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半首咏小松树，形容小松的姿态。五粒小松，即华山松，生长在深山中，石笋相伴，溪云回护，迎风挺立，经霜常绿，舒展自在而富有生机。但是，五粒小松一旦进入主人的深院，移栽如盆子，细丝捆束，铰刀修剪，失去了自由生长的可能。诗人在小松树的姿态描写中，已经将自己备受压抑拘束的生活感受注入，意含象中，寄托遥深。
后半首写小松树不得其所，它被摆在主人堂前当点缀品，主人壁上挂着粗俗的州县地图，主人交游的多是志趣不高的朋友。小松树在孤独、凄凉的环境里，只能对月坠泪，感伤自己的遭遇，遥想深山里曾经相依相伴的石笋和溪云，不知它们还忆念它否。诗人借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将不满现实的束缚压抑，渴望自由的心绪，蕴含于姿态奇特的小松树形象中，思致婉曲，别具情趣，思想和艺术绾合得非常巧妙自然。
全诗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也有伤感情绪的流露，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诗贵自然，“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清·薛雪《一瓢诗话》），托物寄兴亦以自然为绝妙，自然天成是咏物诗的至境。丘浚作诗主张自然成文，反对用奇语异辞，认为“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答友人论诗》）。所以，他的诗大都写得自然清新，颇多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机趣。他的咏物诗也大多是“眼前景物口头语”的自然流露，并不刻意追求寄托，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托物寄兴，借景言情，似无寄托而寄托遥深，更是精彩绝妙，不同凡响。
这首《咏荔枝》诗看似寻常却奇兀，正确理解“可怜”一句，是准确把握全诗寄托所在的关键。一般人都把“可怜”理解为“哀怜”，那不但是对诗人匠心的隔阂，更是对诗人襟抱的无知，丘浚从小就胸怀“遥从海外数中原”（《五指山》）、“应须一口吸江湘”（《海》）的雄心大志，对生在海南长在海南充满着自豪和自信，没有丝毫的自卑，绝不会作怨天怨地的可怜相。他志大才大，深受时人器重推荐，使他少年得志，一路春风得意，从一介书生做到中央高级长官。绝不会有怀才不遇的天涯沦落人的失落感。
所以，“可怜”在这里只能是爱怜之意。“可怜”作“可爱”解古已有之。如古乐府《孔雀东南飞》：“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唐·杜牧《睦州四韵》：“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宋王安石《北堂》：“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据此，末两句是说，海南荔枝之所以天生就具有一种无以伦比的甜美味道，是因为它长在得天独厚的海之角天之涯，才能生就如此无以伦比的天然美质，才能这样加倍招人喜爱和受人青睐。只有在天涯海角这片得天独厚的热土上，才能生长出海南荔枝这种无比珍贵的天然美物。诗人对海南荔枝这种无以复加的嘉许推崇，其中正寄托着诗人对海南故土的无以复加的厚爱与眷恋。而这种寄托又妙合无垠，自然巧妙，更显得意蕴深厚意味深长，既深得风人之旨又深得咏物三昧。
这首诗好像就是写了一个古代的情人节，或大相亲的场面。诗中交代了时间，初春时节，春水涌流的时节；地点，溱洧之外。
从大处写起，“殷其盈矣”，参加欢会的青年人之多，不可胜数，可谓熙熙攘攘，茫茫人海。这是下面一对情人相会的大背景。
从小处落笔，“维士与女，伊其相谑”，从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偶然相识，到二人相约同行，再到相谑，相赠爱情花，把相亲相爱的全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忠实记录。可以说是一个很唯美的专题纪录片。
这首诗很美，美在春天；美在爱情。尤其美的是两枝花的俏丽出现：“蕑（兰）”与“勺药”。凭借着这两种芬芳的香草，作品完成了从风俗到爱情的转换，从自然界的春天到人生的青春的转换，也完成了从略写到详写的转换，从“全镜头”到“特写镜头”的转换。要之，兰草与芍药，是支撑起全诗结构的两个支点。
诗分二章，仅换数字，这种回环往复的叠章式，是民歌特别是“诗三百”这些古老民歌的常见形式，有一种纯朴亲切的风味，自不必言。各章皆可分为两层，前四句是一层，落脚在“蕑”；后八句为一层，落脚在“勺药”。前一层内部其实还包含一个小转换，即自然向人的转换，风景向风俗的转换。诗人以寥寥四句描绘了一幅风景画，也描绘了一幅风俗画，二者息息相关，因为古代社会风俗的形成大多与自然节气有关。诗人唱道：“溱与洧，方涣涣兮。”“涣涣”二字十分传神，表现出一片冰化雪消、桃花春汛、春风骀荡的情景。春天，真的已经降临到郑国大地。在这幅春意盎然的风景画中，人出现了：“士与女，方秉蕑兮”。人们经过一个冬天严寒的困扰，冰雪的封锁，从蛰伏般的生活状态中苏醒过来，到野外，到水滨，去欢迎春天的光临。而人手一束的嫩绿兰草，便是这次春游的收获，是春的象征。“招魂续魄，拂除不详”，似乎有点神秘，其实其精神内核应是对肃杀的冬气的告别，对新春万事吉祥如意的祈盼。任何虚幻的宗教意识，都生自现实生活的真切愿望。在这里，从自然到人、风景到风俗的转换，是通过“溱与洧”和“士与女”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的转换实现的。结构相同的东西可以使人产生由此及彼的对照、联想，因而这里的转换顺理成章，毫不突然。
如果说对于成年的“士与女”，他们对新春的祈愿只是风调雨顺，万事如意，那么对于年青的“士与女”，他们的祈愿则更加上一个重要内容——爱情，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大自然的春天，还拥有生命的春天——青春。于是作品便从风俗转向爱情，从“蕑”转向“勺药”。这首诗是以善于转折为人称道的，清人牛运震《诗志》、陈继揆《读诗臆补》皆认为它“妙于用虚字转折”。其实它的“转折之妙”，不仅独在虚字。如上所说，前一层次的从风景向风俗的小转折，是借重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实现的。这里从风俗到爱情的大转折，则巧妙地利用了“士”、“女”的相同字面：前层的“士与女”是泛指，犹如常说的“士女如云”；后层的“士”、“女”则是特指，指人群中某一对青年男女。字面虽同，对象则异。这就使转折完成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换实现于了无痕迹之中。诗意一经转折，诗人便一气直下，一改前面的宏蕑扫描，将“镜头”对准了这对青年男女，记录下他们的呢喃私语，俏皮调笑，更凸现出他们手中的芍药，这爱的信物，情的象征。总之，兰草“淡出”，芍药“淡入”，情节实现了“蒙太奇”式的转换。
于是，从溱、洧之滨踏青归来的人群，有的身佩兰草，有的手捧芍药，撒一路芬芳，播一春诗意。
尽管小小的郑国常常受到大国的侵扰，该国的统治者也并不清明，但对于普普通通的人民来说，这个春天的日子仍使他们感到喜悦与满足，因为他们手中有“蕑”，有“勺药”，有美好生活的憧憬与信心。
人生苦短，知音难求；云烟万里，佳话千载。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最形象最深刻的阐释，莫过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了。“伯牙绝弦”是交结朋友的千古楷模，他流传至今并给人历久弥新的启迪。正是这个故事，确立了中华民族高尚的人际关系与友情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