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念苏州去姬之词。以西园为载体，以燕嫩为喻，描述了词人在清明时节重过西园时的所见、所忆、所感。其中，上片写现实中含回忆，实中有虚；下片继写今朝，实笔写深情。全词用字遣辞清空晓畅，淡雅静穆而情致深沉。
上阙从现实入笔，叹惋昔日与苏姬相聚，现已离别之苦情。昔日清明佳节，两人相聚于苏州西园的绿树阴中。“清明”点明相聚的时令，“西园”相聚的地点，词人在苏州的故居。发端二句十一字，交待了相聚的人事、地点、时间，可谓言简意赅。“嫩阴绿树”以白描手法，写出西园的景物。“嫩”“绿”二字极平易，但勾画了环境的清幽恬静，极富感情色彩，表现了词人与苏姬相聚时的喜悦情怀。然而“不过”二字，转笔到现在，人已去，又值清明之时，虽然现在西园还是“嫩阴绿树”，“正是留春处”，但“春留”人不留，伤感悲戚无以名状。
下阙紧承上片，继续感慨爱姫已远去天涯，此时此刻即使“燕嫩重来”也已人去楼空，往事不复存在。“燕嫩重来”亦暗指词人今归时依然是春日，然而这春天，似乎再没有令人欣喜的“嫩阴绿树”，再没有“留春”的西园美景；此时此刻，只感到一缕缕寒意袭人，一团团飞絮愁煞人，此情此景让词人泪满征衫。结句以飞絮飘飘缭人心乱的艺术形象，突出了“断肠”之情。
全词情致缠绵、委婉，用语清新优美，浑然天成，在运意遣词上的虚实结合，景物描写上静景“嫩阴绿树”、动景“燕嫩重来”和“风帘絮”交织，满蕴情思。其中，“嫩阴绿树”化静为动，赋予绿树蓬勃生机，意象幽美恬静；“风帘絮”化动为静，在柳絮飘飞之后，便是一派静穆的意境。同时，此词风格清疏流快，这与全词未举僻典、未用险丽之词有关，也与章法的上片今中含昔、下片言今日的脉络井井有关，还与在转接提顿处用虚字勾勒呼应以显明其意有关，如“正是春留处”的“正是”一词。
该诗与《京都元夕》以乐景寄哀愤的写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诗人心目中，元夕时的热闹也好，冷清也好都排遣不了他浓重的家国之恨；都流荡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愤激的情感。该诗前两句写景，景是凄凉萧条的，这是诗人冷清孤寂心境的观照；后两句抒情，情是凄苦忧伤的，这是由灯火微茫、村荒地野、黄叶漫山、积雪拥门的景所引发的，是外景与内情契合而一所激起的心灵的颤动。以景显情，情景交汇，使这首咏叹节令的小诗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微茫灯火共荒村，黄叶漫山雪拥门。”句，描写长寿山居元夕景况。荒村里，隐隐约约地有几点灯火，与“炫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的京都元夕大有不同的是，这个元夕他既未出游，又无人过访。山居处所，黄叶满山，积雪堆门，一片萧条、凄凉景象。“共”字写出唯有微茫灯火与荒村相伴；“漫”“拥”表现残叶遍野，积雪塞门。如此意象，映衬出了诗人冷清孤寂的心境。
“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黄昏。”句，触景生情，直接抒发诗人心中的郁积。三十九年，多少往事，如今只落得形单影只，独自和黄昏作伴。“只留”已见形孤；“孤影”再现影单。“黄昏”既暗示年令的迟暮，也暗示金国的国运如日薄西山。“只留孤影伴黄昏”，就意味着诗人在独自为自己的迟暮，金朝的没落而深深的忧伤。
该诗因为贯注着诗人深沉的国衰之痛，沧桑之慨，所以境界就远远地高出一般的咏叹景物的诗篇，显得意境峻拔，气势沉郁。“三十九年何限事”，蕴蓄了无尽的国仇家恨，无尽的苦辣辛酸。北方蒙古军残暴侵凌，金王朝飞速衰落，“何限事”中包含着的正是诗人的无穷恨憾。“只留孤影伴黄昏”所体现的也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孤寂凄清，而更重要的是诗人对金王朝江河日下的命运的牵系和忧虑。
“吊古”是古典文学中的常见题材，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乎又没有纯粹的“吊古”。绝大多数吊古的文字都是“借力打力”，真实目的在于“伤今”。徐灿身际乱世，这首《青玉案》中“伤今”之意尤其明显，其中的“芜城”、“伤心”、“血泪”、“人事错”等字样饱蕴沧桑。这首词应注意两点：第一，词中的“芜城”指扬州，有鲍照传世名篇《芜城赋》可以为证。从“羊车”典故（《晋书·后妃上》：“（晋武帝）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横江锁”典故（晋武帝时，王濬水军东下平吴，吴人在西塞山横江装设铁锁阻挡船舰）及化用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意来看，主要又凭吊金陵。扬州为长江天堑之门户，史可法守城失败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屠城事件，而南京又为明初都城和为南明弘光政权首都，在明清之际是牵动人心的两处“要穴”。所以，徐灿的“吊古”就格外具有着“当下性”，从而引起知识群体血泪交迸的同感，自然也就“为世传诵”（张德瀛《词徵》）。
第二，单只题材选择的得当尚不足以令这首词成为一首名作，其成功的奥秘还在于作者交织多种意象、笔法，构建出绮丽而沉郁、细腻而大气的多元审美境界。简单说来，词上片以婉约伤感为主，而“芜城”、“半月模糊”等意象又颇沉挚开阔；下片铸语沉雄，情致悲郁，“烟月”、“莲花步”之点染又见出细腻深邃的历史情怀，因而别具一种撼人的力度。倪一擎《续名媛词话》评价此词“跌宕沉雄”、“不似绣箔中人语”也应该是着眼于此的。
此赋正文前有序，序中用对比手法，写作者才高品正但不被人赏识录用，而两只无知禽鸟，“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却“反得蒙采擢荐进”，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埋没人才、荒恤国政的无知而可耻的行径。正文用感叹独白的形式来抒发作者心中对“惟进退之殊异”的不合理现象的耿耿怨气，哀叹自己命运坎坷到连两只鸟都不如。在艺术表现上，此赋少用典故，多用口语，句式趋向于散文化，使全赋曲曲折折，一唱三叹，通过人与鸟的鲜明对比，不仅写怀才不遇，还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抱负和开创事业的理想。
开篇作者便感慨而言“吾何归乎？”这是行路艰难、四顾茫然的沉重叹息。“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这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哪里能混得一碗饭吃就到哪里去。他“时返顾以流涕”，思索着不能“达于天子”的原因，吞嚼着十年奔走干谒的辛酸苦辣之味，就像河水破堤而出，像积薪一点即燃。韩愈目睹二鸟“蒙恩而入幸”的情景，内心受到强烈的刺激，所谓“增余怀之耿耿”于是不能不发为悲愤不平之鸣。他在赋辞中一气贯注而下，与序文互为补充，表达了三层意思。
其一，以鸟之进与己之退相对比，感慨自己“曾二鸟之不如”。二鸟，只不过是天子的玩物，只不过以美丽的羽毛而得到了“采擢荐进”。相比之下，韩愈感叹自己“石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荣名于荐书。”十年来到处奔走干谒，没有安定的居处，甚至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结果仍不能登名于推荐作官的书信之中。这段自悲自怜的话，诉说的是他在长安十年的实际生活状况。他干谒权贵的书信中，也总是不惜笔墨渲染，把自己说得可怜之极。这无非是请求“有力者”能哀其穷，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挽救他于“穷饿之水火”。因而他在赋中诉其穷窘之境，也是委曲地诘问荐官：难道一位饱学之士反不如二鸟值得推荐吗？
其二，以二鸟喻“小善”而达者，并以这种人的“遭时”与自己的“不遭时”相对比。所谓“小善”者，也就是只有小技的人，他在《进学解》中曾以反语讥讽当时科举“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的情况。这些“小善”者，就像二鸟徒有外表的羽毛之类，“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所以他们“得之而不能”，虽然得到官位却不能胜任。言外之意，韩愈自许为“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他在序中已夸耀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他在《上宰相书》中，也总是以自己“所学皆圣人之书”来“求知于天下”。可是他却“累善无所容焉”，得不到赏识和任用。对于小善者“遭时”而累善者“不遭时”的原因，韩愈认为就在于荐官不能赏识贤人。他们宁肯“采擢荐进”无用的二鸟，却不肯救有才之士于水火泥涂，他们宁愿荐“小善”之人，却不能举“累善”之士。所以韩愈感叹：“时所好之谓贤，庸有谓余之非愚”。
其三，求配于古人，而不羡于“斯类”。经过两层“进退之殊异”的对比，作者渲泄了胸中的不遇时之感。至此，笔锋一转，另辟新意。这就是自信“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也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思。他举出殷高宗梦见傅说，后来果然得到傅说为良相的典故，说明一旦时机到来，不依靠什么人来吹嘘，全凭天神的意思，就可以来到皇帝的身边。而我现在所以“家到而户说”都不能“荣名于荐书”，只是因为“时运之未来”。所以作者最后以自矜自负的语气写道，我要求配于古人，不必因暂时无位而忧愁，“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我还年轻，不必羡慕那无知的二鸟和无能的“小善”者。
此赋序文以叙述为主，而正文以抒情为主，二者互为表里，通过作者“不遇时”的感慨，反映了当时权贵重视玩物、而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也体现了韩愈在求取功名时无以自存的可怜地位，以及为求得饱食和官位而到处干谒的可悲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