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由四首小令组成，写年灾之年，农民颗粒无收，还要遭受官府酷刑的惨状，揭露了社会的腐败，反映了农家的疾苦，流露出作者对农民的同情。全曲风格刚劲，语言本色，采用方言土语，虽质朴无华，却高度凝炼，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佳作。
《胡十八·刈麦有感》是由四支小令组成的重头曲，写出了因遭受严重年灾而颗粒无收，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农民“卖宅田”和“典儿女”的悲惨遭遇。
第一支小令写年情的严重和受灾地区的广阔，农民所种的麦子颗粒无收。曲中开始以一个八十岁的老农之口以质朴的语言道出：“几曾见今年麦！又无颗粒又无柴。”大灾之年，粮食柴火，一点也无，何等凄惨。接着道出“三百日年灾，二千里放开”极言年日之长及地域之广，最后两句“偏俺这卧牛城，四十里忒毒害”，饱含着老农无尽的辛酸、怨怼和无奈。第二支小令写农民劳作的辛苦。即使麦子收成不好也得收，还得请人帮忙，这样又赔了人工和饭食。农民为了能收一些糊口的粮食，麦地里麦子收割之后赶紧又种下豆子，可以说为了活下去，已经想尽了办法。这里深切地反映了作者对农民的同情。第三支小令写了官府不顾人民死活，催逼灾民交税，逼得农民典儿卖女的悲惨境况。写里正之类的乡官却还在那里加紧催租，逼得人们卖田宅儿女。“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穿和吃”并非真的“不索愁”，这样写，只是为了更突出“官棒”对农民的严重威胁。为什么农民们“愁的是遭官棒”，原来“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也就是说，“花户每”要过“比粮”这一关。而“花户每”要过“比粮”关，想免遭“官棒”的酷刑，只有“卖田宅”或“典儿女”，别的无路可走。苦只苦“花户每”既无田宅可卖，即使忍痛典了儿女，也还是“陪不上”，最终难逃“遭官棒”的可悲命运。第四支小令写农民的哭诉，跟往年相比，今年更惨，有一年不如一年之意。这是一幅年灾图，读者能够想象到饿得骨瘦如柴的农民站在里长前求情发愁的那种惨状，朴素、真实表现了社会的不合理：由于官僚地主的压迫勒索，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
作者站在农民的立场，揭露了明代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罪行，把天灾和人祸都展示出来了，充分表现了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之作。
这是一篇有名的不怕鬼的故事，显系民间传说，选自《列异传》。
《搜神记》卷十六也收有此篇，题目略有改动，“宋定伯”作“宗定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所征引。
作品的主题是宣扬不怕鬼更要敢捉鬼制服鬼。
它通过逢鬼、骗鬼和捉鬼的描写，赞扬了少年宋定伯的机智和勇敢，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完全可以制服它，特别是在人们相信“人鬼乃皆实有”，“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的魏晋南北朝，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心人物是宋定伯，他年少气盛，夜行遇鬼，他不仅不怕，还主动与鬼打招呼。当鬼问“汝复谁?”定伯答：“我亦鬼。”妙!佯装是鬼的同类，才能与鬼同行。这表现了宋定伯的沉着和机智。
鬼背负宋定伯时说：“卿太重，将非鬼也!”他一点不惊慌，反而自称是“新鬼，故身重耳”。又一次巧妙地解除了鬼的怀疑，取得了鬼的信任，并进而掌握了捉鬼的奥秘“惟不喜人唾”。
当宋定伯涉水有声时，鬼又问：“何以有声?”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故尔”作答，使鬼信以为真，完全把鬼迷住。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当行至宛市，定伯紧紧抓住鬼不放，不管鬼怎样惨叫，他也不心软。鬼变成一只羊，便将它卖掉，并“唾之”以防鬼再变。这些层层深入的描绘，活生生地再现了一个有胆有识、善于谋略、勇于捉鬼的少年英雄宋定伯的形象。
作品中的鬼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形象，它是作为宋定伯的陪衬而出现的。它的一切都被神机妙算的宋定伯所控制，这个鬼必然要成为英雄手下的败将。
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情节，贯穿全篇，简洁而传神，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作者把宋定伯和鬼的对话描写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颇为有趣。
在对话中，宋定伯的灵活、机智、勇敢与鬼的笨拙、窝囊、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特别把宋定伯捉鬼的情节写得极为生动：“定伯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鬼的惊呼与凄然求饶的可怜相和定伯坚定果断的神情都跃然纸上，生动逼真。
本文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精彩的篇章。
这是离别时写给好友抒发离情的一首诗。诗人与元大的感情很深，他在还能望见广陵城外的树和还能听到寺庙钟声的时候，就想起要写诗寄给元大了。
此诗前四句写离情。“凄凄去亲爱”，诗人与朋友分离，感到很悲伤。诗中以“亲爱”二字相称，可见彼此友谊很深，一旦分别，自然依依不舍。但船终于启行了，一会便飘荡在迷茫的烟雾之中，友人的身影虽已消失，诗人还不停地回望广陵城。正在这时，诗人忽然听到广陵寺庙里的钟声，从朦胧的烟树中隐隐传来，他的心情更觉难过。
此诗“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十个字非常著名。诗人和元大分手，心情很悲伤。可是船终于开行了。船儿飘荡在烟雾之中，他还不住回头看着广陵城，那城外的树林变得愈来愈模糊难辨，这时候，忽又传来在广陵时听惯了的寺庙钟声，一种不得不离开而又舍不得同朋友分离的矛盾心情，和响钟的袅袅余音、城外迷蒙中的树色交织在一起了。诗人没有说动情的话，而是通过形象来抒情，并且让形象的魅力感染了读者。“残钟广陵树”这五个字，感情色彩是异常强烈的。
接着后四句抒发感慨。诗人望着滚滚东流、一去不返的江水，禁不住感叹道：“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分别容易重逢难，这后会之期就难以预料了。
但另一方面，他又自我宽慰：“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意谓：自己的身世飘浮不定，有如波上的行舟，要么给流水带走，要么在风浪里打转，世事怎能由个人作主呢？末两句蕴含身世之感。
表面看来这首诗，写得平淡无奇，但细加体味，却感内蕴深厚。特别是“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两句，以景喻情，言简意深。船已“泛泛入烟雾”，渐行渐远，可是诗人还忍不住凝望着广陵城外迷蒙的树林，迷恋地倾听寺庙里传来的残钟余音。诗人对广陵之物的依恋，实则是对挚友的依恋。这两句“虽不着情语，却处处透出依依惜别之情，可谓情景交融，含蓄不尽”（《唐诗别裁》）。表面平淡，内蕴丰厚，正是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一腔忠贞而不被体察，满怀抱负而无从得施，这是封建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对于具体的作家而言，当着社会生活的内容有不敢直说、不便明言者时，这种反映往往是曲折、隐晦的。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因此在《离骚》中“上下而求素”，出入于风伯日驭之间，去寻找自己的理想。正是从他开始，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以游仙的形式来表现政治内容、抒发生活感慨的传统。这一传统，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全面继承，而到了李白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篇在李白的游仙诗中，不算最出色的，但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运用这种形式所取得的成就。
一起两句，开门见山，点出所思对象及其所在地点。据《十洲记》云；“东海之东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碧海在东海之东一万里，而仙人又在碧海之东隅，可见其远。碧海之水“甘香味美”，迥别于人间，可见仙人居处的奇异、优美。诗人于仙人不能不萦之于心，而于路途的遥远、凶险亦不能不念念于怀，因而逗出下面数句。
接着诗人列举了四事，说明欲至仙人居处的“碧海之东隅”的凶险程度。首先是气温低寒，其次是海风凶狂。风狂则浪大：“白波连山倒蓬壶”（木华《海赋》：“波如连山。”），更别提还有凶猛的怪物作祟了：“长鲸喷涌不可涉”。由于这层层险阻，诗人痛感无望的悲哀，于是只好“抚心茫茫泪如珠”了。
去既不能，罢亦不忍，“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终竟是意难平。那么，这一份惓惓之情便只有托那神奇的青鸟代为传递了。青鸟是西王母的信使，见《汉武故事》。麻姑是传说中的一位美丽的仙女，见《神仙传》。这里，诗人请青鸟代为向麻姑（即篇首的“仙人”）表示歉意：他不是不想去，实在是去不成。
从李白的生平经历来看这首诗，它的寓意相当明显。可以说，它反映了李白追求美好的理想，虽遭权奸们的诋毁，而始终惓惓情切的真实处境，浓缩了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遭遇，是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游仙诗看待的。
《有所思》是一个古题，出自汉乐府。用此题者，一般但言男女离思。而李白将其引入游仙，将所思对象改为仙人，并赋予整首诗以深刻的寓意，不能不说是用古题写出了新意，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诗人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