实指。“枉”即枉水，是湖南常德附近注入沅江的支流。《水经注·沅水》云：“沅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那么董士锡“江行”的具体地点就在湖南境内的沅江了。但就这首词的意境看，上片结句言“千里沧波楚天阔”，“楚天”一般指吴楚之地，且空间阔大，不像是在水流险急的沅湘之间。再者，考稽现存不多的有关董士锡的传记材料，他一生主要辗转于江、浙、皖等地，并没有履迹沅湘一带的记载，故“枉渚”还是作泛指理解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