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十月二十六日收到家里来信，知道新买的田地，秋季收获了五百斛的稻谷，我非常高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做个农夫过一辈子了。现在需要制备碓、磨、筛罗、簸箕，制备大小扫帚，制备升、斗、斛等农具。家中妇女，连同家中女佣，都让它们学习舂揄蹂簸的活计，这才有一种靠田园抚养子孙的生活气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再加一小碟酱姜等佐料，这最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农闲的日子，吃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着碗，缩着脖子喝，即使是霜雪浓重的寒冷的早晨，喝这样的粥，全身都暖和。唉！唉！我们可以长久地做农夫过一辈子了！
我想世界上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读书人是士、农、工、商四民的最后一等。上等的农夫，耕种一百亩的地，次等的七、八十亩，再次等的五、六十亩，都是劳苦他们的身体，勤奋地付出他们的力量，耕种收获，来养活天下的人。假使天下没有农夫，全世界的人都要饿死了。我们这些读书人，就应该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兄长，守住先人的美德，等待传给后人来继承发扬，做官得志时，把恩泽施与百姓；不能达到心愿时，就修养身心，将美德表现于世；所以又比农夫高了一等。可是现在的读书人就不是这样了，一捧起书本，便想要考中举人、考中进士、作官，作官后要如何抓取金钱，建造大房屋，购买很多田产。一开始便错走了路，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而那些在事业上没有发展和成就的人，便在乡里为非作歹，行为丑陋，更令人受不了。至于约束言行，注重修养自己品德的人，难道没有吗?甚至期望自己达到经世济民的理想，使自己的心智高尚，媲美古人的人，也到处都有。但是好人总是被坏人所牵累，于是让我们也开不得口。一开口说话，别人便笑说：你们这些读书人总是会说，将来做了官，就不这样说了。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忍受别人的笑骂。工人制造器具，让人使用方便；商人搬运货物，输通有无，都有方便民众的地方。只有读书人对于人民最不方便，难怪要列在四民中的最后一等，而且连求列在最后一等也都得不到呢。
兄长我一生中最敬重的是农夫。对于新招用的佃户，一定以礼相待。他们称呼我们为主人，我们称呼他们为客户；主客本来就应该是相互平等对待的意思，我们有什么好尊贵的，而他们又有什么好低贱的呢?要体恤他们，要怜悯他们，如果他们有需要借贷，就要周全他，无能力偿还的，就要宽让他们。我曾经嘲笑唐人《七夕》诗，吟咏牛郎织女，都作相会、离别等可怜之说，实在失去了原本的主旨。织女，穿衣的本源；牵牛，吃饭的根本，作为天星为最尊贵，上天非常重视它们，而人却反不重视啊！它们昭示人民勤劳务农，它们的形象明显可作为人们的镜子。我们乡邑的妇女们，不能织绸织布，然而主持家务，多做针线，也仍然不失为勤劳。近来有很多沉湎于听鼓词、玩斗叶的人，这习惯太放纵，亟应该制止他们。
我们家的田地，虽然有三百亩，但总是人家典押的产业，不可长久依靠它。将来需买二百亩田，我兄弟二人各得一百亩就够了，这也是古代一个农夫受田一百亩的意思。如果再求多，就是侵占他人产业，那是很大的罪过。天下没有田地产业的人很多，我是什么人啊，如果贪求而不满足，那么穷人将如何求得生存呢?有人说："在这世上，很多人的田产是阡陌相连，拥地数百顷还多，你奈他何?"我说：别人这么做是他家的事情，我只尽力做自家的事情，当世道昌盛时，大家一起遵守王制；若世风日下，民俗浇薄时，也决不随着世俗同流合污。这也是板桥家法吧。哥哥字。
注释
碓：舂米器具。
舂揄蹂簸：《诗经生民》：“或舂或揄，或蹂或簸。”舂，用杵臼捣去谷物的皮壳。揄，拉，引；蹂，搓。
四民：指士、农、工、商。《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
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弟，同“悌”，敬重兄长。
“得志”二句：语见《孟子尽心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见，同“现”，显露。
小头锐面：谓尖头小面，形容善于经营。《春秋田语》：“平原君对赵王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之为人也，小头而锐，断敢行也。’”
束修：约束整饬。
经济：经世济民。
体貌：谓以礼待人。
呈象：指天所呈现的现象。
主中馈：指主持家中饮食之事。
斗叶：玩纸牌。明清时称纸牌为叶子。
荡轶：放荡纵逸。
典产：指支付典价而占有的土地。原主可以赎回。
一夫受田百亩：《孟子万章下》：“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
措足：立足。
偷：浇薄。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郑墨是郑燮的他堂弟。郑墨字五桥，小郑燮二十四岁。对这位小弟，郑燮十分友爱，从读书到做人，随时予以谆谆教导。本文则是郑燮在范县任上写给堂弟郑墨的家信。此间他给郑墨共写过五封信，“第四书”写于乾隆九年（1744年）。
在南宋诗词圈子里，吟物之风十分盛行。但平庸草草之作，屡见不鲜，不足为怪。高观国的这首吟草词却不沾不滞，以意贯串全词。通过写草色来抒发自己的离愁别恨。这首词的上半阕绘出了一幅纯净明丽的阳春烟景：春风吹绿了芊芊的芳草，在飘动的白云映衬下显得那样葱翠可爱；蒙茸的草地伴随着流水伸向天际，花瓣轻轻地洒落在草上。这的确是十分迷人的芳景。
读者还应当注意到“晓梦入芳裀”这句的含意。“芳裀”，芳草有如厚厚的裀褥。关键是“晓梦”二字，原来这令人神往的如屏芳景，只是一场春梦中的幻境而已。大地山河，一经点破，并化烟云。用笔之虚幻，莫测端倪。“香尘”一句，补足梦境。“香尘”者，女子的芳踪也。刘长卿《陪辛大夫西亭观妓诗》：“任他行雨去，归路裛香尘”，与此词意境相似。可是美人的踪迹被无边的芳草隔断了。即使追寻到梦里也并不圆满，也只是一个凄迷的短梦而已。
下片转写实境，写醒后的情怀。用“萋萋”一句换头，仍是从草字生发。“萋萋”，芳草美盛之貌。
“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黄鹤楼》）即是此意。那么鲜美的芳草与江南的恨思有什么关系呢？这里似有事而无典，就是说写自己经历过的事，以抒发他对远隔香尘的伊人的思念。“翻忆”句重笔渲染。用“罗裙”形容芳草，始于白居易的“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杭州春芳》）；牛希济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生查子》），则以芳草拟罗裙。此词在“翠罗裙”上缀以“翻忆”二字，感情上又多了一个曲折。翻者，反也。本想眺芳一下，略舒郁悒，没想到反而勾起了对绿色罗裙——这最具有女性特征的服饰的思念来。这一缕痴情真是不好收拾。“冷落”三句，以排体出之。句句切草、切情，化工之笔。“冷落闲门”，见出庭院之孤寂，而“庭草无人随意绿”之神理，即隐含其中。“凄迷古道”，流露出芳远之悲心。“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为其所本。
“凄迷”二字，将心绪之凄黯与芳眼之迷蒙两重意象融会一起，并与前片之“芳隔香尘”暗相挽合。以迷迷糊糊之睡眼，逐古道之轻尘，真令人难以为怀。然而作者述情之笔愈出愈精，最后又推出了“烟雨正愁人”之句，把这种怅惘的心境渲染到了十分。“烟雨”，在词人的笔下与草色结缘甚深。林和靖咏草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点绛唇》）贺方回《青玉案》：“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便是显例。此词以“烟雨”结笔，将草色、离情与迷蒙的雨色化为一片，情景相伴，凄然无尽。况蕙风所谓“取神题外，设境意中”者，约略近之。
咏吟春草是一个古代文人津津乐道的永恒题目，名篇佳作，数不胜数。有评论家说，在高手如林的名人队伍里，高观国用他那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秀美婉约的风格另起炉灶，独成一家。
“近得浔阳江上书，遥思李白更愁予。”以太白譬梦阳，不仅因二者同姓，而且也以才德兼备而不见容于世相似。“愁予”一辞出自《楚辞·九歌》“目渺渺兮愁予”，大有“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天末怀李白》）的愁思。杜诗接下去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之句，言太白才高见嫉，被陷于小人。又于“魑魅”外想出个“鼋鼍”作对仗： “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鼋鼍”偏义于后者即鳄鱼，那可是扬子江上要吃人的怪物。引入“鼋鼍”，便与“浔阳江”更为贴切。这“鼋鼍”和“魑魅”，都是比喻李梦阳周围的恶势力。它们围住他、窥伺他，是决不肯放过他的。作者同意朋友在信中的说法，也是希望他提高警惕，不要大意，担忧之色溢于言表。
后四句承上意转，进一步希望朋友作最坏的打算。看来问题还不太严重，最多是丢官归里。不过也不那么简单，还未能马上急流勇退。因为“魑魅”、 “鼋鼍”在逼近，在窥伺，欲速不达，只能步步为营，且守且退。“鼓柁襄江应未得，买田阳羡定何如？”襄江流经襄阳，那是汉代隐逸汉阴丈人、庞德公，唐代田园山水诗宗孟浩然居住过的地方。阳羡是会稽的一块好地方，苏东坡词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
诗中“鼓柁襄江”、“买田阳羡”皆指归田。“应未得”、“定何如”亦互文，都是尚不能付诸实践之意。但诗人相信这一天会成事实，因李梦阳实际上是开封人，何景明系信阳人，两地距淮河、桐柏山不远，所以诗的结尾道：“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这个结尾表明作者也已厌倦官场黑暗，意欲退隐，不仅是为明哲保身，也是为远世全节的考虑。友人一旦丢官，交游定当锐减，而何大复本人坚定表示愿与卜邻，正是从道义上给朋友以支持。
全诗两句一意，极为疏朗。如纯从技巧角度而言，中两联上下句均似有犯复之嫌。试将颔联“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与杜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比较，前句两句十四字只一意，后两句十字具两意，其意象疏密之别显然。但从全诗着眼，则情真意挚，一气贯注，实不拘拘格律，不当以字句之工拙计优劣。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