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十月二十六日收到家里来信，知道新买的田地，秋季收获了五百斛的稻谷，我非常高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做个农夫过一辈子了。现在需要制备碓、磨、筛罗、簸箕，制备大小扫帚，制备升、斗、斛等农具。家中妇女，连同家中女佣，都让它们学习舂揄蹂簸的活计，这才有一种靠田园抚养子孙的生活气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再加一小碟酱姜等佐料，这最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农闲的日子，吃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着碗，缩着脖子喝，即使是霜雪浓重的寒冷的早晨，喝这样的粥，全身都暖和。唉！唉！我们可以长久地做农夫过一辈子了！
我想世界上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读书人是士、农、工、商四民的最后一等。上等的农夫，耕种一百亩的地，次等的七、八十亩，再次等的五、六十亩，都是劳苦他们的身体，勤奋地付出他们的力量，耕种收获，来养活天下的人。假使天下没有农夫，全世界的人都要饿死了。我们这些读书人，就应该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兄长，守住先人的美德，等待传给后人来继承发扬，做官得志时，把恩泽施与百姓；不能达到心愿时，就修养身心，将美德表现于世；所以又比农夫高了一等。可是现在的读书人就不是这样了，一捧起书本，便想要考中举人、考中进士、作官，作官后要如何抓取金钱，建造大房屋，购买很多田产。一开始便错走了路，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而那些在事业上没有发展和成就的人，便在乡里为非作歹，行为丑陋，更令人受不了。至于约束言行，注重修养自己品德的人，难道没有吗?甚至期望自己达到经世济民的理想，使自己的心智高尚，媲美古人的人，也到处都有。但是好人总是被坏人所牵累，于是让我们也开不得口。一开口说话，别人便笑说：你们这些读书人总是会说，将来做了官，就不这样说了。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忍受别人的笑骂。工人制造器具，让人使用方便；商人搬运货物，输通有无，都有方便民众的地方。只有读书人对于人民最不方便，难怪要列在四民中的最后一等，而且连求列在最后一等也都得不到呢。
兄长我一生中最敬重的是农夫。对于新招用的佃户，一定以礼相待。他们称呼我们为主人，我们称呼他们为客户；主客本来就应该是相互平等对待的意思，我们有什么好尊贵的，而他们又有什么好低贱的呢?要体恤他们，要怜悯他们，如果他们有需要借贷，就要周全他，无能力偿还的，就要宽让他们。我曾经嘲笑唐人《七夕》诗，吟咏牛郎织女，都作相会、离别等可怜之说，实在失去了原本的主旨。织女，穿衣的本源；牵牛，吃饭的根本，作为天星为最尊贵，上天非常重视它们，而人却反不重视啊！它们昭示人民勤劳务农，它们的形象明显可作为人们的镜子。我们乡邑的妇女们，不能织绸织布，然而主持家务，多做针线，也仍然不失为勤劳。近来有很多沉湎于听鼓词、玩斗叶的人，这习惯太放纵，亟应该制止他们。
我们家的田地，虽然有三百亩，但总是人家典押的产业，不可长久依靠它。将来需买二百亩田，我兄弟二人各得一百亩就够了，这也是古代一个农夫受田一百亩的意思。如果再求多，就是侵占他人产业，那是很大的罪过。天下没有田地产业的人很多，我是什么人啊，如果贪求而不满足，那么穷人将如何求得生存呢?有人说："在这世上，很多人的田产是阡陌相连，拥地数百顷还多，你奈他何?"我说：别人这么做是他家的事情，我只尽力做自家的事情，当世道昌盛时，大家一起遵守王制；若世风日下，民俗浇薄时，也决不随着世俗同流合污。这也是板桥家法吧。哥哥字。
注释
碓：舂米器具。
舂揄蹂簸：《诗经生民》：“或舂或揄，或蹂或簸。”舂，用杵臼捣去谷物的皮壳。揄，拉，引；蹂，搓。
四民：指士、农、工、商。《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
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弟，同“悌”，敬重兄长。
“得志”二句：语见《孟子尽心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见，同“现”，显露。
小头锐面：谓尖头小面，形容善于经营。《春秋田语》：“平原君对赵王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之为人也，小头而锐，断敢行也。’”
束修：约束整饬。
经济：经世济民。
体貌：谓以礼待人。
呈象：指天所呈现的现象。
主中馈：指主持家中饮食之事。
斗叶：玩纸牌。明清时称纸牌为叶子。
荡轶：放荡纵逸。
典产：指支付典价而占有的土地。原主可以赎回。
一夫受田百亩：《孟子万章下》：“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
措足：立足。
偷：浇薄。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郑墨是郑燮的他堂弟。郑墨字五桥，小郑燮二十四岁。对这位小弟，郑燮十分友爱，从读书到做人，随时予以谆谆教导。本文则是郑燮在范县任上写给堂弟郑墨的家信。此间他给郑墨共写过五封信，“第四书”写于乾隆九年（1744年）。
《涉江采芙蓉》是一首写别的情诗。在古代封建社会里，生活是很简单的，最密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夫妻朋友关系，由于战争、徭役和仕宦，这种亲密关系往往长期被截断。更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书信无法往来，相隔两地音信全无，就成为许多人私生活中最伤心的事。因此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表达别离情绪的，就主题来说，这首诗是很典型的。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芙蓉：荷花的别名。兰泽：生有兰草的沼泽。这两句是说，划船到江中去采集荷花，又来到沼泽地摘取芬芳的兰草。夏秋时节，江南水欲，日暖花香，荷花盛开，女主人公在江中泽畔采集了鲜艳的荷花，又摘取了芬芳的兰草。诗歌就这样在愉快欢乐的气氛中起笔，芙蓉、兰泽、芳草等语，将画面装饰的绚丽灿烂，让人顿感主人公形象雅洁，心情愉快美好。此诗开篇之“涉江采芙蓉”的人，有人认为是离欲的游子（即思妇的丈夫）；但有人反对这种观点，理由是游子求宦在外，或者因别的原因，是不可能去“涉”南方之“江”采摘芙蓉的。因此，有人认为“涉江采芙蓉”者是在江南家欲的思妇（即妻子）。按江南民歌所常用的谐音双关手法，诗歌中的“芙蓉”（荷花）往往谐“夫容”之音，即丈夫的面容。所以，“涉江采芙蓉”的人当为思妇。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这两句点明了思妇的忧思源于对丈夫的思念。思妇思念丈夫，而丈夫正远在天涯。她采摘了美好的“芙蓉”，此刻难以送给自己想念的远方的人。可以说，思妇采莲，真有《乐府诗集·江南》中的“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的快乐。采莲是快乐的，而女子却是忧伤的。这里，诗人以乐景表哀情，倍增其哀。
接着两句空间发生了突然转换，视角发生了变化，不写自己，而写身在“远道”的丈夫：“还顾望旧欲，长路漫浩浩。”也许就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上面两句写思妇还在思夫的时候，诗歌就转换了视角，写远方的丈夫此刻也正带着无限思念，回望妻子所在的故欲。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无非是漫漫无尽的“长路”和阻山隔水的浩浩烟云。这样的写法就是一种“悬想”的方法，即不写此处写彼处。杜甫的《月夜》就是这样的写法。杜甫不写自己想念妻儿，而写妻子想念自己，这样就增强了情感的表达效果。游子回家的希望渺茫，因而思念妻子的情感更为强烈。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同心：指夫妻。古代婚礼的一种仪式，新郎新娘用彩缎结同心，并相挽而行。终老：终生。这两句是说，两个心心相印的人啊，永远异地相思，只有忧伤陪伴他们终老。这两句诗是写一对长久分别得有情人，从眼前想到此后的生涯，更深的担忧涌上心头。
此诗借助他欲游子和家欲思妇采集芙蓉来表达相互之间的思念之情，深刻地反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痛苦。全诗运用借景抒情及白描手法抒写漂泊异地失意者的离别相思之情；从游子和思妇两个角度交错叙写，表现游子思妇的强烈情感；运用悬想手法，在虚实结合中强化了夫妻之爱以及妻子对丈夫的深情。
这是一首咏物词。白石的咏物词所咏最多的是梅、柳，这是因为其中关合着他的一段“合肥情事”，他与合肥情侣相遇于合肥赤兰桥，其地多柳树，而分手时为梅开时节。夏承焘先生的考证即为：“白石客合肥，尝屡屡来往……两次离别皆在梅花时候，一为初春，其一疑在冬间。故集中咏梅之词亦如其咏柳，多与此情事有关。”（《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行实考》）
张炎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词源》卷下）并标举了咏物词的几条原则：第一，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第二，结构上要能放能收，浑然天成；第三，所用典故必须符合题旨；第四，结句必须点明“一段意思”。若用以上原则衡量此词，可谓处处吻合。这首词在调下标明“赋潭州红梅”，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盛产红梅，以“潭州红著称于世。词中从咏红梅入手，但又不拘泥于纯粹写梅，写梅写人，即梅即人，人梅夹写，梅竹交映，含蕴空灵，意境深远，收放自如，达到似花非花，似人非人，花人合一的朦胧迷离的审美境界。
起句“人绕湘皋月坠时”，点明人物、地点、时间。湘皋，湘江岸边。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注：“泽曲曰皋。”水滨江岸往往是情人幽会的理想场所，加之红梅掩映，更富诗情画意的美感。然而此刻词人写的不是相聚时的欢乐，而是写离别后的哀愁。一个“绕”字，写出百般无奈，万种离愁。绕者，徘徊也。“月坠”二字说明其“人”（抒情诗中的主人翁常常是作者自己）已在此徘徊良久。月坠湘皋，环境凄清，以此烘托心境，其愁苦悲凉可以想见。第二、三两句由人及梅，正面点题。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然词人不是写梅影映照于水面，而是写梅影浸透在水中，着一“浸”字，感情已很强烈，再以“愁”字形容涟漪，将涟漪拟人化了。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愁人观物，触目皆是愁色，这在美学和修辞上叫做移情。诗人写梅多写其横，写其斜。如苏东坡《和秦太虚忆建溪梅花》诗云：“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词人这里不仅写其疏影横斜，而且突出一个“小”字。“花树小”，一作“花自小”。小字有娇小纤弱意。唯其娇弱，更显得楚楚可怜，让人顿起爱心。以上三句用写意的笔法，描绘出潭州红梅独特的品格风貌，奠定了全篇离别相思的基调。
“一春”三句既是写人，也是写梅。它既承上句，进一步写梅之愁，又从“幽事”渐渐逗引起无限伤心往事，暗暗点出心目中那个“人”来。梅的“一春幽事”是什么？是“嫁与车风春不管”，转眼间“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白石《暗香》）春残花落，惆怅自怜，除清风明月外，亦复谁知？“香远茜裙归”，是以茜裙女子的归去，象征梅花之飘零。茜裙，即红裙。香气被寒冷的东风吹远了，而落花仍依恋残枝，在树下回旋。此句充满了奇妙的想象，“香”犹花魂，缥缈而去；茜裙则是由花瓣幻化出来的形象，如在眼前。这个幻化出来的形象，即是白石魂萦梦牵的合肥情侣，这是白石一生的“情结”所在，所以看到了梅花，会马上联想到分离的情人。那时节春寒料峭，红梅绽放，他与穿着红裙的女子在江边分别。词人渐行渐远，回首岸边，只见那红裙渐远渐小，以至成为一个红点，就像江边的一朵红梅。……此时此刻，词人又深情地望着湘江边上的红梅，双眼渐渐模糊，幻化出当年江边的“茜裙”来。人耶？梅耶？真耶？幻耶？这样的描写，是写物而不凝滞于物，符合上面张炎所标举的第一个标准。
过片一笔宕开，以“鸥去”结束对往事的回忆。词中本咏红梅，为何一下子又扯到江鸥？此法即张炎所云“收纵联密”中的一个纵字，也就是说不拘泥于故实，而要从远处着笔。鸥是眼前的景物，符合湘皋这一特定地点。词人在江皋徘徊，惊起一滩鸥鸟；而鸥鸟的拍翅声又惊醒词人，使他从迷惘的回忆中回到当前。啊，这一切原来都是幻觉，往昔的情事就象鸥鸟一样飞去了。词写到此处，如果继续从远处着笔，则失其收纵自如之妙，于是“遥怜”二字又把它收回本题，并与上阕的“香远”遥相绾合，从而构成一体，深得“联密”之致。“花可可”，与前面的“花树小”遥相呼应。可可，小也，形容梅朵小如红点。“可可”和“依依”俱为叠字，且平仄相谐，声韵极美。
《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说姜白石词“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这首词上阕由梅及人，写己之相思，下阕始则宕开，几经翻转，写对方之相思。从对方写来，将两地相思系于一树红梅，故其相思之情，愈翻愈浓，益转益深。细细品味“遥怜”以下诸句，即可探知个中消息。“九疑”三句，看似写竹，实为写梅。
在词人看来，这红梅之红，分明是娥皇、女英二女的相思血泪染成的，也即自己恋人的相思血泪染成的。这里用湘妃的典故，既关合潭州湖南之地，又借斑竹暗喻红梅，以娥皇、女英对舜帝之相思，比作合肥恋人对己之相思，虽从对方写来，并以侧笔刻画，然却“用事合题”，非常精当。因为其中“相思血”三字，是牵合梅与竹的媒介。这也可见白石用典的妙处。前人用典，用其本意，有时显得呆板、平直；白石用典，只是取其所需，只取其大意，不拘泥于故实，用的非常灵活
这首词在审美价值上是创造了一种含蓄朦胧的美。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此词没有像一般的咏物词那样，斤斤于一枝一叶的刻画，而是着重于传神写意。从空处摄取其神理，点染其情韵，不染尘埃，不着色相，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境）。它通过“月坠”、“鸥去”、“东风”、“愁漪”以及“绿筠”的渲染烘托，通过“茜裙归”、“断魂啼”、“相思血”的比拟隐喻，塑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风采的、充满愁苦、浸透相思情味的红梅形象，借以表达对心上人的深深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