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起句紧紧扣住题目中的“大风雨”,用“骤”和“驰”二字给人以迅疾、突兀的感觉,使“大风雨”具体化、生动化。但和“雨骤风驰”造成的急风暴雨式气氛相对应的舟和舟上的人,却活泼而惬意,驾着小船轻快地度过了溪湾。更让人惊奇的是大风雨中“江豚吹浪湾,沙鸟得鱼闲。”词中“吹浪湾”用拟人化的手法高度概括出了江豚的这一“特技”。而“沙鸟”在暴风雨中也不仅无所畏惧,而且还捕捉到赖以为食的鱼,悠哉游哉,轻松之至。这种迅疾和舒缓、朦胧和清晰所造成的强烈对比,非常逼真,从词中仿佛看到一幅有人物在内的写意山水画。
上阕所写是作者耳闻目睹到的,他或许就在那只船上,所以真切,所以形象,所以如闻其声,如见其景。下阕则是作者由眼前的景象所激发出来的内心情感。他首先想到的是当时词坛的不景气,词风的衰颓。“绝代才人”暗指李白,李白的六首《横江词》就是在这里写的。“借他只手回澜”,作者希望在词风“既倒”的危急情形下,出来“绝代才人”力挽狂澜,改变今不如昔的现状。如果说龚自珍所呼唤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是从全社会着眼,指现实中的历史家,政论家、社会批评家等,那么薛时雨在此所召唤的,则专指文学界的文学家、诗人、词人。“而今无复旧词坛",既是对过去的怀念,又是对现状的不满。但是词坛的“不复”还有其他因素。所以,作者的呼唤也好,慨叹也好,几乎是徒劳的。结尾一句“马当山下路,空见野云还”就体现了这种不得再见昔日才人的无可奈何的心境。这中间,包含着许多用语言说不出的东西。谭献评此词“结响甚遒”正是基于这一点吧。另外,最后才点出题目中的“马当山”,确有前呼后应,首尾相照之妙。
薛时雨在其《藤香馆集》所附二种词的自序中说:“律疏而语率,无柔肠冶态以荡其思,无远韵深情以媚其格,病根仍是犯一直字。”这个自我评价自然也包括这首词。至于“犯一直字”的“直”,在这首词中,却不突出,因为它在率直奔放的同时,又能转折如意,见其韵致。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此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
起句写诗人活动的环境非常幽静。开头一个“独”字便给读者留下了突出印象,这个“独”字也贯穿了全篇。“幽篁”指幽深的竹林。《楚辞·九歌·山鬼》说:“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竹里馆”顾名思义是一座建在竹林深处的房子,王维独自坐在里面。他的朋友裴迪的同题诗写道:“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仅诗的第一句就塑造了一个悠然独处者的形象。
次句承上写诗人悠然独处,借弹琴和长啸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知道王维是著名的音乐家,所以考取进士后,当上了太乐丞。但是他独自坐在竹里馆中弹琴显然不是供人欣赏的,而是抒发自己的怀抱。“长啸”指拖长声音大声吟唱诗歌,如苏轼《和林子中待制》:“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可见弹琴还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接着又吟唱了起来。他吟唱的诗也许就是这首《竹里馆》。
诗中写到景物,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幽篁”、“深林”、“明月”。对普照大地的月亮,用一个“明”字来形容其皎洁,并无新意巧思可言,是人人惯用的陈词。至于第一句的“篁”与第三句的“林”,其实是一回事,是重复写诗人置身其间的竹林,而在竹林前加“幽”、“深”两字,不过说明其既非庾信《小园赋》所说的“三竿两竿之竹”,也非柳宗元《青水驿丛竹》诗所说的“檐下疏篁十二茎”,而是一片既幽且深的茂密的竹林。这里,像是随意写出了眼前景物,没有费什么气力去刻画和涂饰。
三、四两句写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深林人不知”本来就是诗中应有之意,如果对人知与不知毫不在意,那他就不会写出这句诗,既然写了这句诗,就表明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遗憾的是陪伴他的只是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起句写“人不知”,结句写“月相照”,也可谓相互呼应了。
诗中写人物活动,也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独坐、弹琴、长啸”。对人物,既没有描绘其弹奏舒啸之状,也没有表达其喜怒哀乐之情;对琴音与啸声,更没有花任何笔墨写出其音调与声情。表面看来,四句诗的用字造语都是平平无奇的。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妙谛自成,境界自出,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作为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名作,它的妙处在于其所显示的是那样一个令人自然而然为之吸引的意境。它不以字句取胜,而从整体见美。它的美在神不在貌,领略和欣赏它的美,也应当遗貌取神,而其神是包孕在意境之中的。就意境而言,它不仅如施补华所说,给人以“清幽绝俗”(《岘佣说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尘虑皆空,外景与内情是泯合无间、融为一体的。而在语言上则从自然中见至味、从平淡中见高韵。它的以自然、平淡为特征的风格美又与它的意境美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可以想见,诗的意境的形成,全赖人物心性和所写景物的内在素质相一致,而不必借助于外在的色相。因此,诗人在我与物会、情与景合之际,就可以如司空图《诗品·自然篇》中所说,“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进入“薄言情悟,悠悠天钧”的艺术天地。当然,这里说“俯拾即是”,并不是说诗人在取材上就一无选择,信手拈来;这里说“著手成春”,也不是说诗人在握管时就一无安排,信笔所之。诗中描写周围景色,选择了竹林与明月,是取其与所要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原本一致;诗中抒写自我情怀,选择了弹琴与长啸,则取其与所要表现的那一清幽澄净的心境互为表里。这既是即景即事,而其所以写此景,写此事,自有其酝酿成熟的诗思。更从全诗的组合看,诗人在写月夜幽林的同时,又写了弹琴、长啸,则是以声响托出静境。至于诗的末句写到月来照,不仅与上句的“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了点破暗夜的作用。这些音响与寂静以及光影明暗的衬映,在安排上既是妙手天成,又是有匠心运用其间的。
对这首诗主旨的看法分岐很大,比较流行的旧说有:刺齐襄公(《毛序》:“大夫刺襄公也,劳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刺齐景公(丰坊《诗说》:“齐景公急于图霸,大夫讽之。”)、刺鲁庄公(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庄公生而蒙非种之讥,及已即位,而有不能防闲其母之诮,且与其母更道入于齐国,……诗人代为之愧……”)、刺奇童劳成(牟庭《诗切》:“诗人有所识童子美质者,已而离远不相见,常思念之,……及长而复见之,则庸人矣,故悔思之也。”)、戒厌小务大(朱熹《诗集传》:“田甫田而力不给,则草盛矣;思远人而人不至,则心劳矣。以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将徒劳而劳功也。”)、戒学者及时进修(刘沅《诗经恒解》:“盖当时有少年,志大躐等求功,不知循序渐进者,故诗人戒之。”),今人新说则有: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劝慰离人不须徒劳多思的诗、妇人思念征夫之词、少女恋慕少男的诗,等等。各家之说都有其理由,不过比较各家之说,相对而言,写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之说,较为符合诗篇的文本意义。
这首诗头两章是写实,采用重叠形式,只换了四个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首两句直赋其事,意在引出下两句。因丈夫去了远方,家中没有劳力,耕作粗放,本来长着绿油油庄稼的大田,如今全长着深深的野草,见不着一棵小苗,诗人面对如此荒芜的大田,忧心忡忡,感慨万千,不觉脱口说出“劳田甫田,维莠骄骄(桀桀)”。目有所见,心有所感,自伤自怜,自怨自艾,引出一腔怨气,不禁讲出了气话:“劳思远人,劳心忉忉(怛怛)!”实际这不过是思极的反语、伤心语,说“劳思”,恰是刻骨相思。正因为她劳法摆脱相思的痛苦,第三章出现了幻觉,由实转虚,诗人似乎觉得丈夫突然归来,想像他见到离家时还是扎着丫角的小儿子,忽然间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惊喜不已:“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这一自我构造的虚幻境界,既是对丈夫早日平安归来的渴望,又是对孩子快快长大的期盼。此诗的含蓄美尽在这一虚境之中。清陈震《读诗识小录》评末章前两句云:“换笔顿挫,与上二章形不接而神接”,评后两句云:“奇文妙义,与上四‘劳’字神回气合。”
此诗第一、第二章是隔句交错押韵,即田、人属上古真部韵,骄、忉属上古宵部韵,桀、怛属上古月部韵。第三章四句连韵,属上古元部韵,并皆有“兮”字收尾。译文尽量保留原诗韵式及叠词的运用。
诗中并没有对尧祠一蒂景物描写,而是引用典故,借以抒发感慨,排道悒愤。继而诗人张开想象的羽翼,驰聘于人间天上,古往今来,任感情的波澜起伏变幻组合。怀着美好的愿望入京,又经受幻想的破灭的失望而引起愤慨。人生无常,诗人感想万千,宣泄于诗中。表现了诗人豁达奔放的襟怀、崇高的情操和不懈的追求,也表达诗人对当时朝廷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之意。
首两句:意思是猛虎伏浅草始终难以遮掩猛虎的身体,猛虎喻友人。
第三、四句:“肮脏”二字表明张公子正直不阿的态度,“风尘”明指社会,暗指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肮脏”与“风尘”形成鲜明的对比,直言道出张十四因秉性刚直不阿,难以避免被人排挤、迫害的遭遇。暗喻是由于朝廷昏庸、权贵排斥,使诗人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而感到惆怅、苦闷以及愤懑。
第五、六句:“岂无横腰剑,屈彼淮阴人”是用了淮阴侯韩信受辱之典,意在表达猛虎伏浅草终莫能掩。在词语的运用上,也表现出独有的特色。上句“岂无横腰剑”中的“岂”字与下句“屈彼淮阴人”中的“屈彼”二字,前后呼应,不但增强了语气,而且一个威武不屈之士的形象也一跃然而出,表现出极大的力量。
第七、八句:“击筑向北燕,燕歌易水滨”无疑是借荆轲于易水河畔辞别高渐离之典,赞其为豪气英雄。如此,于风尘漂泊中的张十四伟直不阿的形象跃然纸上。
末两句:明确指出诗人希望能与张十四一起隐居,反衬出诗人的政治抱负落空,使诗人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
全诗借助送别张十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理想的未来的深切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