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七年(1668)春末夏初，陈维崧结束“如皋八载”的依人生涯，怀着“我生万事都茫茫”(《短歌别骥沙诸子四首》)的迷惘心绪，经泰州取道苏北远走燕赵。他的同里好友任元祥的《鸣鹤堂文集》四中有篇《陈其年戊己诗序》，简明地记述了陈维崧这次北游的足迹：“戊申己酉，由齐鲁抵燕赵，更历宋、卫、陈、许，暨洛阳、虎牢而归。览京都之盛，吊梁园之墟，感慨激发……”他的中州之游是在从北京返回途中。因为河南商丘侯家本是世交，四弟陈宗石正赘于侯方域家为婿，所以陈维崧在年底隆冬之际，窄袖轻衫以侯家为居停处，一下住过了年。趁这机会，他漫游了洛阳、开封等地，登山临水，访古吊今，写下了大量作品，其诗风词风也在这一时期益发转为悲慨苍凉，激越雄放。《满江红》“汴京怀古”十首即为此时所作，这首咏樊楼词是其中第八首。
“汴京怀古”十首顾名思义是怀古，然而古代词人们怀古大抵是为了伤今，而河南商丘地区以及整个中州之域所刚刚经历的山谷陵夷、兵祸剧变正是触目犹在，记忆正新。加之开封为赵宋王朝的“京城”，北宋“靖康之耻”中的沦亡和南宋“却把杭州作汴州”的宴安鸩毒、骄奢淫逸，这500年前的古典与30年前的甲申、乙酉之间的今典实在大有共同之处，崇祯覆亡后的南京弘光朝的行为与当年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更是相像得如出一辙。所以，面对“梁园之墟”，陈维崧神思驰骋，感伤之余又悲慨无已，“樊楼”一阕尤见集中地抨击南明弘光政权，极写种种繁华及穷奢极侈，更反跌出结篇处的冷峻的讥刺。此词的表现形态上更多是运用赋的铺陈手法，但其笔下所极尽刻写的“樊楼”事实已成废墟遗址而已，故而究其实际来说只是词人浮想联翩的虚拟之辞，目的全为展现后面的慨喟之论的实。
开首二句中“缥缈”二字必须细察，这是与实写式的赋的差别分野处。缥缈者，隐约之辞也，隐隐约约，若有似无。樊楼高三层，在当年自有缥缈云端之美，然而词中“缥缈”之写，在点出当年此楼高耸状的同时，更为置以下各句于想象中，诸如“彤窗绣柱”的朱彩纷呈，“州桥夜市”的汴河游女，什么岁时风物(“节物”)，什么“文武箫鼓”，无非词人想像之境，直至“堕钗落花”，煮猩唇于西务，奏鸾笙于南内，“新妆炫服”的师师、举举，一切原是“缥缈”中的景象人物，是词人回旋心潮中的历史返顾。
上片中“双堕钗斗起落花风，飘红雨”是对照“汴河游女”之句，极写汴京夜市的繁华。“游女”形象是宴游典型之笔，在封建时代，游女如云，则可以想像倾城狂欢。“有多少”夜市游女呢？陈维崧取一组意象来表示： 多得相互拥挤，凤簪玉钗伴随着香汁粉雨而飘堕，堕下的钗簪及鬓发插花多得如风旋红雨! 可见当年州桥夜市上游女之多，汴京之盛。由此可知，说“以舞罢花残，暗点北宋之亡，引起后片”是误解，是臆测之说。
事实上，下片换头处的“西务”酒衙席上的“猩唇”珍肴，南瓦内的美妙乐曲等的描述，以及李师师、郑举举一流的名妓的烘托，仍然是国未亡、京师未破的渲染，何尝有“暗点北宋之亡”的词意在? 词毕竟不是散文之作，即使有讽喻、议论，韵文自有特点。它可以在上下文之间不必句句承延排列，倒是往往留出空间去予人阅读时补充、再创造。此词到“师师举举”处束住了上文的“缥缈”中的穷奢极侈之写。“风月不须愁变换，江山到处堪歌舞”，用七字对句概括着史实而兼发其议论。
前一句承托住前面“州桥夜市”的“一统京华”景色，“不须”一转，冷峭地抨击徽、钦二宗，在“风月”生涯中麻木不仁，竟置危亡之势而“不须愁”;后一句轻巧地指向南宋的高宗以次诸帝，尽管只剩半壁河山，朝不保夕，依然过着“到处堪歌舞”的醉生梦死的日子。正是从这意义上体味词句，《白雨斋词话》才说是“后四语悲愤之词，偏出以热闹之笔，反言以讥之也”。应该说，晚清这位词论家是很能读词的，准确地把握了陈维崧的词心。
正是这样，紧接着“到处堪歌舞”而来的结句，是揪出秦桧(死后追赠“申王”)作为祸魁鞭挞，笞的是秦桧，暗中指骂的是蛊惑福王、百般导以荒淫以达到弄权的马士英、阮大铖。马、阮等是明亡时期南都的权奸大臣，擅威作福迫害清流，为“阉党”张目，陈维崧之父陈贞慧曾几乎被害死狱中，而吴次尾以及一大批弘光时期的正直将相，都先后遭害。陈维崧对此悲慨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愤怨也是必然的。他对南北宋史事如此地大动感情，完全是为了伤今，是为了近世的一段悲剧性历史。但这一切都是暗寓在词的背面，是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并无一语直接的指对。这种“皮里阳秋”的咏史之作，应该承认其高妙处。在词的句式组合、章法结构上，陈维崧也打破了词牌分片即分段的常规格式，从上片一直到下片的“师师举举”，一气贯下，成为一段。末四句内涵两个层次合为一段，结构成参差错落的语势，无板实呆滞的弊病。而前后二段篇幅落差一大，也使结束处分外含蓄。精心结撰却自然而不雕琢，足见陈维崧才气之大。前人常从艺术偏见出发，嫌弃《湖海楼词》为粗率，此等作品何曾粗直简率？ il
康熙七年(1668)春末夏初，陈维崧结束“如皋八载”的依人生涯，怀着“我生万事都茫茫”(《短歌别骥沙诸子四首》)的迷惘心绪，经泰州取道苏北远走燕赵。他的同里好友任元祥的《鸣鹤堂文集》四中有篇《陈其年戊己诗序》，简明地记述了陈维崧这次北游的足迹：“戊申己酉，由齐鲁抵燕赵，更历宋、卫、陈、许，暨洛阳、虎牢而归。览京都之盛，吊梁园之墟，感慨激发……”他的中州之游是在从北京返回途中。因为河南商丘侯家本是世交，四弟陈宗石正赘于侯方域家为婿，所以陈维崧在年底隆冬之际，窄袖轻衫以侯家为居停处，一下住过了年。趁这机会，他漫游了洛阳、开封等地，登山临水，访古吊今，写下了大量作品，其诗风词风也在这一时期益发转为悲慨苍凉，激越雄放。《满江红》“汴京怀古”十首即为此时所作，这首咏樊楼词是其中第八首。
“汴京怀古”十首顾名思义是怀古，然而古代词人们怀古大抵是为了伤今，而河南商丘地区以及整个中州之域所刚刚经历的山谷陵夷、兵祸剧变正是触目犹在，记忆正新。加之开封为赵宋王朝的“京城”，北宋“靖康之耻”中的沦亡和南宋“却把杭州作汴州”的宴安鸩毒、骄奢淫逸，这500年前的古典与30年前的甲申、乙酉之间的今典实在大有共同之处，崇祯覆亡后的南京弘光朝的行为与当年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更是相像得如出一辙。所以，面对“梁园之墟”，陈维崧神思驰骋，感伤之余又悲慨无已，“樊楼”一阕尤见集中地抨击南明弘光政权，极写种种繁华及穷奢极侈，更反跌出结篇处的冷峻的讥刺。此词的表现形态上更多是运用赋的铺陈手法，但其笔下所极尽刻写的“樊楼”事实已成废墟遗址而已，故而究其实际来说只是词人浮想联翩的虚拟之辞，目的全为展现后面的慨喟之论的实。
开首二句中“缥缈”二字必须细察，这是与实写式的赋的差别分野处。缥缈者，隐约之辞也，隐隐约约，若有似无。樊楼高三层，在当年自有缥缈云端之美，然而词中“缥缈”之写，在点出当年此楼高耸状的同时，更为置以下各句于想象中，诸如“彤窗绣柱”的朱彩纷呈，“州桥夜市”的汴河游女，什么岁时风物(“节物”)，什么“文武箫鼓”，无非词人想像之境，直至“堕钗落花”，煮猩唇于西务，奏鸾笙于南内，“新妆炫服”的师师、举举，一切原是“缥缈”中的景象人物，是词人回旋心潮中的历史返顾。
上片中“双堕钗斗起落花风，飘红雨”是对照“汴河游女”之句，极写汴京夜市的繁华。“游女”形象是宴游典型之笔，在封建时代，游女如云，则可以想像倾城狂欢。“有多少”夜市游女呢？陈维崧取一组意象来表示： 多得相互拥挤，凤簪玉钗伴随着香汁粉雨而飘堕，堕下的钗簪及鬓发插花多得如风旋红雨! 可见当年州桥夜市上游女之多，汴京之盛。由此可知，说“以舞罢花残，暗点北宋之亡，引起后片”是误解，是臆测之说。
事实上，下片换头处的“西务”酒衙席上的“猩唇”珍肴，南瓦内的美妙乐曲等的描述，以及李师师、郑举举一流的名妓的烘托，仍然是国未亡、京师未破的渲染，何尝有“暗点北宋之亡”的词意在? 词毕竟不是散文之作，即使有讽喻、议论，韵文自有特点。它可以在上下文之间不必句句承延排列，倒是往往留出空间去予人阅读时补充、再创造。此词到“师师举举”处束住了上文的“缥缈”中的穷奢极侈之写。“风月不须愁变换，江山到处堪歌舞”，用七字对句概括着史实而兼发其议论。
前一句承托住前面“州桥夜市”的“一统京华”景色，“不须”一转，冷峭地抨击徽、钦二宗，在“风月”生涯中麻木不仁，竟置危亡之势而“不须愁”;后一句轻巧地指向南宋的高宗以次诸帝，尽管只剩半壁河山，朝不保夕，依然过着“到处堪歌舞”的醉生梦死的日子。正是从这意义上体味词句，《白雨斋词话》才说是“后四语悲愤之词，偏出以热闹之笔，反言以讥之也”。应该说，晚清这位词论家是很能读词的，准确地把握了陈维崧的词心。
正是这样，紧接着“到处堪歌舞”而来的结句，是揪出秦桧(死后追赠“申王”)作为祸魁鞭挞，笞的是秦桧，暗中指骂的是蛊惑福王、百般导以荒淫以达到弄权的马士英、阮大铖。马、阮等是明亡时期南都的权奸大臣，擅威作福迫害清流，为“阉党”张目，陈维崧之父陈贞慧曾几乎被害死狱中，而吴次尾以及一大批弘光时期的正直将相，都先后遭害。陈维崧对此悲慨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愤怨也是必然的。他对南北宋史事如此地大动感情，完全是为了伤今，是为了近世的一段悲剧性历史。但这一切都是暗寓在词的背面，是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并无一语直接的指对。这种“皮里阳秋”的咏史之作，应该承认其高妙处。在词的句式组合、章法结构上，陈维崧也打破了词牌分片即分段的常规格式，从上片一直到下片的“师师举举”，一气贯下，成为一段。末四句内涵两个层次合为一段，结构成参差错落的语势，无板实呆滞的弊病。而前后二段篇幅落差一大，也使结束处分外含蓄。精心结撰却自然而不雕琢，足见陈维崧才气之大。前人常从艺术偏见出发，嫌弃《湖海楼词》为粗率，此等作品何曾粗直简率？ il
散文开篇描写游定惠院东小山，观赏海棠和枳木，醉酒花下。描写海棠只用“特繁茂”一笔带过，引出“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以昔游之乐烘托今游之乐，具有浓重的抒情意味。苏轼初至黄州，所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电》诗，极力赞美这“佳人在空谷”的海棠幽独高雅和美丽清淑的品格，并悬想其乃移自西蜀，而自己以蜀人谪居此间，引为患难之交。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对这株海棠喜爱之深和置酒花下的情怀。写枳木则着重刻画其性状，以老人的脖颈形容枳木筋脉裸露在外，用一串串的大珍珠比喻洁白而圆润的花朵，都很新颖形象。不论写海棠还是枳木，均透露出园圃主人对作者的深挚友情。 一山园虽已易主，新主人以苏轼之故，对他所喜爱的林木仍加意保存、爱护。起笔用笔富有变化，不落俗套。“既饮”以下依次写憩于尚氏宅第的潇洒和不拘形迹，听崔成老弹雷氏琴的超然感受，买木盆以清泉浸渍瓜果的乐趣，人何氏园竹阴置酒的幽雅，席上“油煎饵”的酥美，归途乞丛橘移植的清兴……十馀件野游细事，一一写来，不嫌堆砌，不觉平板。不待安排，不拘体式，幽默风趣，灵动自然，仿佛率意挥洒，而情韵遂现，娓娓动听，是苏轼小品文中的佳作。
这篇散文游记，写作者与志趣相投者寻访郊游，饮酒聚乐的情景。作者笔下的园林景物清淡、恬静，宛翅一幅写意山水画，流露出作者安然自若的情怀和浓厚的生活情趣，赏花，饮酒，听琴，品味，各得其妙。
读者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十分熟悉当地风物，而且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极为融洽，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人情昧与乡土气息，所以语言清新、自然，有随手拈来、信口脱出之美。结构组织似不经意，然而按时间顺序记一天游玩过程，有松而不乱之美。
这是一首悼亡词全词以感情为纽带，把旧时与今时的情景绾合在一起，对爱妾寄予了深挚的悼念。
词的上片写似曾相识的景物，为全词蒙上一层怀旧的色彩。
“东风依旧，著意隋堤柳。”起首二句写春风轻拂垂柳，语言很通俗，意思也很简单，但却层折多变，富于婉约特色。句中的隋堤，指汴河一带的河堤。相传隋炀帝时开运河，自洛阳至扬州，沿堤广植杨柳。初春时节，和煦的东风轻拂隋堤上的杨柳，给人以亲切温柔之感。而“著意”二字，更把东风拟人化。言外之意仿佛是说，自然界的东风对杨柳尚如此多情，而现实生活中的词人却如此孤单，再也得不到亲人的怜爱。
“搓得鹅儿黄欲就，天气清明时候。”这一句承东风拂柳而来，写柳色清新主要体现在一个“搓”字上。此字以俗为雅，说东风轻拂杨柳，给人以轻轻搓揉、抚摩之感。在东风搓揉之下，柳枝上遂呈现出“鹅儿黄”的颜色。鹅儿黄，指柳色的嫩黄。杨柳初绽的嫩叶，宛如雏鹅的羽绒 ，而这惹人喜爱的颜色，竟是东风搓出来的，真是奇绝之笔。“天气清明时候”总括前文，在写景中蕴含一股淡淡的哀愁。
词的下篇写往昔感怀，直接抒情抒沉痛伤悼之情。
“去年紫陌青门，今宵雨魄云魂。”“去年紫陌青门”与上片“东风依旧”相呼应，是词人回忆从前与爱妾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宵”句，用雨、云，写明逝者的身分，关系；用魄、魂。写出死。用今宵，写梦，写只能梦中相逢。用典灵活、宛曲而生动。
“断送一生憔悴，能消几个黄昏！”最后这两句将词人对于爱妾逝世的哀痛抒发至极点，催人泪下，爱妾一死，断送了自己一生，憔悴、瘦损，还能消受几个黄昏，这“物是人非”的强烈悲凉感，引得他黯然神伤而导致一生憔悴。尤其在黄昏时刻，烟霭迷茫 ，景色惨淡，在失去爱妾的词人看来，仿佛来到一个催人泪下的境界 。
这是一首悼亡词，用直接抒情的写法来抒发自己的沉痛哀悼之情，全词写景融情，感情从浅到深。从最初东风拂柳的微微惆怅，到最后断送一生的极大悲凉，作者在叙述捕写的过程中，逐步隐晦的交代了故事的始末，其感情也便随之越来越深。
宗武是诗人的幼子，诗人曾多次提到并称赞他，在《忆幼子》诗中说：“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在《遣兴》中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说明宗武聪慧有才，可惜没有诗传下来。杜甫死后，是由宗武的儿子嗣业安葬的，并请元稹作墓志铭，人称不坠家声。
首句的意思是：何时看到小子的诞生，高秋的今天正是呱呱坠地之时，点名宗武生日的时间。次句“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回想昔日写诗赞宗武懂事乖巧，宗武也随着诗文的传播而被人熟知，字里行间透着些许自豪。“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杜甫的远祖杜恕、杜预是汉、晋时的名臣名儒，祖父杜审言更是初唐著名诗人，诗人自己更是以诗著称于世，故勖勉宗武：诗是我家祖辈相传的事业，要继承和发扬，不仅是一般的世间亲情而已。“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自己得力于《文选》，所以勉励儿子熟读精研，继承父志，不要像古代的老莱子，七十岁时穿着彩衣在父母面前嬉戏，以娱乐父母。最后两句说自己以衰病之躯，还在为小儿子的生日开筵祝贺一番，父子深情，跃然纸上，字里行间也透出些许悲凉，适逢乱世，国破家离，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即使分隔两地，拖着病体也要为儿子摆生日宴席，写诗勉励宗武，此情可叹。
在此诗正文中，诗人表达了对友人好意的感谢，并且表明自己不愿意出仕的心愿。全诗十六句，可以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前八句，追忆与庞参军真挚深厚的友情。“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两句，说明两人不是旧交，而是新知。这从序文的“自尔邻曲，冬春再交”中可以看出。《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引谚云：“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意思是说，如果人不相知，从初交至白头，还会像刚认识一样，没有友情。如果人各相知，即使是偶然乘车在道上相遇，也会像老朋友那样并车而谈，以至两车的车盖相切、倾斜，久久不忍分手。以下六句，追忆旧游。“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是总述。“赏我趣”当然是谦虚的说法，反过来说，也是陶渊明所处的林园环境的情趣，陶渊明独立的人格力量、高雅的生活方式，吸引、感染了包括庞参军在内的客人，因此使他们经常造访，时时登门，终于成为“相知”。下面四句，从两个方面来谈“趣”，实际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两人交游的内容和感情的基础。一是谈圣之趣，“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说明谈话内容的格调、境界之高，不是一般碌碌之辈汲汲于名利的庸俗之谈所能企及的。二是饮酒之趣，“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若能以酒助谈，则兴致更高，说明了交遇方式的高雅、闲适，感情交流的自然、融洽。当然，这也是“陶渊明式”的生活情趣和交友方式。
“我实幽居士”以下八句是第二层，抒发依依惜别的情怀。正因为相交深、知遇厚，所以一旦分离，就无法扯断联络感情的纽带。诗人自己是立志归隐之人，没有俗务缠身，不会因公事鞅掌，东西奔走；而朋友却要远离自己而去，从此天各一方，因此希望别后能常通音问，以释遥念。“物新人惟旧”，语见《尚书》：“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意思是：器物求新，而朋友间当以旧谊为重。但即使感情相通，不惧相隔万里，也终究无法改变天各一方、江山阻隔的现实，不复能时时谈笑宴饮。只能希望你在远方自己保重身体，以后相会，还不知在何年何夕呢？这一层诗人抒发的感情十分细腻丰富：分手在即，不免感伤、怅惘；感伤之余，又要嘱咐常通音信，叮咛保重身体，对分手后的“情通万里”，来年的重新相会寄托了希望。显得十分朴实、深沉。
这是一首送别诗，又是一首表达真挚友情的抒情诗，反映了陶渊明田园生活的一个侧面。同陶诗的其他篇什一样，这首诗也以它的真情真意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读者。按理说，送别诗完全可以写得愁肠百结，缠绵绯恻，令人不忍卒读，但这首诗却以明白如话的诗句，举重若轻，朴实无华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真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它的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正是这种“天然”、“真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