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五月五日端午，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咏花词。菊在秋季开放，但这里所咏的盆中菊在端午开放，词人在初夏欣赏到了秋季的花卉，自然格外欣喜。上片首先渲染盆中所菊所开放的夏日气候，“薰风殿阁樱桃节”，说温暖的南风吹满殿阁，樱桃也成熟了。“碧纱窗下沈檀爇”，屋内燃着驱暑的熏香。再以“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凸写菊花开放时节。下片以“檀人知趣甚，不向炎凉问”，写出因花开而洋溢欣喜之情。她在欣喜之余，唯有赞叹栽培它的花匠：“老圃好栽培，菊花五月开”。全词最后才说出这一“菊”字，而惊叹、欣喜之情灵动地展现在其中。
“嫩箨香苞初出林”，诗人起笔便细细描绘了初生之笋的形态。这样壳嫩笋香的初生之笋，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只待春雨浇灌，即能昂扬九霄。“於陵论价贵如金”，很多人认为这句诗是诗人向座主的器重表示感谢。嫩笋要论价，是因为初生之笋鲜嫩可口，所以食者众多，求者亦夥，因而在於陵这里的价格和黄金一样贵重。“於陵”当属泛指，代称各地。诗人在这一句里已经点出一丝悲的意味。嫩笋正出林呢，怎么就要论价了，而且价值甚昂？但语气终还是压抑的，平缓的，冷静的，客观的。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诗的三、四两句接着将这种悲哀之情渲染开去，推至顶峰才喷发而出。“凌云一寸心”，谓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喻人年少而有壮志。这两句回答了对嫩笋“於陵论价”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竹林茂盛，所以可以食笋，忍心“剪”去它凌云之心。卒章而诗人的一片哀怜之情也显露出来。诗人痛惜嫩笋被食，喻人壮志未酬，这是一种悲哀；而联系到诗人于大和六年（832年）赴京应举不第，那么就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了，就是或许是因为皇都长安里“人才”太多，所以他才下第的。可是“剪”去的是一寸凌云之心。一个“忍”字用得十分出色。忍者，忍心，实际上联系到“凌云一寸心”看，作者表达的却是“何忍”之意。意谓不要夭折嫩笋的凌云之志啊。悲己之不遇，痛上主之不识己，一片哀怨之情弥漫其间。 全诗以嫩笋比喻自己，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诗人同样如此，年少而胸怀大志。可悲哀的现实却是嫩笋被食，凌云之志也夭折在初出林的时候。而诗人也一样壮志未酬，空有“嫩箨香苞”美质，却没有了昂扬九霄的机会。既哀且怨之情充溢全诗。
全诗艺术风格哀怨缠绵，而深情难已，已经初步显示出李商隐诗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的艺术特色。 这样哀怨的诗歌若出自一个中年或暮年人之手，当属平常，可是创作它的却是二十岁左右的李商隐。这正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黄金时段，可诗人看见鲜嫩的笋时不由而生 “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诗也写得哀怨缠绵。这就是很让人诧异的事。事实上，“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里包蕴着诗人半生的际遇和一种 “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首先，家世孤苦，“沦贱艰虞多” （《安平公诗》），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父祖辈又一再年寿不永，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祭裴氏姊文》就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这是他清贫生活的生动写照。此外，他生活的晚唐时代动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斗争，农民起义不断，而社会又讲究勋阀门第观念，而诗人自己“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他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诗人自小便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十六岁时写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诗似写一伤怀的女子，而句句实写自己。“八岁偷照镜”，著一“偷”字，写出了其早熟，“长眉已能画”，写其早识。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也是如此；接着十岁能做裙，十二岁弹筝，表明这个女子的慧心兰质，可接着却是十四未嫁，“十五泣春风”了，转向一层悲哀的境地。美质未遇良主，唯有相泣春风了。这种忧愁，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可谓切中肯綮。李商隐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譬如：“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看见早梅，也生悲慨：“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发出“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的感叹；看见“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的垂柳他又会觉察到“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赠柳》）的幻灭感。就算是茂盛青翠的高树，他也会感到“一树碧无情”（《蝉》）。总的说来，李商隐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加之他的多愁善感，在诗歌创作上，总是要表现出那么一丝忧虑，或出之以典故，或结之以意象，来取得“深情绵邈”的审美感受。而把握他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也是欣赏李商隐这首《初食笋呈座中》乃至他全部诗歌的钥匙。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头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头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头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
该词上片写碾茶煮茶。开首写茶之名贵。宋初进贡茶，先制成茶饼，然后以蜡封之，盖上龙凤图案。这种龙凤团茶，皇帝也往往以少许分赐从臣，足见其珍。下二句“分破”即指此。接着描述碾茶，唐宋人品茶，十分讲究，须先将茶饼碾碎成末，方能入水。“金渠”三句无非形容加工之精细，成色之纯净。如此碾成琼粉玉屑，加好水煎之，一时水沸如松涛之声。煎成的茶，清香袭人。不须品饮，先已清神醒酒了。
换头处以“味浓香永”承接前后。正待写茶味之美，作者忽然翻空出奇：“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以如饮醇醪、如对故人来比拟，可见其惬心之极。
作者在《戏答荆州王充道烹茶四首》一词中也提到“醉乡”：“三径虽鉏客自稀，醉乡安稳更何之。老翁更把春风碗，灵府清寒要作诗。”怀中之趣，碗中之味，确有可以匹敌的地方。词中用“恰如”二字，明明白白是用以比喻品茶。其妙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几句话，原本于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诗：“我官于南（时苏轼任杭州通判）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胸中似记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但作者稍加点染，添上“灯下”、“万里归来对影”等字，意境又深一层，形象也更鲜明。这样，作者就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桩事，巧妙地与品茶糅合起来，将口不能言之味，变成人人常有之情。
这首词写男女的欢会与分别。上片先从分别写起，河桥垂柳，蜂惹百花，喻其分别时的留念，并兴起相见之迟，相别之速。“蕙风”句是从弦管之间写女子的风度、情怀。
下片写临流饯别，以春水之百状心意之百足，以酒杯之深喻感情厚挚，用语自然而深婉。末句以景结情，楚烟湘水，皆已寂寞，纯是分别时的感情外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