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查德卿的这首《蟾宫曲·怀古》抒发的是怀古咏史之意。作者在开篇第一句就写出了自己的疑问，他问道“问从来谁是英雄?”，紧接着他便在曲中写到一个农夫，一个渔翁。”查德卿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在此处点明了怀古的对象，同时也做出了评价。
“晦迹南阳，栖身东海，一个成功。”南阳，东海是两处地点，分别承接“农夫”与“渔翁”，诸葛亮在未出山之前，曾经在南阳过着隐居的生活，而姜太公也曾经在渭水之滨垂钓，同样过着悠闲恬淡的日子。
“八阵图名成卧龙，《六韬》书功在飞熊。”则是说明诸葛亮和吕尚的丰功伟绩，进一步表现他们两个作为英雄所做出的功绩。
“霸业成空，遗恨无穷。蜀道寒云，渭水秋风。”这句由追寻历史转为了对历史的感慨，说诸葛亮、吕尚所建的“霸业”终究是一场空，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逝了。
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这首《春寒》诗可以按“起、承、转、合”的结构规律来把握。
首联“起”，点明季节特征，说明春日阴云笼罩，虽然云层不厚，但整天浓阴密布，云天雾海，一片迷茫。“云容薄”三字很好地点明了早春云雾的特点。
颔联“承”，以极其对仗的句式，写出了春寒料峭的气候环境下的景物特征：蝴蝶因气候寒冷而紧缩了翅膀，不能飞舞；花朵因空气湿冷而迟迟不开。其中“不开心”三字一语双关，写景写人，移情手法，别有意味，叫人想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来。
颈联“转”，由静景而至于动景。春风凛冽，吹动着挂在树枝上的酒旗；春雨阵阵，靠近山的地方，春风突然夹裹着春雨而来，叫人感到一阵寒冷。“亚”通“压”，低低地垂挂着。“片”，不能理解为大雨，它准确地描绘出春雨的特点。
尾联“合”，点明诗人对景物产生如此感受的原因，借此抒发了感情。“未尝辜”是说诗人不曾做对不住景物的事，是诗人情感和人格的表露。“病”字一语双关，既写了身体状况，也写出诗人此时的心情。
诗题“寒”字奠定了全文凄冷的基调。首联点明春阴的季节特征，薄云密布，是诗人心境的流露。中间两联，通过具体物象，来表现春寒，三四句写因寒气袭来，蝴蝶收敛双翅，花蕾无力舒展，这是选取春天最有代表性的蝶和花写天气之寒。五六句写压挂在树枝上的酒旗翻动，足见风很猛；依傍山丘的阴云挟带着阵雨压来，表明雨势之急。这四句从不同视角形容春寒，这一派峭寒，使天宇充塞着凄冷寥落的气氛，这就把春寒真切地刻画出来。联系诗人的人生经历和范仲淹革新失败的历史背景，不难理解诗人此时因改革处于低潮而感情凄苦、心情悲凉的深意。
孟浩然主要擅长写五言诗，风格浑融冲淡。诗人将自己特有的冲淡风格用于七绝，往往“造境飘逸，初似常语”而“其神甚远”（陈延杰《论唐人七绝》）。此诗就是这样的高作。
在杭州时，诗人有句道“今日观溟涨”，可见渡浙江（钱塘江）前曾遇潮涨。一旦潮退，舟路已通，诗人便迫不及待登舟续行。首句就直陈其事，它由三个片语组成：“潮落”、“江平”、“未有风”，初似平平淡淡的常语。然而细味，这样三顿形成短促的节奏，正成功地写出为潮信阻留之后重登旅途者惬意的心情。可见有时语调也有助于表现诗意。
钱塘江江面宽阔，而渡船不大。一叶“扁舟”，是坐不了许多人的。“舟中人”是来自四方的陌生人。“扁舟共济与君同”，颇似他们见面的寒暄。这话淡得有味，意思是：虽说彼此素昧平生，却在今天走到同条船上来了。“同船过渡三分缘”，一种亲睦之感在陌生乘客中油然而生。尤其因舟小客少，更见有同舟共济的亲切感。所以问姓初见，就倾盖如故地以“君”相呼。这样淡朴的家常话，将当时那种淳厚的世风与人情味惟妙惟肖地传达了出来，并不是一味地冲淡。
当彼岸已隐隐约约看得见一带青山，更激起诗人的好奇与猜测。越中山川多名胜，是前代诗人谢灵运遨游歌咏过的地方，于是，他不禁时时引领翘望天边：那儿应该是越中——他向往已久的地方。他大约猜不出，只是神往心醉。这里并没有穷形极象的景物描写，唯略点“青山”字样，而越中山水之美尽从“时时引领望天末”的游子的神情中绝妙传出。诗句外淡内丰，似枯实腴。“引领望天末”，原本是陆机《拟兰若生朝阳》成句。诗人信手拈来，加“时时”二字，口语味浓，如同己出，描状生动。注意吸取前人有口语特点、富于生命力的语汇，加以化用，是孟浩然特别擅长的本领。
“何处青山是越中？”是“问舟中人”，也是诗的结句。使用问句作结，语意亲切，最易打通诗与读者的间隔，一问便结，令读者心荡神驰，使意境顿形高远。全诗运用口语，叙事、写景、抒情全是朴素的叙写笔调，而意境浑融、高远、丰腴、完满。“寄至味于淡泊”（《古今诗话》引苏轼语，见《宋诗话辑佚》），对此诗也是很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