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思妇对征人的怀念。
上片写小楼远望。一个“独”字写出她上楼并非为了赏心，而是怀念远人的表现；第二句写出所望的地点是“玉关”，以显示征人去地之远。“芳草路”虚实相生，有芳草萋萋，王孙不归的感叹。“消息”三句是“愁望”后的行动，表现了无可奈何的伤感。
下片写空闺叹息：望落花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禁潸然泪下，罗衣湿透。结末二句，是女主人公的特殊心理活动：千山万水与征人相隔遥望，但自己却未去过。妙在“不曾行”三字，她归怨于不曾行千山万水，故梦魂难觅。翻腾一笔，声哀情苦。
韦庄词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而叙事性的特点是它的动作性。即以此词为例，写一位闺中少妇思念远方良人，不是如一般词作者那样静止地以景物描写烘托她的愁思离绪，而是动态地写她此时此刻的行为举止，以此显现她内心世界中纷乱的愁云：她独自走上小楼，眺望远方的道路，未见人影而又怅然回到闺房之中。她寂寞地坐看着庭院中的落花，眼泪不觉又流了下来，沾湿了衣袖，滴湿了衣襟……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静态的画面，而是一连串不断变化着的动作。如果以此为脚本，让一位演员采表演，定然会作出几个连续性的小品。而这种特点在其他同类题材的词作中是比较少见的。
下面沿着上下两阕的顺序进一步审视一下这首词动作性描写的特点：“独上小楼”，似乎看到女主人上楼时倦慵的步履。此时春天将尽，柳絮飘绵，独守空闺的少妇的缭乱春愁可以想见。她双眉不展，痴痴地望着蜿蜒曲折地通向玉关的小路，路边萋萋芳草益发引动了她念远的情思。古诗云：“春草兮萋萋，王孙兮不归”；“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芳草天涯正是离恨的象征、盼归的触媒。然而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远方的消息仍是杳如黄鹤，于是她的希望又变成泡影，只好锁着眉头，又悻悻地下楼回屋，尽管是锦帐绣帘也令人难耐难栖……这一阕中连用“上”“望”“逢”“敛”“归”等五个动作性词语，大家不仅看到她敛眉的愁容，也看到她来往的身影，透过容态身影略已窥见她寂寞的灵魂。
下阕写的是她“归绣户”后的情态和心迹，也仍然贯穿着动作性的特征，她坐看落花、空自叹息，罗袖掩面，泪珠频滴。这里连用“坐”“叹”“湿”“滴”四个动作性词语写出她的静中之动，大家似乎听到她叹息的声音，看到她久坐的身影，落花的飘零，泪珠的晶莹。“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虽然写的是女主人公“坐看落花”时的心理活动，但也仍然富有动作性的特征：从此地到玉关中间隔着万水千山，我从未走过一次，即使入睡后梦魂想去寻找他，也因不识去路而不知该怎样去寻觅。这里也连用“行”“觅”二字，表明动作性特点也渗透于心理活动的描写之中。这最后二句堪称妙词妙笔：白天未曾走过的路，夜间梦魂也无法去寻觅，这种推理好象具有逻辑的合理性；然而即使是白天作过的事，梦中怎么能够重复，这又显出了这种推理的想当然性。词人故意以这种带有很大或必然性的推理来表现人物思远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她在梦中也不能与良人相会，这就更表现出她的孤独和寂寞。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