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胜败这种事是兵家难以预料的事，但是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男儿。

　　首句直截了当的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做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此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实在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江东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如项羽愿返江东可能卷土重来。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无面见江东父老”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的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从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评、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羽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从来，决矣。”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可取的。

　　《晋书·乐志》载汉乐府有《出塞》《入塞》曲，李延年作，是一种以边塞战斗生活为题材的军歌。杜甫作《出塞》曲有多首，先写的九首称为《前出塞》，后写的五首称为《后出塞》。杜甫的前后《出塞》曲，并非军歌，而是借古题写时事，意在讽刺当时进行的不义战争。

　　杜甫这九首诗通过描写一个士兵从军西北边疆的艰难历程和复杂感情，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给兵士和百姓带来的苦难。

　　第一首叙述自己初别父母被迫远戍的情景。第二首叙说上路之后的情景。离家已远，死生难料，只好索性豁出性命练习武艺。第三首，诉说自己一路上心情的烦乱，故作自励之语以求自解。第四首，描写自己在路上被军吏欺压和驱逼的情景。第五首，自叙初到军中时的感慨：官兵对立，苦乐不均，身为奴仆，难树功勋。第六首，征夫诉说他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实际上是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观点。第七首，征夫诉说他大寒天在高山上筑城和戍守的情况。第八首，征人诉说自己初次立功的过程和对待功劳的态度。第九首，征人自叙他自己从军作战十余年的经历。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刻划离别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刻划以身许国。

　　这九首连章体的组诗，“借古题写时事，深悉人情，兼明大义”，主题鲜明，内容集中，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这组诗“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前后连贯，结构紧凑，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杜甫的《前出塞》组诗第一首是起，写出门应征，点题“出塞”，引出组诗主旨：“君已家土境，开边一何多”，以之为纲，统摄全篇。以后各首便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顺次写去，循序渐进，层次井然。第九首论功抒志；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为结。中间各首在围绕主题展开的同时，每首又各有重点。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写征人的留恋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写征人的以身许国。条理清晰，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诗人在情节的安排上亦前后照应，过渡自然。如第二首“骨肉恩岂断”承第一首“弃绝父母恩”；第八首“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呼应第六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就使九首如线贯珠，各首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不致分散。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足见这种连章体组诗也是杜甫的一大创造。

　　第二，以点来反映面。整组诗只集中描写了一个征夫的从军过程，但却反映了整个玄宗天宝末年的社会现实：“开边一何多”，这里有连续不断的黩武战争；“单于寇我垒”，也有敌人对唐王朝边境的侵扰。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性质是复杂的。诗中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沉重灾难，也有封建军队中官兵不公的现实；既有军士对奴役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也有征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既有征人戍边筑城的艰难困苦，也有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可谓这一时期的全景纪录。

　　第三，整组诗都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由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这样寓主位于客位，可以畅所欲言地指斥时政。这正是用第一人称的自由方便处。此外，诗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事，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就增加了真实感和亲切感，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四，诗人善于抓住人物特征，着重人物的心理刻划，精心塑造了一个来自老百姓的淳厚朴实、勇敢善战的士兵的生动形象。诗人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或通过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他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第二首写这个征人冒险轻生、拚命练武的行动，就反衬出这个征人内心的苦闷和忧怨；第三首用磨刀伤手而自己不觉来刻划他“心绪乱已久”，内心烦乱不安的矛盾痛苦。这种用人物行动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就使人物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避免了枯燥乏味的直接说教。或通过比兴手法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变化，如第七首“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就将自己思念故乡、想念亲人的迫切心情托之“汉月”，寄之“浮云”，这就使人物复杂抽象的心理变化和感情特征具有可感性、形象性，使读者易于了解和接受。此外第八首描写这个征人对敌作战的英勇顽强，第九首写他对功赏的正确态度，虽着墨不多，但都形象逼真，跃然纸上。

　　这篇文章上承《袁家渴记》，下启《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六篇。文章记述了作者沿渠探幽，追求美景的事，表达了作者探奇制胜，拓宽胸怀，追求胜景借以抒发胸中积郁之气的感情。

　　第一段写石渠在袁家渴西南不到一百步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在它上面架了一座桥。“有泉幽幽然，其渠乍大乍细”句，从视觉上描绘了泉水细徽轻缓流动的样子，从听觉上描摹了它忽大忽小的渠声，突出了石渠泉水的特点，石渠有的地方宽不到一尺，有的地方两尺来宽，长度大约十来步（古时一步五尺）。它的水流碰到大石，就从石下潜流出来。一个“伏”字，进一步突出了渠水“幽幽然”的特点。接着写渠水的流向及渠上的景色：过了大石，前边有石泓。石泓是比石渠水深的石洼。它的上面覆盖着菖蒲，四周环绕着苔藓，泉水折向西流去，旁边的水落入岩石下。北面堕入小潭中。潭的面积小不足百尺，潭水清而深、有许多白条鱼在水中游动。后又向北弯弯曲曲地流去，看起来好像没有尽头，然而终干流入渴中。它的旁边都是形态怪异的石头，诡怪的树木，奇异的草儿，美好的嫩竹，这里，人们可以并排坐下来休息，这一段描写，语言简洁，把“睨若无穷”的曲折的泉水写得一目了然，渠上的风光只用几个字就写出了特色，作者着重描写了石渠的风：它摇动着那些树木，花草、竹子的梢头，发出的声音在山谷里响动。眼看着它们已经静静地不动了，可它们被风吹动发出的声音却方才在远处回响。视觉上是“静”，听觉上却是“远”，构成了十分奇妙的意境。拿这篇的风同《袁家揭记》中的风比较，它们的“个性”特点是十分鲜明的：一个是“静远”，一个是“骇动”，这反映了作者善于细致观察自然、善于抓住其特点，并且用贴切的语言来再现它们。柳宗元的游记的确匠心独具，有其特殊的风格。

　　第二段写作者从州牧那里得到石渠加以整治的情况：把枯草朽木归敛成堆然后清除，疏通渠道，清除堵塞的土石，把已经堆积起来的枯草朽木烧掉，渠道既已疏通就注满了清泉。可惜还没有人传扬它，所以作者才完备地记下它周围所有的景物，留给那些喜爱山水的人，并把这些刻写在石渠的北面，使以后热心此事的人便于得到。这段记事简明扼要。文中一个“惜”字，反映了作者的心情。可以这样理解：既是“惜”石渠之未始传，也是惜自己的怀才不遇。

　　最后一段记下整修的时间：元和七年正月八日整修到大石边。十月十九日，走过大石发现了石泓小潭，至此石渠的美景才算到了尽头。这篇文章文字简洁，用词精炼确切，独具特色。

　　“客有住桂阳，亦如巢林鸟。”写自己做客郴州，犹如归巢之鸟起句即饱含深情，表达出友人的热情接待使自己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自己非常感激。句中的比喻非常巧妙，一则将自己喻为鸟，自是有一种不被重用，流落江南的愤慨和失落；一则将郴州喻为巢，真切而形象地表达了友人何九对自己的厚遇。同时，用一个“客”自称，又是双关手法，既指自己己做客郴州，又指自己被贬之身份，含有一种怀才不遇之感，两“客”皆蒙何九厚遇，其谊自不待言，其恩自不须言，所以诗人以“鸟”“林”相喻，显得既含蓄又贴切。

　　“罍觞且终宴，功业曾未了。”作者没有详写宴会实况，而是以“且终”写宴会即将结束，暗含着盛宴将尽，忧从中来的意味。但诗人要表达的不是离别的痛苦，他想到的是更深刻的主题，那就是建功立业。这两句用对比衬托的手法，衬托出诗人在意的不是别离之伤，而是功业未成之痛。这也是盛唐诗人们的共性，纵览盛唐诗界，从张九龄、陈子昂到高适、岑参，从王维、孟浩然到李白、杜甫，都是胸怀建功立业的抱负。王昌龄此时此地，虽然被贬，却依然保持着这种建立功业的盛唐气象。

　　“山月空霁时，江明高楼晓。门前泊舟楫，行次入松筱。”前两句写宴后倚楼而望的月下美景，宁静的郴山夜空，下有青翠的群山和碧绿江水，上有空阔的青天和明朗的月光，江边高楼便也有了生机，且如晨光一般明朗了。这是诗人与友人宴后伫立楼头所见郴城之美景。后两句接着写主客下楼行舟夜行，眼见得椰城景色美不胜收。顺流而下，不知了多久，也不知行了多远，如渔人入桃花源一般进入一片诗意的松竹之地。读者无从知晓主客在舟中的言谈，但从此景来看，两人一定是情深意切，谈得推推心置腹。诗人不愧为“诗家天子”，他并没有将宴后乘舟夜游写尽，只是写出出行前与行止时情景，一路的风景及言谈藏于诗外了，任由读者自己去想象。

　　“此意投赠君，沧波风袅袅。”这是全诗的主旨，“此意”自是两人在舟中所谈之意，虽未明言，但诗人在“功业曾未了”中已经暗示了，读者完全可以推断出，此处的“意”即是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以此赠与友人何九，既是勉人又是自勉。这与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勉滕子京相似。由此可见，古代文人骚客的胸襟抱负很大，他们并不以个人得失为意，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沧波风袅袅”既是指主客在江边交谈时所见到的水波和所感受到的夜风，又是暗示现实的清冷。寄寓着诗人对现实环境难以实现理想的担忧，从而将内心的热情与现实的冷酷融为一体了。读者由此诗可以看到诗人王昌龄的内心世界，其实，这也是古代众多迁客骚人的共性，他们总是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

　　全诗写景真切如画，抒情真挚如酒，传意真实如在眼前。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