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由宣州经江州回长安途中路过商山麻涧时所作。商山,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其地险峻,林壑深邃。麻涧,在熊耳峰下,山涧环抱,周围适宜种麻,因名麻涧。诗人以清隽的笔调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这一带优美的自然景色。淳朴、恬静的农家生活和村人怡然自得的意态,充满了浓厚的诗情画意。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一辆风尘仆仆的“征车”曲折颠簸在商山的山路上。峰回路转,车子进入麻涧谷口,一片迷人的“桃源”境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使得诗人一下子忘记了旅途的疲困,精神为之一振。
举目遥望,周围群峰耸立,山上白云缭绕,山下雾霭霏微,在阳光的辉映下,折射出炫目的光彩;山风飘拂,山涧逶迤,远处在一片垂柳的掩映下,竟然坐落着一个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休息之处。那袅袅的炊烟,那轻柔的柳丝,那悠悠的鸡犬声,引得诗人兴奋不已,催车前行。车轮辘辘向前,打破了山间的幽静,惊起了栖息在野草丛中的野鸡,纷纷扑棱着翅膀,从车前掠过;胆小的獐鹿竖起双耳,惊恐地逃到远处的草丛里。车子进入村庄时,太阳已经西斜,放牧的牛羊纷纷回栏,觅食的鸡鸭也开始三三两两地回窠了。
黄昏,是农家最悠闲的时光。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开始回到石头垒成的小院里休息、并准备晚餐了。那长眉白发的老翁悠然自得地坐在屋前的老树下,身边放了一壶酒;那身着红色衫袖的村姑正将一朵刚刚采撷的野花细心地插在发髻上。置身这恍如仙境的麻涧,面对这怡然自乐的村人,诗人心旷神怡。想到自己千里奔逐,风尘仆仆,想到明天又得离开这里,踏上征途,欣羡之余,又不禁升起了悠悠怅惘。一个人坐在溪涧边,手指不由自由地在细沙上画来画去。此时余辉霭霭,暮色渐渐笼罩了这小小的山村。
这首诗运用蒙太奇的艺术手法,通过巧妙的剪辑,远近结合,移步换形,一句一景,将商山麻涧一带的自然风光和山村农家的和美生活写得熙熙融融,生机盎然。最后,诗人将自己的怅然失落的神情一起摄入画面,曲折地表达了因仕途曲折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富有意趣。
诗为怀古而作,所以首先提出与公安县有历史关系的两个古人——吕蒙和刘备。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合破曹操。战争结束,“周瑜为南郡(汉置,郡治江陵,吴移治公安)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满刺州数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刘备“借剃州”不还,孙权便要用武力夺取,任其事者为吕蒙。吕蒙趁蜀将关羽伐魏之机,奇袭南郡。事后,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也治公安。这是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早就过去了。如今只剩得“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营已不在,只有遗址,所以说是“野旷”;城在江边,所以说是“江深”。这是首联,是写“古”。
下面接着写景:“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这副颔联,上句写时,下句写地。这时正是冬天,夜长昼短,才见旭日东升,忽又夕阳西下,好象有人催着似的。“催”字用得好,极见作者炼字功夫。诗人这时正坐在江边的小船上,面对风急天高、波涛汹涌的景色,不禁感慨系之。“与云平”,极言浪高。杜诗《秋兴八首》之一有句云:“江间波浪兼天涌”。清人钱谦益笺注:“江间汹涌,则上接风云。”这也可以作为“波浪与云平”的注脚。颈联“洒落天臣契,飞腾战伐名”是承首联的:上句指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下句指吕蒙擒关羽的战功。首联说的是“古”,此联说的是“怀”,说古处接“景”(寒天、风浪),说怀处接“情”:所以尾联写出了“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两句。
“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中的情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思古之幽情”。刘备与诸葛亮的天臣关系,非同等闲。刘备三顾茅庐,孔明隆中决策。刘备临终时,托诸葛亮以后事。其次是“讽今之隐情”。唐代的李光弼、郭子仪就是像吕蒙那样的名将,可惜他们不遇明主。唐代宗宠信鱼朝恩、程元振,李、郭同受其害。所以他们虽然都有“飞腾战伐”之名,仍然不能取得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诗人引以为恨的。由吊古伤今而托古讽今,这首诗的弦外之音是可以想见的。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姑苏,即姑苏山,在今江苏苏州市,春秋吴王阖庐始于山上建台,在其子夫差时竣工,人称姑苏台,其台横亘五里,夫差曾在台上备宫妓千人,又造春宵宫,为长夜之饮,越国攻吴,吴太子友战败而焚之。后人常借吟咏姑苏台来抒发对吴越争霸历史的感喟。此诗就是许浑舟行经过姑苏,登台吊古所作。
首联叙登台。上句以平叙之笔直接点题,“宫馆余基”指姑苏陈迹。“辍棹过”言舍舟登岸,凭吊古台。下句“黍苗”承“宫馆余基”来,初登台基,放眼眺望,只见残砖败瓦间禾黍成行,断壁颓垣上蒿草丛生。“黍苗”二字实写眼前景色,又暗中脱化《诗经·黍离》诗意,借古人亡国之哀思,表现自己对人世沧桑的感慨。“独”字传神,将独来吊古那种惆怅情绪写得极真。“悲歌”即含黍离之悲意。这一联以叙事起,以情语接,用一“悲”字奠定全诗感情基调,语言平淡而富有深韵,已然将读者引入浓厚的思古气氛中。
颔联以赋笔铺写姑苏台遗址景象,但景中意蕴深藏。一边是人去台空的荒凉阒静,另一边则是争食新草的麋鹿和各据莎草、筑巢栖息的水鸟。这一联遣词用字极为考究:野鹿、凫鸥性极警觉,在此栖游,可见荒台空苑之静寂;新草、浅莎,当春始发,正见出春机盎然之状。动词“争”、“占”,绘出了自然界旺盛的生命活力。工整的对仗,显示出诗人匠心独到之处,这里并置着的人事意象和自然意象,通过精确而富于表现力的形容词与动词的修饰连接,把历史陈迹的死寂与自然生命的生机统一于有机的画面中,形成强烈的生和死的比差,活生生地逼出人们心中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悲情。这一联以表面的赋法铺写,包裹着深沉的内核,诗人充分利用了律诗对偶的特点,以各个意象间强大的张力,造成形象大于思想的艺术效果,以空外传音的方式,暗示出作者吊古的情绪。
颈联使用比兴手法表现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吴岫雨来”、“楚江风急”看似实写眼中景色,然而“吴”、“楚”字面,可以引发历史联想,惊风飘絮,雨打浮萍既为国破家亡象征意象,亦可被认为其意味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晚唐政治现状,似此似彼,亦此亦彼,彼此难分。“虚槛冷”是山雨将至时,诗人登台凭槛的思绪,是眼前天气变化造成的,同时它又是诗人怀古而产生的,对时局和个人前途的寒颤情绪。风雨中的远帆,是诗人眺望中所见,亦可视为他在怀古中体悟出的回避乱世、远身避祸的道理、事实上,诗人“自有还家计,南湖二顷田”(《夜归丁卯桥村舍》)的想法,正是有感于乱世产生的。
诗的中间两联写景,是诗人对传统诗歌赋、比、兴手法的熟炼运用,又见出他对七律这一体裁的得心应手,可谓左右逢源,佳句迭出。
尾联照应篇首,抒发诗人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感慨之情。“忠臣”,指伍子胥,吴越战争时,夫差败越,越王勾践求和,子胥力谏吴王不可应允,吴王夫差不从,且偏信伯嚭谗言,迫子胥自杀,弃尸江中,后来越国果然击败吴国。“可怜”句,是诗人对伍子胥悲剧命运的哀悯感叹。孔子面对滚滚流水,曾发出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急风吹帆的大江,在滔滔白波中向东而去,消失在天际。人生短促、历史无情,自然永恒,使诗人思绪万端。
此诗以叙事起,以绘景结,中间两联以写实和象征兼用之笔承转首尾,使通篇圆转流畅,同时又以“独悲”二字统领全诗,在整个意境空间中灌注伤今悲古的悲怆凄凉之气,与其五律诗的“高华雄浑”形成迥然不同的风格,这种风格为后人极推崇,宋人范晞文说:“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对床夜语》)可见许浑七律,在唐朝诗人中,是占有很高地位的,此诗亦可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