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三句“艅艎东下，望西江千里，苍茫烟水。”突兀而来，描写临别时的环境氛围，景象苍茫寥廓，颇有气势。“试问襄州何处是？雉堞连云天际。”这二句自问自答，展开了对襄阳的描写，将遥远的襄阳用变焦镜头拉扯到了读者眼前，空间距离因为抒情的需要在一瞬间缩短了。“叔子残碑，卧龙陈迹，遗恨斜阳里。”这三句写襄阳遗迹，暗点出两位古代英杰理想未竟而终的遗恨，为歇拍一句称赞友人作势。“后来人物，如君瑰伟能几？”歇拍一句盛赞张明之才能的卓绝，并希望他能以前贤自勉，负重自强，完成历史使命，消除先人的遗恨。
下片“其肯为我来耶？河阳下士，差足强人意。”用韩愈《送石处士序》一文成句，是词人对京西南路安抚使上书辟张明之为幕僚一事的评论，赞扬了他礼贤下士的作风，同时，亦暗示张明之此去定会得到重用。“勿谓平无事也，便以言兵为讳。”南宋统治集团实行投降政策，禁止朝野议论出师北伐之事。这二句是词人对张明之的告诫与勉励，希望他能恪尽职守，加强战备。同时也是对当权者置中原大好河山于不顾的投降政策的严正谴责。“眼底河山，楼头鼓角，都是英雄泪。”眼下河山沦丧，城楼鼓角震天，这些都足以让有志之士为痛苦流涕。这三句转入抒情，同时也点明了当前危难的局势，苍凉悲壮，体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心，极富鼓动性。 “功名机会，要须闲暇先备。”国家多事之秋，正是为国效力，一展抱负、博得功名的机会，闲暇时千万不可麻痹大意，要常备不懈。末二句再次勉励张明之抓住机会，建功立业。这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国事、功业相勉励，顿现出送别之人与被送之人的亲密关系，送人之情意亦愈见真挚和亲切。
全词语言朴实，亲切自然，切合挚友送别之口吻。虽为送别词，却不作儿女之语，慷慨激昂，一派豪气，壮人行色，鲜明地表达了词人的爱国精神和对友人的深情厚意。
这是诗人访友不遇之作。全诗描写了隐士闲适清静的生活情趣。诗人选取一些平常而又典型的事物，如种养桑麻菊花，邀游山林等，刻画了一位生活悠闲的隐士形象。全诗有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情趣，语言朴实自然，不加雕饰，流畅潇洒。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是说陆羽把家迁徙到了城郭一带，乡间的小路通向桑麻的地方。陆羽的新居离城不远，但已很幽静，沿着野外小径，直走到桑麻丛中才能见到。开始两句，颇有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种车马喧”的隐士风格。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点出诗人造访的时间是在清爽的秋天，自然平淡。陆羽住宅外的菊花，大概是迁来以后刚刚才种上的，所以虽然到了秋天，还未曾开花。这两句一为转折，一为承接；用陶诗之典，一为正用，一为反用，却都表现了环境的幽僻。至此，一个超尘绝俗的隐士形象已如在眼前，而诗人访友的兴致亦侧面点出。
“扣门种犬吠，欲去问西家。”说诗人又去敲陆羽的门，不但种人应答，连狗吠的声音都没有。此时的诗人也许有些茫然，立刻就回转去，似有些眷恋不舍，还是问一问西边的邻居吧。一般说来，写到“扣门种犬吠”，“不遇”之意已见，再加生发，易成蛇足。就像柳宗元的《渔翁》一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崖上种心云相逐。”前人每谓末二句“着相”，情思刻露，如苏轼、严羽、胡应麟、王士祯、沈德潜等都持是说。但皎然之写问讯于西家却正得其所。一方面，见出对陆羽的思慕，表明相访不遇之惆怅；另一方面，则借西家之口，衬托出陆羽高蹈尘外的形象，表明二人相契之根由。同时对诗中所描写的对象即陆羽，并未给予任何直接的刻画，但其品格却呼之欲出，这也正符合禅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旨。
“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是邻人的回答：陆羽往山中去了，经常要到太阳西下的时候才回来。这两句和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的后两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恰为同趣。“每日斜”的“每”字，活脱脱地勾画出西邻说话时，对陆羽整天流连山水而迷惑不解和怪异的神态，这就从侧面烘托出陆羽不以尘事为念的高人逸士的襟怀和风度。
这首诗前半写陆羽隐居之地的景；后半写不遇的情况，似都不在陆羽身上着笔，而最终还是为了咏人。偏僻的住处，篱边未开的菊花，种犬吠的门户，西邻对陆羽行踪的叙述，都刻画出陆羽生性疏放不俗。全诗四十字，语言清空如话，不加雕饰，吐属自然，流畅潇洒，别有隽味。
此诗首句写骆氏亭，翠竹、清水把这座亭轩映衬得格外清幽雅洁，诗人置身其间，颇有远离尘嚣之感。
接着写诗人对友人的思念，诗人眼下所宿的骆氏亭和崔氏兄弟所在的长安，中间隔着重重的城池，路途迢迢，诗人的思念之情宛如随风飘荡的游丝，悠悠然飘向友人所在的长安。诗人因境界的清幽而倍感孤寂，因无好友共赏幽胜而微感惆怅。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竹丛里船坞深静无尘，临水的亭榭分外幽清。相思之情啊隔着重重的高城飞向远方。
首句写骆氏亭。“竹坞”是竹林怀抱隐蔽的船坞；“水槛”，指傍水的有栏杆的亭轩，也就是题中的“骆氏亭”。清澄的湖水，翠绿的修竹，把这座亭轩映衬得格外清幽雅洁。“无尘”和“清”，正突出了骆氏亭的这个特点，可以想见诗人置身其间时的那种远离尘嚣之感。幽静清寥的境界，每每使人恬然自适；但对于有所思念、怀想的人来说，又往往是牵引思绪的一种触媒：或因境界的清幽而倍感孤寂，或因没有好朋友共赏幽胜而感到惆怅。这两句由清幽的景色到别后的相思，其间虽有跳跃，但并不突兀，原因就在于景与情之间存在相反相成的内在联系。诗人眼下所宿的骆氏亭和崔氏兄弟所居的长安，中间隔着高峻的城墙。“迢递”一词有“高”、“远”二义，这里用“高”义。“重城”即高城。由于“迢递隔重城”，所以深深怀念对方；而思念之深，又似乎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诗人的思念之情，宛如随风飘荡的游丝，悠悠然越过高高的城墙，飘向友人所在的长安。“隔”字在这里不只是表明“身隔”，而且曲折的显示了“情通”。这正是诗歌语言在具体条件下常常具有的一种妙用。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小诗的后两句是说，秋空上阴云连日不散，霜飞的时节也来迟了。留得满地枯残的荷叶，好听深夜萧瑟的雨声。
第三句又回到眼前景物上来：“秋阴不散霜飞晚”。时令已届深秋，但连日天气阴霾，孕育着雨意，所以霜也下得晚了。诗人是旅途中暂宿骆氏亭，此地近一段时期的天气，自然是出自揣测，这揣测的根据就是“秋阴不散”与“留得枯荷”。这一句一方面为末句伏根，另一方面又兼有渲染气氛、烘托情绪的作用。阴霾欲雨的天气，四望一片迷蒙，本来就因相思而耿耿不寐的人，心情不免更加黯淡，而这种心情反过来又增加相思的浓度。
末句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但要领略诗句所蕴含的情趣，却须注意从“秋阴不散”到盼“雨”的整个过程。秋叶听雨打枯荷的况味，诗人想已不止一次的领略过。淅沥的秋雨，洒落在枯荷上，发出一片错落有致的声响，别具一种美的情趣。看来倒是“秋阴不散霜飞晚”的天气特意作美了。枯荷给人一种残败衰飒之感，本无可“留”的价值；但秋雨的到来就不同了，自己这样一个旅宿思友，永夜不寐的人，因为能聆听到枯荷秋雨的清韵而略慰相思，稍解寂寞，所以反而庆幸枯荷之“留”了。“留”、“听”二字写情入微，其中就有着不期而遇的喜悦。“听雨声”自然是夜宿的缘故，但主要还是由于“听雨声”蕴含有一种特有的意境和神韵。这“听雨”竟有一种特别的美感，久听之后，这单调而凄清的声音，却又更增加了环境的寂寥，从而更加深了对朋友的思念。
沈义父《乐府指迷》云：“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此诗之结语：“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正是以景结情，不仅景中含情，且有声有情、声情并茂，声、景、情谐和合一而收余音缭绕之致，使诗歌境象迷茫，旨义含隐深曲。
这首诗虽然写了秋亭夜雨的景色，写得历历如画，但它并不是一首写景诗，而是一首抒情诗。“宿骆氏亭”所见所闻是“寄怀”的凭借，“相思”二字微露端倪，后两句暗藏彻夜不眠之意，诗人的思友之情暗寓其中，可以说是以景寄情、寓情于景的。诗的意境清秀疏朗，而蕴涵其中的心境又是极为深远的。
该文是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
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
公元前601年，单襄公受周定王委派，前去宋国、楚国等国聘问。路过陈国时，他看到路上杂草丛生，边境上也没有迎送宾客的人，到了国都，陈灵公跟大臣一起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去了著名的寡妇夏姬家，丢下周天子的代表不接见。单襄公回到京城后，跟定王说，陈侯本人如无大的灾难，陈国也一定会灭亡。
单襄公的预言很快实现了。两年后，与夏姬私通的陈灵公在谈笑中侮辱夏姬的儿子夏征舒，被夏征舒射死。
单襄公的先见之明不止一次。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楚晋两国对决，结果楚军大败。晋国获胜后，派至向周简王告捷。在朝见周王之前，王叔简公设酒宴招待至，互赠厚礼，谈笑甚欢，王叔简公在朝堂上称赞至。至还在邵桓公面前自夸功大，说晋国这次打败楚国，实际是由于他的谋划。邵桓公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单襄公：“王叔简公称赞至，认为他一定能在晋国掌权，因此王叔简公劝我们各位大臣为至多说好话，以便今后在晋国能有所照应。”
单襄公很不客气地说：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恐怕就是指至这种人吧。君子不自我吹嘘，并非为了谦让，而是怕掩盖了别人的长处。大凡人的天性，总喜欢超过别人，但不能用无视别人长处的手段。越是要掩盖别人的长处，他压制下边的人也就越厉害，所以圣人看重谦让。如今至的位置在晋国其他七卿之下而想超过他们，那也就会有七人的怨恨，至将凭什么来应付呢？刀已经架在至的脖子上了。
单襄公的这个预言还未完，到了第二年，前574年，鲁成公跟晋、齐、宋、卫、曹、邾等国在柯陵结盟。单襄公躬逢其盛。在柯陵盟会上，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走路时眼睛望远不望近，脚步也抬得高高的，心不在焉。又看到晋国的大臣说话很冲，说话则总是绕弯子，至还是那样自吹自擂，齐国的大臣国佐说话也是毫无忌讳。单襄公对鲁成公说，晋国很快就要发生内乱，国君和三恐怕都要大难临头了。甚至齐国的国佐也有灾祸，他处在淫乱的齐国，却喜欢讲直话，明指他人的过失，这就会招人恨。因为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接受别人的随意指责，齐国有这种人吗？
单襄公一口气预言五个人的命运。先知的话很快实现，晋厉公回国不久就诛杀三。第二年，前573年，晋国大臣诛杀晋厉公，葬礼只用了一车四马。同年，齐灵公杀国佐。单襄公的预言不到三年就全部实现。
单襄公的先知之能尚不止此。他还预言了寄留于周天子脚下的晋襄公的曾孙周子将来一定会成为晋国的国君。结果，晋厉公被弑后，国中无主，晋人迎回周子立为国君，这就是晋悼公。至此，单襄公的预言彻底实现。
对单襄公的预言，人们一直试图进行理性的解释，却也难以理解先知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