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抒发了诗人构祸南谪的痛伤之情。作者自称君子，诗中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曾为国事操尽了心，并以“南国之纪”的江汉，比喻自己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是如今却被放逐江南，受着无穷的灾难。因此他恨自己不是鸟不是鱼，不然就可以上天入渊，逃之夭夭了。在这无可奈何中，他只得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哀。从诗中“卒章显志”的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来看，诗中抒发了强烈的悲愤之情。后世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其情实与此诗一脉相通。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告哀”，告什么哀，这可从前面七章找答案。
前三章是“哀”的内容。二章的“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是哀的集中表现，诗人颠沛流离，遭贬谪，被窜逐，无家可归，贫病交加，仓皇狼狈，犹如丧家之犬。
流亡或流放的本身已够悲惨，而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更加深了这种悲哀的程度。从首章“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呼天抢地声中，可见诗人怨愤之深。他不是平民，更不是拾荒流浪汉，而是勋戚贵族的后裔。他说：现 在遭受莫大苦难，先祖在天之灵怎会忍心看我受罪而不加荫庇？逝世的先人当然无辜，诗人的用意自然是指斥活着的当道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未加眷顾，更何况他人。对照屈原《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用自己先祖的高贵，表示对楚怀王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两者用意如出一辙。
在客观环境上，一是写经历时间之长，从“四月维夏”到“冬日烈烈”，整整三个季度。从京城流放到目的地，需长途跋涉九个月，道途之凄怆艰辛，流放地的僻远蛮荒可想而知。二是写各季的自然环境，四月到六月是炎蒸伏天，酷热溽暑尽在不言中。“徂暑”，好不容易熬过了暑天，盼望能熬出头，却不知路还远着呢！接着是秋天，“百卉俱腓”，一派萧瑟恻怆景象；再接着是冬天，“飘风发发”，狂风怒吼，严寒凛冽。人们蜷缩在家里，或围炉取暖，或饮酒作乐，他却要在天寒地冻刺骨寒风中跋涉前进，那真是够悲哀的。用心境、环境烘托和加深对“哀”的表现，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很成功。顺便说一句，诗的第三章与《小雅·蓼莪》第五章几乎全同，这种句段互相移用的现象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原因可能是诗在当时非常流行，如同民歌民谣一样被广泛传诵吟唱，因而其中某些切景切情的句段会不期而然地被撷取移用，天衣无缝，如同己出。
后四章是“哀”的原由。前面三章给人迁徙动荡之感，四章起季节与地域都已相对静止，着重抒发诗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四章点出莫名其妙地受谗毁中伤，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章“获罪之冤，实为残贼人所挤。‘废’字乃全篇眼目。”因为“废”，哀才接踵而至。五章追思遭“废”的缘故，当是不肯同流合污吧。泉水有清有浊，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所以一天天遭祸、倒霉。屈原有一篇《渔父》，写他志尚高洁不同流俗而遭放逐，游于江潭。渔父对他“举世皆浊己独清”的品格进行批评劝导，屈子不为所动，渔父鼓枻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境颇与此章相通。
诗人在流放地安顿后，在周围漫步，附近有山，山上有栗树梅树，山间还有潺潺流泉，山下则是波浪滔滔的长江、汉水，这就明确点出了放逐的地域在南国。长江汉水有条不紊地容纳统领着南方诸水系，而朝廷却纲纪弛败，忠奸莫辨，鞠躬尽瘁却不被信任重用。五章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也包含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后世大诗人杜甫也继承了这种忠君爱国情操，他的《江汉》诗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古往今来，这种耿直倔强的“腐儒”真不少。
七章继续写所见所思。雕鹰振翅在高空中翱翔，鲤和鲔在深水中潜游，它们能避开猎人的矰缴和渔夫的钓钩，全身远祸。诗人见了不禁神往，叹息道：可惜我不能像雕鹰鲤鲔那样，逃避那人间的桎梏与祸害。诗人脱离现实的向往与追求，也正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残暴。全诗以一己为代表，在暴露现实方面有相当深度与广度，不愧是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首诗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在写法上，大抵前两句言景，后两句抒情，景和情能丝丝入扣，融为一体，把“告哀”的主旨表现得真挚深沉。
此诗以感怀发端。诗人多年来仕途奔波，宦海沉浮，阅历既多，自以为是谙练世情，老马识途了，但又觉得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首联用“似觉”点出对前途把握不定的心理状态，显示出茫茫身世之感。在旧岁将尽的年终，诗人看到年复一年，时光流逝，而自己却功业未就，老大无成，兴起了岁月蹉跎、流年虚度的嗟叹。次句的“空更”，语意深切，表达了诗人当时无任凄惘的心境。
颔联先写思亲，佳节思亲，是人情之常，辗转客程，失去了家人团聚的欢乐，便到梦境中去寻求。却被爆竹声惊醒了。“爆竹”这一含有特定意义的形象，渲染了节日气氛，起了以景增情的作用。接着又用“残灯”、“永夜”，刻画环境的凄凉。在漫漫长夜中，独自伴着昏暗欲灭、摇曳不定的灯光，窗外又不时传来辞岁的爆竹声，叫人心碎。旅况的孤寂索寞，自然涌出“客愁新”的心情，以景衬情，颇见匠心。
“客愁”而说“新”，暗示已有旧愁，旅次逢岁末，又添了新愁。新愁承“乡梦”而来，愁的内涵，不言而喻。旧愁乃是诗人自叹：“无端却被东风误”（《自恩平还题嵩台宋隆馆二绝》），可以从作者贬谪僻地的生活背景悟出，亦不觉晦涩。
颈联用拟人手法写天气，宋人诗词常用这种写法，如姜夔《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词：“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此联上句描绘雪意浓酣，垂垂欲下的客中实景，进一步映衬游宦在外的艰辛和漂泊羁旅的寂苦，下句联想到腊尽春来，写出春回大地的旖旎风光。从岁末欲雪到春光明媚，时间上有一个大的跨度。诗人运用对偶，把不同时间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在回环对比中，增加了境界之美，也表达了他想以未来欢乐的憧憬消解当前旅愁的愿望。作者在长期贬谪之后，盼来了重新起用的机会。他对这次临安之行充满了希望，残冬将尽春天正向他走来，可以尽情领略“桃红柳绿”的春色，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了。
然而诗人毕竟摆脱不开现实生活的羁绊，绵绵的乡愁使诗人展开想象，在空间上来了一个大的跳跃。诗的尾联，从对方落笔，将不尽的情思，浓缩在“想得”语之中。说儿女们围坐在地炉边，念叨着自己，这比直说自己如何想念家人，倍加生动亲切。白居易的“想得闺中深夜坐，还应说着远行人。”（《邯郸冬至夜思家》情景与此相似，惟黄公度借天真小儿女之口说出，更为动人。
作者以情出景，以景喻情，虚实结合，情景相生。在时地的跨度中，开拓了诗的意境，虽无大波澜，但用词鲜明，质朴真切。诗人入朝之后，因秦桧党羽仍然把持朝政，只得了个考功员外郎的闲职，没过多久，就赍志以殁，终年才四十八岁他所憧憬的春天，终于没有来临。
首句“嘉陵江色何所似”问春天的嘉陵江水的颜色，次句“石黛碧玉相因依”是对上一句的回答。这两句是在描述嘉陵江水的自然景色，属于寄情于景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正怜日破浪花出”说乘船于嘉陵江上，正在对倒映在江面上的太阳进行欣赏之际，一阵阵浪花涌来而将水面上的日影搅乱，杜甫对此美景受破坏感到怜惜。杜甫在刚表达了对嘉陵江江面倒映着红日的美景被破坏之惋惜心绪后，紧接着又将岸边河滩上的绿草看在眼里而使用转折的语句“更复春从沙际归”说来赞美嘉陵江（西汉水）。前句中“日破浪花出”是在写景，而前面的“正怜”就是在写情；后句中“春从沙际归”，既与“日破浪花出”相对仗，又与“更复”即“更看到希望”所表达的情感相交融。这两句属于融景于情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巴童荡浆欹侧过”在《杜诗镜铨》中被刘须溪评价为“景少”；“水鸡衔鱼来去飞”又被刘须溪评价为“语长”。这里的前句，虽然只描写了有巴人小儿划着小船从杜甫的身边穿过去这一较为单调的景色，但是在此却体现了杜诗之中的人民性——“巴童”，这是在《阆山歌》与《阆水歌》里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出现在诗中的人物代表；这里的后句隐约寓指杜甫在写此首诗时他所处的位置——大约就是在阆中的南津渡或正处在南楼（华光楼）一带。这后句看似写景的诗，却被刘须溪评价为“语长”而之所长的地方，既是在为后人辨别杜甫写此诗的环境而告诉人们有关诗圣当时的位置，又能为此诗重点内容即最后一句的现出，铺展其必要的文化意境；所以，“语长”。这两句用了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阆中胜事可肠断”，杜甫用“可肠断”的悲情，来叙说他在了解阆中古老“胜事”之后的感受；说明杜甫所得知阆中胜事的心绪、与回忆遭遇“安史之乱”的状况相似。《杜诗镜铨》所引《杜臆》犹云“恼杀人意”来解释杜甫此时此刻的心情，说明了杜甫此时很可能心绪悲怆。结句“阆州城南天下稀”：《杜诗镜铨》结合“阆州城南天下稀”所作的解释，举出了“阆之为郡，有五城十二楼之胜概”的例子。这说明在清代，已有文人（包括在此之前而可能前延于唐代或更早的文化背景）识阆中古地，就是昆仑阆苑、就是阆苑仙境——阆州城南的锦屏山以山载人、人高如山自成仙，其山势、其风水、其神话“三位一体”，成为了杜甫所赞的“天下稀”。最后两句诗，是抒情兼叙事的诗句——这样的表现手法，就更能够易于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诗句之中。
杜甫在阆中的时间虽然不长，创作的诗篇却不少。这首《阆水歌》专咏阆水之胜，它与《阆山歌》一起成为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历代咏西施的诗，或将她视为以色媚主，使吴王招致亡国杀身之祸的“尤物”，或将她视为灭吴的第一功臣。这首诗却别出新意，揭露了统治者擅权负义的丑恶行径，称颂了西施的远见卓识。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被俘后，范蠡用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吴王放越王回国，并使吴王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得以灭吴，重建霸业。
首句“计已行”三字，肯定了这一策略已获成功。毫无疑问，西施在实现“霸越亡吴”的谋略方面功不可没，越国对她本该论功行赏。
第二句诗也肯定了西施的功绩，同时又故意设问启人深思：她究竟该得到何种奖赏呢？这一问，使诗显出了曲折，也在读者脑海中掀起了波澜。
第三、四两句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点了题。“西施为越苎萝村西鬻薪之女”，传说勾践携西施归越后，越王夫人暗中派人将她沉尸江底，一说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诗人更相信后说。为什么呢？“西施亦有弓藏惧”一句，可谓独具慧眼，一语破的。“亦有”与下句的“不独”互文对照，更说明在诗人看来，西施是一位聪慧过人的女子，当她牺牲自身拯救了沦亡的祖国后，必然会像范蠡一样具有先见之明，洞察越王的奸恶，也必然会怀着与范蠡 一样的“弓藏惧”作出变名易姓、浪迹江湖的抉择，以免功高震主，成为统治者权力私欲的受害者。这首诗突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女人误国的“祸水”观，史识深刻，感慨深婉，行文曲折，体现出“指事类情，又宛转如意”（赵翼）的艺术特色。
本文是游记，写山川景物形象，并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情趣和韵味。作者船行于长江小孤山至大孤山一段，所见所游，非止一处，为避免重复单调，需要用精彩的变化的笔墨，抓住各处景物特征进行描绘。文中写烽火矶“嵌岩窦穴，怪奇万状，色泽莹润”，写峭石’‘杰然特起”.“丹藤翠蔓，罗络其上，如宝装屏风”，写小孤山“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写澎浪矶“虽无风，亦浪涌，盖以此得名”，写大孤山“四际渺弥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只寥寥几笔就描绘出鲜明独特的形象。
由于景点多，仅是孤立地写出特征，也可能会失之分散。作者注意了景点间的联系。一是各处景物虽千姿百态，但又均有山与江水相互生发辉映的描写，构成整体背景，使景物在多样中见统一；二是注意各景点地理位置上的联系。文章屡次写江流和船行，即在分散的景点中贯以线索。至于写澎浪矶和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写大孤山时又与小孤山作比，更见出其间联系，从而由各景点共同组成一幅完整的长江山水图。
在各景点中，以对小孤山的猫写最为充分。作者用笔灵活多变，从各个角度写这一江中绝景。既随角度变化显现作者是在江行中览眺景物，又从多个角度充分展现了山水景物的千姿百态。
作者在记述山川景物、名胜古迹过程中，随时触合抒情和议论，并将有关的传闻轶事、前人诗句都信手拈来，还随笔写出郡县沿革、地形防戍等情况，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使写景记游具有思想深度，同时亦为景物添彩生色，使一景一物似乎都带有诗的灵气，文的推致，神话的氛围，历史的积淀，诗文传说与胜景相互映发，更为引人入胜。
作为散文，所描摹的山水形象，与用诗歌写出的山水形象是有差别的。文贴近山水的本来面貌，写得具体，而诗则是写意的，境象与情思都升华得更为高远一些。在陆游之前，苏轼有咏大孤山小孤山的著名题画诗《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
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诗的最后两句，为陆游文中所引，但诗中以浪漫之笔写得煞有介事，而文中仅作为诗家浪漫想象的妙语，并对有关传说予以考校。苏、陆二家，一诗一文。苏诗是凌空飘飏的，所展现的形象，真有“山苍苍，水茫茫”“沙平风软望不到”的感觉，而陆文则是脚路实地，从多种侧面，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苏诗能启发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陆文则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对比之下，可以显见其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体现着文学艺术手段的丰富多样，并无高下优劣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