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起句紧紧扣住题目中的“大风雨”，用“骤”和“驰”二字给人以迅疾、突兀的感觉，使“大风雨”具体化、生动化。但和“雨骤风驰”造成的急风暴雨式气氛相对应的舟和舟上的人，却活泼而惬意，驾着小船轻快地度过了溪湾。更让人惊奇的是大风雨中“江豚吹浪湾，沙鸟得鱼闲。”词中“吹浪湾”用拟人化的手法高度概括出了江豚的这一“特技”。而“沙鸟”在暴风雨中也不仅无所畏惧，而且还捕捉到赖以为食的鱼，悠哉游哉，轻松之至。这种迅疾和舒缓、朦胧和清晰所造成的强烈对比，非常逼真，从词中仿佛看到一幅有人物在内的写意山水画。
上阕所写是作者耳闻目睹到的，他或许就在那只船上，所以真切，所以形象，所以如闻其声，如见其景。下阕则是作者由眼前的景象所激发出来的内心情感。他首先想到的是当时词坛的不景气，词风的衰颓。“绝代才人”暗指李白，李白的六首《横江词》就是在这里写的。“借他只手回澜”，作者希望在词风“既倒”的危急情形下，出来“绝代才人”力挽狂澜，改变今不如昔的现状。如果说龚自珍所呼唤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是从全社会着眼，指现实中的历史家，政论家、社会批评家等，那么薛时雨在此所召唤的，则专指文学界的文学家、诗人、词人。“而今无复旧词坛"，既是对过去的怀念，又是对现状的不满。但是词坛的“不复”还有其他因素。所以，作者的呼唤也好，慨叹也好，几乎是徒劳的。结尾一句“马当山下路，空见野云还”就体现了这种不得再见昔日才人的无可奈何的心境。这中间，包含着许多用语言说不出的东西。谭献评此词“结响甚遒”正是基于这一点吧。另外，最后才点出题目中的“马当山”，确有前呼后应，首尾相照之妙。
薛时雨在其《藤香馆集》所附二种词的自序中说：“律疏而语率，无柔肠冶态以荡其思，无远韵深情以媚其格，病根仍是犯一直字。”这个自我评价自然也包括这首词。至于“犯一直字”的“直”，在这首词中，却不突出，因为它在率直奔放的同时，又能转折如意，见其韵致。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此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
起句写诗人活动的环境非常幽静。开头一个“独”字便给读者留下了突出印象，这个“独”字也贯穿了全篇。“幽篁”指幽深的竹林。《楚辞·九歌·山鬼》说：“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竹里馆”顾名思义是一座建在竹林深处的房子，王维独自坐在里面。他的朋友裴迪的同题诗写道：“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仅诗的第一句就塑造了一个悠然独处者的形象。
次句承上写诗人悠然独处，借弹琴和长啸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知道王维是著名的音乐家，所以考取进士后，当上了太乐丞。但是他独自坐在竹里馆中弹琴显然不是供人欣赏的，而是抒发自己的怀抱。“长啸”指拖长声音大声吟唱诗歌，如苏轼《和林子中待制》：“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可见弹琴还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接着又吟唱了起来。他吟唱的诗也许就是这首《竹里馆》。
诗中写到景物，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幽篁”、“深林”、“明月”。对普照大地的月亮，用一个“明”字来形容其皎洁，并无新意巧思可言，是人人惯用的陈词。至于第一句的“篁”与第三句的“林”，其实是一回事，是重复写诗人置身其间的竹林，而在竹林前加“幽”、“深”两字，不过说明其既非庾信《小园赋》所说的“三竿两竿之竹”，也非柳宗元《青水驿丛竹》诗所说的“檐下疏篁十二茎”，而是一片既幽且深的茂密的竹林。这里，像是随意写出了眼前景物，没有费什么气力去刻画和涂饰。
三、四两句写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深林人不知”本来就是诗中应有之意，如果对人知与不知毫不在意，那他就不会写出这句诗，既然写了这句诗，就表明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遗憾的是陪伴他的只是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起句写“人不知”，结句写“月相照”，也可谓相互呼应了。
诗中写人物活动，也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独坐、弹琴、长啸”。对人物，既没有描绘其弹奏舒啸之状，也没有表达其喜怒哀乐之情；对琴音与啸声，更没有花任何笔墨写出其音调与声情。表面看来，四句诗的用字造语都是平平无奇的。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妙谛自成，境界自出，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作为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名作，它的妙处在于其所显示的是那样一个令人自然而然为之吸引的意境。它不以字句取胜，而从整体见美。它的美在神不在貌，领略和欣赏它的美，也应当遗貌取神，而其神是包孕在意境之中的。就意境而言，它不仅如施补华所说，给人以“清幽绝俗”（《岘佣说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尘虑皆空，外景与内情是泯合无间、融为一体的。而在语言上则从自然中见至味、从平淡中见高韵。它的以自然、平淡为特征的风格美又与它的意境美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可以想见，诗的意境的形成，全赖人物心性和所写景物的内在素质相一致，而不必借助于外在的色相。因此，诗人在我与物会、情与景合之际，就可以如司空图《诗品·自然篇》中所说，“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进入“薄言情悟，悠悠天钧”的艺术天地。当然，这里说“俯拾即是”，并不是说诗人在取材上就一无选择，信手拈来；这里说“著手成春”，也不是说诗人在握管时就一无安排，信笔所之。诗中描写周围景色，选择了竹林与明月，是取其与所要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原本一致；诗中抒写自我情怀，选择了弹琴与长啸，则取其与所要表现的那一清幽澄净的心境互为表里。这既是即景即事，而其所以写此景，写此事，自有其酝酿成熟的诗思。更从全诗的组合看，诗人在写月夜幽林的同时，又写了弹琴、长啸，则是以声响托出静境。至于诗的末句写到月来照，不仅与上句的“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了点破暗夜的作用。这些音响与寂静以及光影明暗的衬映，在安排上既是妙手天成，又是有匠心运用其间的。
对这首诗主旨的看法分岐很大，比较流行的旧说有：刺齐襄公（《毛序》：“大夫刺襄公也，劳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刺齐景公（丰坊《诗说》：“齐景公急于图霸，大夫讽之。”）、刺鲁庄公（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庄公生而蒙非种之讥，及已即位，而有不能防闲其母之诮，且与其母更道入于齐国，……诗人代为之愧……”）、刺奇童劳成（牟庭《诗切》：“诗人有所识童子美质者，已而离远不相见，常思念之，……及长而复见之，则庸人矣，故悔思之也。”）、戒厌小务大（朱熹《诗集传》：“田甫田而力不给，则草盛矣；思远人而人不至，则心劳矣。以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将徒劳而劳功也。”）、戒学者及时进修（刘沅《诗经恒解》：“盖当时有少年，志大躐等求功，不知循序渐进者，故诗人戒之。”），今人新说则有：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劝慰离人不须徒劳多思的诗、妇人思念征夫之词、少女恋慕少男的诗，等等。各家之说都有其理由，不过比较各家之说，相对而言，写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之说，较为符合诗篇的文本意义。
这首诗头两章是写实，采用重叠形式，只换了四个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首两句直赋其事，意在引出下两句。因丈夫去了远方，家中没有劳力，耕作粗放，本来长着绿油油庄稼的大田，如今全长着深深的野草，见不着一棵小苗，诗人面对如此荒芜的大田，忧心忡忡，感慨万千，不觉脱口说出“劳田甫田，维莠骄骄（桀桀）”。目有所见，心有所感，自伤自怜，自怨自艾，引出一腔怨气，不禁讲出了气话：“劳思远人，劳心忉忉（怛怛）！”实际这不过是思极的反语、伤心语，说“劳思”，恰是刻骨相思。正因为她劳法摆脱相思的痛苦，第三章出现了幻觉，由实转虚，诗人似乎觉得丈夫突然归来，想像他见到离家时还是扎着丫角的小儿子，忽然间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惊喜不已：“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这一自我构造的虚幻境界，既是对丈夫早日平安归来的渴望，又是对孩子快快长大的期盼。此诗的含蓄美尽在这一虚境之中。清陈震《读诗识小录》评末章前两句云：“换笔顿挫，与上二章形不接而神接”，评后两句云：“奇文妙义，与上四‘劳’字神回气合。”
此诗第一、第二章是隔句交错押韵，即田、人属上古真部韵，骄、忉属上古宵部韵，桀、怛属上古月部韵。第三章四句连韵，属上古元部韵，并皆有“兮”字收尾。译文尽量保留原诗韵式及叠词的运用。
诗中并没有对尧祠一蒂景物描写，而是引用典故，借以抒发感慨，排道悒愤。继而诗人张开想象的羽翼，驰聘于人间天上，古往今来，任感情的波澜起伏变幻组合。怀着美好的愿望入京，又经受幻想的破灭的失望而引起愤慨。人生无常，诗人感想万千，宣泄于诗中。表现了诗人豁达奔放的襟怀、崇高的情操和不懈的追求，也表达诗人对当时朝廷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之意。
首两句：意思是猛虎伏浅草始终难以遮掩猛虎的身体，猛虎喻友人。
第三、四句：“肮脏”二字表明张公子正直不阿的态度，“风尘”明指社会，暗指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肮脏”与“风尘”形成鲜明的对比，直言道出张十四因秉性刚直不阿，难以避免被人排挤、迫害的遭遇。暗喻是由于朝廷昏庸、权贵排斥，使诗人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而感到惆怅、苦闷以及愤懑。
第五、六句：“岂无横腰剑，屈彼淮阴人”是用了淮阴侯韩信受辱之典，意在表达猛虎伏浅草终莫能掩。在词语的运用上，也表现出独有的特色。上句“岂无横腰剑”中的“岂”字与下句“屈彼淮阴人”中的“屈彼”二字，前后呼应，不但增强了语气，而且一个威武不屈之士的形象也一跃然而出，表现出极大的力量。
第七、八句：“击筑向北燕，燕歌易水滨”无疑是借荆轲于易水河畔辞别高渐离之典，赞其为豪气英雄。如此，于风尘漂泊中的张十四伟直不阿的形象跃然纸上。
末两句：明确指出诗人希望能与张十四一起隐居，反衬出诗人的政治抱负落空，使诗人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
全诗借助送别张十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理想的未来的深切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