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一二两句都是因果句：由于“病眼”，所以“逢书不敢开”，由于“春泥”所以“谢客亦无来”。而这正是他感到寂寞的来由，“更无短计销长日”，春末时节，日并不长，然而偏偏说“长日”，大概是从《诗经》的“春日迟迟”化来。这个“长”字，有力地表明了作者的寂寞无聊。因为越是无事可做，便越感到日长，这正反映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厌恶。“短计”，即肤浅之计，“短”与“长”字相对，连个短计也还想不出来，真是无法打发这漫长的一天。
围绕栏杆行走，而且至于百回之多，这样写有点夸张，可是读者又感到真实，因为这正是绞尽脑汁想出的“短计”，他的“短计”，似平只有如此。这句话写得很具体，也很形象，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围绕着栏杆不停地打转转。
以上两句，特别是末句，质朴无华，形同口语，这正是杨诗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
在百无聊赖中，不免思归了。作者此次寓居临安，是短暂的，没有多久，便由于“丁父忧”而回乡了。看来他很不习惯于这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
第二首“不关老去愿春迟”，暗点题目的“春尽”。春天己经过去，但他还希望春天走得慢一点。他明确表白这个愿望是“不关老去”的，究“愿春迟”的原因则是“只恨春归我未归”，这就道出了作者的积愫，也点出了题目的“旅怀”，原来是因为春已归去而自己却不能归去的缘故。“恨”字直贯“春归我未归刀。看到春归，“我未归”之恨愈甚。
“最是杨花欺客子”，又转向“杨花”杨花者，柳絮也，东风劲吹，杨花自然要飞向西去。“向人一一作西飞”，乃是春天的自然现象，然而作者却认为这是杨花的有意恼人，有意跟“客子”为难似的。杨万里江西吉州人，吉州在临安之西，杨花从临安西飞，飞向自己的故乡吉州。一个寄离临安的“客子”，而且对临安的生活又是厌倦，对西飞的杨花即既羡慕又嫉妒。
这两句的构思较之上两句尤为巧妙。周必大说：“诚斋（杨万里）大篇短章...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宋诗纪事》五十引）“春归”已令人恨，更可恨者则是“杨花”，故用“最是”二字以表达进一层的“恨”：杨花无知，何能恼人？然而它的“一一向西飞”，岂不是明明有意向人炫耀？作者把无知的杨花写成有知，把杨花由于东风而西飞的自然现象，说成是故意恼人。把西飞的杨花，涂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而表达了作者深重的思归心情。不知道周必大的评论是否也包括作者的构思，然而这种构思是的确够得上“写人情意，曲尽其妙”的。
辛弃疾的这首词由登楼而有感，登高远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者胸怀天下，仍不能忘怀的是还在沦陷的中原大地，但作者同样对失地的收复充满希望。
上片描写奠枕楼的宏伟气势以及登高远眺的所见所感，“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出浮。”五句以来往行人的口吻来描述高楼的气势，一是奠枕楼建设速度之快，如同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二是奠枕楼高耸入出，气势非凡。“征埃成阵”，“今年太平万里”是人民安乐的根本条件，点出了行客如出，市场繁茂，以前的饥荒凄凉的景象，已经绝迹。接下来写的是登上楼以后的感受。首先，作者感到欣喜，因为金兵没有来侵扰，老百姓今年获得了一个安定丰收的好年景。作者的思路沿着滁州这一个地区扩展到全国，步步深入，一环扣一环，最后把矛头直接刺向南宋当朝：“东南佳所，西北神州。”弓刀陌上，车马如流是作者把思路从广阔的视野又收回到奠枕楼周围的实景中去。在楼上远眺，一是寄希望于南宋朝廷，二是面对中原感到痛心不已，东南虽然可以苟安一时，但是不可以忘记了北伐中原的大业。
下片头三句“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是由古人联想到自己。当年李德裕在滁州修建了怀嵩楼，最后终于回到故乡嵩山。但是作者自己处于这个南北分裂的时代，祖国不能统一，故土难回，肯定会让李德裕笑话自己。这里已经道出了词人心中的悲痛，但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作者又有了信心。辛弃疾初到滁州，见到的人民是：“方苦于饥，商旅不行，市场翔贵，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风作，惴惴然不自安”。（见《铅刀编·滁州奠枕楼记》）而现在完全换了另一种景象，这是他初现身手的政绩，也是他的骄傲。“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作者无法抑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感到自己即将有所作为，一定能够让滁州百姓的生活像黄帝梦中华胥国那样宁静和平。
这首词豪放雄伟，起伏跌宕，层次分明，步步深入，是辛弃疾南渡后，在抗金前哨的一首重要的词作。
《卿云歌》，相传是舜禅位于禹时，同群臣互贺的唱和之作。始见旧题西汉伏生的《尚书大传》。据《大传》记载：舜在位第十四年，行祭礼，钟石笙筦变声。乐未罢，疾风发屋，天大雷雨。帝沉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见于钟石！”即荐禹使行天子事，并与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云云。钟石变声，暗示虞舜逊让；卿云呈祥，明兆夏禹受禅。这一传说故事，充满了奇异神话色彩，《卿云歌》的主题，则反映了先民向往的政治理想。 全诗三章，由舜帝首唱、八伯相和、舜帝续歌三部分构成。君臣互唱，情绪热烈，气象高浑，文采风流，辉映千古。
首章是舜帝对“卿云”直接的赞美歌唱。关于“卿云”之名，《史记·天官书》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在古人看来，卿云即是祥瑞之喜的象征。“卿云烂兮，糺缦缦兮”，若云若烟，卿云灿烂，萦回缭绕，瑞气呈祥；这祥瑞之兆，预示着又一位圣贤将顺天承运受禅即位。“旦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更明显寓有明明相代的禅代之旨。圣人的光辉如同旦月。他的受禅即位，大地仍会像过去一样阳光普照、万里光明。这与其说是舜帝的歌唱，毋宁说是万民的心声和愿望。
次章是“八伯”的和歌。八伯者，畿外八州的首领。这里当指舜帝周围的群臣百官。舜帝首唱“卿云”，八伯稽首相和：“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旦月光华，弘于一人！”他们进而赞美上天的英明洞察，把执掌万民的大任，再次赋予一位至圣贤人。这里对“明明上天”的赞美，也是对尧舜美德的歌颂。《尚书·尧典》有云:“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而今者虞舜，效法先圣，荐禹于天，以为后嗣。没有尧舜的美德，就没有禅让的美谈。尧舜之举比起明明上天，更值得称颂。
舜帝的赓歌，则表达了一位圣贤的崇高境界和伟大胸怀。十二句可分三层。前四句以“旦月有常，星辰有行”作比，说明人间的让贤同宇宙的运行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才能使国家昌盛，万民幸福。中四句叙述“迁于贤圣”的举动，既顺从天意也符合民心。可谓普天之下，莫不欢欣。最后四句表现了虞舜功成身退的无私胸怀:“鼚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正当人们击鼓鸣钟、载歌载舞，欢呼庆贺夏禹即位之时，自感“精华已竭”的虞舜，却毫无声息地泰然“褰裳去之”。只此两句，一位崇高伟大的圣贤形象，便跃然纸上。
尧、舜禅让，载于《尚书》，《卿云》之歌，流传秦季。而尧、舜均属传说人物，舜歌《卿云》，颇难征信。很可能这是身处战国、秦季乱世，目睹争夺劫杀，而向往礼让治世者的代拟之作。不过，自战国、秦汉以来，禅让传说和《卿云》之歌，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对形成以礼让为美德的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柳诒徵论“唐虞之让国”时写道：“吾民初非不知竞争，第开化既早，经验较多，积千万年之竞争，熟睹惨杀纷乱之祸亡无已，则憬然觉悟，知人类非相让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后此数千年，虽曰争夺劫杀之事不绝于史策，然以逊让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时时可以杀忿争之毒，而为和亲之媒。故国家与民族，遂历久而不敝”（《中国文化史》）。这对认识《卿云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颇有启发。
在艺术上，《卿云歌》辞藻华美，意境超迈，孕育骚赋句法，足可与《诗》之《雅》、《颂》媲美。
《己亥杂诗》写于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己亥）龚自珍辞官返乡之时，由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计315首，全属七言绝句（其中部分不依近体格律的古绝），堪称中国诗史上最大规模的组诗。可以说，在这一组诗中，定庵向时人、也向后人集中展示了自己复杂而又饶具魅力的内心世界。研究龚自珍其人、其文学成就，《己亥杂诗》应是重中之重。
此篇是《己亥杂诗》第一百三十五首，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为龚自珍的一篇诗体自传。由高中甲科到倦飞知还，再到解嘲式地敷衍“如玉美人”，诗人“嵚崎楚客，窈窕吴侬”、“归来料理书灯红，茶烟欲散颓鬟浓”（《能令公少年行》）的理想终于在一种无奈的状况下实现了。可这又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归宿。诗中连用三个“偶”字，加之“佳人”、“寻春”的锦绣字面，仿佛在昭示这一切只是“妙手偶得之”。而在字里行间还是掩抑着诗人的苦笑和酸楚。所谓“以乐写哀，其哀倍之”，定庵是深谙个中奥窍的。但就是这点一般读者都能够察觉的苦衷，身为文学批评大师的王国维居然硬是感受不到，在他那部被不少人顶礼膜拜的名著《人间词话》里就据此诗指责“其人之儇薄无行，跃然纸墨间”。可见偏见的力量有时是很可怕的。
此外尚应指出，《己亥杂诗》之一百零七首“少年揽辔澄清意，倦矣应怜缩手时。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蛾眉”与此篇意旨全同，手法则各尽其妙，可以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