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滟滪堆》出自《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九，此诗描绘了滟滪堆雄浑险恶，表达了诗人对国运衰微，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的忧虑与无奈。

　　首联“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开门见山，突出滟滪堆之大，接着下句表现了滟滪堆之高，其中一个“巨”字和一个“长”字，不但突出了滟滪堆之高之险，而且给人以望而生畏之感。

　　颔联“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这两句化用了当时的谚语之意。谚曰：“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滟滪大如袱，瞿塘不可触。“这一联承上而来，突出了滟滪堆的险恶之势。

　　颈联“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 在诗人看来，这是上天有意使航船存在着倾覆的危险，于是就使造物神功设此巨石，立于茫茫水中以戒行船。在此，把滟滪险滩化为水候（即水在不同季节变化的情状，并成为警戒行船的标石）。

　　尾联“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诗人在战乱中，漂泊不定从成都乘船辗转至夔州，一路走来险象环生。故最后一句写道：“行止忆垂堂。”“垂堂”因檐瓦坠落可能伤人以此喻危险的境地。从诗人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以“忆垂堂”为结，不仅写出诗人无尽的忧虑，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动乱的现状。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借物抒情，从诗歌来看，好似在写“滟滪堆”的自然险恶，而实际上诗人抒发了“行止忆垂堂”的忧虑心情。其次，侧面描写，诗人在诗歌中，多次引用典故谚语，从侧面突出了要表现的情感。

　　这首诗是鲍照赠朋友诗中的代表作。由于通篇用“比”体，虽是一般古诗，却有着浓郁的乐府民歌气息。自汉魏以来，在文人作家所写的古诗中，这一首还是很有创造性的。

　　全诗十二句，每四句一节，共三节。“轻鸿”四句写与傅都曹志趣相投，亲切订交。“风雨”四句，写两人分手惜别时情景。“落日”四句，设想别后离愁，并写自己看不到出路的苦闷。从结构看，并无什么大的起伏波澜，只是闲闲说起，怅怅结束。然而感情深挚，思绪万千，体现了诗人一腔孤愤。

　　全诗以“鸿”喻傅都曹，以“雁”自喻，此甚易知。但郑玄《毛诗笺》：“小曰雁，大曰鸿。”古人往往以鸿鹄并称而以凫雁对举，鸿鹄象征清高，凫雁则迹近微贱，可见此诗一开头便有扬傅而抑己的倾向，显得傅尊而己卑。而在“鸿”字上，诗人更着一“轻”字，“轻”自然有可能轩翥于高空；而在“雁”上却用了一个“孤”字，“孤”者，离群索居，寂寥无侣之谓。而“戏江潭”与“集洲沚”，一则高翔遨戏，一则独自幽栖，不仅动静不同，抑且有得意与失志之分。这两句看似客观描述，实已两相对照，说明彼此命运若云泥之悬殊。不过当二人无心邂逅，却又过从甚密，两两相亲。“邂逅”句表面上似平铺直叙，实际上已隐含一层转折；而第四句“缘念共无已”则又深入一层。“缘”者缘分，“念”者思念，“无已”，无终尽之谓。夫缘分无终尽，思念亦无终尽，非但作者对傅“缘念无已”，即傅对作者亦复如是，此正所谓“共无已”。这两句本写双方交谊笃厚，情深意惬，却以极平淡之笔出之，仿佛毫不着力。这就叫举重若轻，好整以暇。

　　第二节第一句“风雨好东西”，颇费解。钱仲联先生《鲍参军集注增补》引张玉谷《古诗赏析》云：“言遭风雨而东西分飞也。”则“好”字无着落。钱增补云：“按，‘风雨’句‘好’字去声。语本于《尚书·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伪孔传》：‘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孔颖达《正义》：‘箕，东方木宿。毕，西方金宿。’”按：钱所引证皆是。“好”与“善”无论为形容词、名词或动词，皆属同义。如言“好谋善断”，即善谋善断也。《洪范》之意，盖言东方箕星善于引起刮风，西方毕星善于招来下雨。鲍照此句则近于倒装，言东方之星善风，西方之星善雨，风雨方向不一，则鸿与雁亦随之不得不分飞两地，故下文紧接“一隔顿万里”，“顿”者顿时、立即之谓。语近夸张，故情弥激切。且人在相聚时每当境不觉，及别后追思，则有不可骤得之感。所以作者此处乃把笔锋掉转，“追忆”二句盖设想别后回忆当初同在一处“栖宿”之时（闻人倓《古诗笺》引《禽经》：“凡禽，林曰栖，水曰宿），则‘心耳’之间充满了彼此的‘声容’“。这里流露别后互相思念之情已溢于言表，却全从侧面虚写，文势虽小有跌宕，仍不显得着力。如果反复咏叹，自会觉得一往情深。谢灵运写情，多从内心矛盾曲折处进行峭硬的刻画，不深思冥索不易体会；而鲍照则多以自然平淡出之，仿佛古人说的“有若无，实若虚”。但鲍诗写情多发自肺腑，稍加咀嚼，便回味无穷。

　　最后四句，乍看全是景语，实则句句抒情。“落日”本身就是孤寂的象征，因日落而川渚生寒，则孤寂中带出了凄凉萧瑟的苦味。“愁云”句明点“愁”字，而“愁云”竟多得“绕天起”，则愁之不得解脱可想而知。“短翮”句以雁之不能高翔远引喻己之窘迫局促，说明诗人的处境是多么使他苦恼。“徘徊”句乃找不到出路的最形象的描写。试想万里晴空，鸿雁高飞，该是多壮观的景象；而今却徘徊于烟雾迷茫之中，会感到透不过气来，这真是悲剧性的场面了。好友远别，满腹心事再也无人可以倾诉，因赠别而自伤身世，从诗人构思的逻辑性来看，也是很自然的。全诗在戛然而止之中有着情韵不匮的余味，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