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要理解这首诗，我们就必须首先明白宝钗所“忆”的究竟是什么。从字面上看，她所忆的，当然是菊花。但菊花在这里象征什么呢？传统“红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是，菊花象征薛宝钗出家远去的丈夫，即贾宝玉。并且倾向于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说成是所谓的“孤居怨妇的惆怅情怀”。但这种解释本身就是明显有问题的。首先，这种说法与脂批对后文的提示相龃龉。戚序本第7回脂批有云：“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戚序本第7回双行夹批）而宝钗《忆菊》中却说“谁怜为我黄花病”，如果宝钗真的到了为思念宝玉而“病”的程度，又岂能说是“虽离别亦能自安”？其二，传统“红学”的解释也不符合宝钗自己对人生聚散的达观认识。第22回，宝钗《更香谜》，其末一句的说法是“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无独有偶，第70回，宝钗在《临江仙·柳絮辞》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如果宝钗是为思念宝玉而到了为之“痴”、为之“病”的地步，又如何是“风雨阴晴任变迁”？如何是“任他随聚随分”？因此，把诗中的菊花解释成贾宝玉，把整首《忆菊》诗解释成所谓的“孤居怨妇的惆怅情怀”，实际上是完全讲不通的！这里的菊花，还应该理解为宝钗高洁的社会理想方是。同回，宝钗作《螃蟹咏》讽时骂世，其中一句即云：“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姜，老辣之物也。比喻运用权力和法律，对螃蟹一样的恶势力进行惩罚和制裁。菊，高洁之物也，与姜对举，即比喻高洁的社会理想。第42回，宝钗私下里对黛玉表示：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第42回）

　　可见，男女各守其份，当官的清正廉洁，商人、农民努力为社会创造并积累财富，这就是宝钗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这样的理想社会，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正如宝钗所看到的那样：“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那些读书做官的男人，“读了书倒更坏了”。故，宝钗不惜颠倒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严厉批评那些士人“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这样也自然引出一个话题，理想社会在现实中已经失落，宝钗当然要为之“忆”。而这才构成了《忆菊》的主题。——菊者，理想中高洁的社会。所谓“忆菊”，就是追忆失去的理想社会！

　　从整体来看，宝钗的《忆菊》诗即表现了宝钗对在现实中已经失落了的那个理想社会的苦苦追忆之情。而把这首诗与宝钗的另一首《画菊》诗对看，一忧虑、愤懑，一潇洒、解脱，这同时也暗示了宝钗的人生观必将由忧世、愤世，而走向出世、遁世的趋势。“慰语重阳会有期”是不可得的，只能“粘屏聊以慰重阳”。那么，再往后呢？只能到佛、道的出世哲学中去寻找精神归宿。故，宝钗最后必然是“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必然是“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而这就是脂砚斋所说的“虽离别亦能自安”的心态，以及“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精神了！

　　宫体诗专咏女子的一颦一笑，美态艳姿，内容上无甚可取，但在中国诗歌形式趋于完美的过程中，宫体诗也曾起过相当的作用。它们所歌咏的对象本身只是一种形式的美，因而追求辞藻华美、句式工整也就十分自然了。这首诗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乐曲旋律是哀怨的，诗的内容是轻薄的，主题只有三个字——写美人。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首句描写环境，用“丽宇”“芳林”“高阁”三个意象来刻画后宫的华美精巧，表现这群美人生活的优越。丽宇高楼掩映在散发香气的花园内，以环境之美衬托人物之美。“高阁”即指临春、结绮、望仙三阁，作者要赞美的人就会聚在这里。次句是对这群美人的初步描绘，说她们生来就长得美丽，经过时新的修饰打扮，就更有“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姿色了。这两句写景和写人都没有什么特色，显得比较空泛而未见精彩，凭借空泛的“新妆艳质”就能倾城是实足的宫体诗八股，任何女子都适用。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从嫔妃们见驾时的种种情态中写她们的活泼可爱，将美人一瞬间的艳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颇具神韵。她们从高阁内走出来时，到门口就停住脚步，好像京剧中主角出场时的一个亮相。她那美艳的神彩映照着门户，窈窕体态好像凝结在那里。“凝娇”一词尽管有点抽象，但仍能把站着不动的美人的神态传出，雕琢得颇见工夫。“出帷含态笑相迎”，写的是她们迎接后主的情态。后主每次去她们那里，她们总是含情脉脉，仪态万方，笑盈盈地从内室出来迎接。接迎时的喜笑正与应召时的“不进”相对照，风流天子更要喜出望外了。前句是写静态的美，后句是写动态的美，由此将娇柔万状、姿态妩媚的女性形象描绘得呼之欲出了。

　　“妖姬脸似花含露”，妖冶的美人脸蛋像带露的鲜花，含苞欲放，艳丽可爱，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与女性的柔美。“玉树流光照后庭”是全诗的精华，比喻、照应俱佳。“玉树”照应“含态”，说美人的体态像玉树临风，婀娜多姿。“流光”照应“映户”，说美人的神采好像流动的光辉，闪烁不定。鲜花、玉树虽是两个常用的比喻，但用在对她们的“凝娇”“含态”作了生动的描述之后，就富有表现力，颇具耀眼的光彩、飞动的气势。全诗就此戛然而止，以“后庭”回应“高阁”，使结构紧凑，同时也以热烈的气氛使这首赞歌达到高潮。

　　由此看来，这首诗不过是描写女性的宫体诗而已，其内容本身虽不足褒，却也不足深贬。至于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更有其可取之处。它描写女性不作烦琐细密的刻画，用词也绝不恶俗，而只是着意于对美丽嫔妃的资质、情态的形容，力求略去美人的“形”，而写出美人的“神”。所以，它虽是宫体，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宫体，这不能不说是作为诗人的陈叔宝在诗歌创作上的突破。

　　这首词借咏柳讽刺了隋炀帝的荒淫无度。

　　上片写隋炀帝锦帆龙舟下汴河，极尽铺张。

　　下片写其荒淫误国。“笙歌”句饶有韵味，将由繁盛转为破亡的历史教训，一笔端出，颇有社会意义。

　　上片通过听觉和视觉构成四幅各具特色的画面，即“画角谯门”、“飞雪孤村”、“冷落酒市”和“寒夜惊雁”。首句“风悲”两字刻画风声。风声带来阵阵角声，那是谯门上有人在吹《小单于》名曲吧。画角是涂有彩绘的军中乐器，其声凄厉，画角飞声，散入风中，又曾触动过无数旅人的愁思，“风悲”两字极为灵动传神。秦观《满庭芳》中对角声之哀也曾有描写，“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一“落”字见得谯门之高，风力之劲，并且还表达出旅人心头的沉重之感。

　　“投宿”两句写途中飞雪。“骎骎”形容马在奔驰，又上承“投宿”，使旅人急于歇脚的心情跃然纸上；下启“飞雪”，点出急于投宿是因为风雪交加。“飞”形容漫天飞雪飘舞之状，而“满”字又着力画出村子之小而且孤。“酒市”二句是入村以后的景象。灯火阑珊，人迹稀少，可见雪大且深，也衬托夜间旅舍独处之冷清，所闻者唯有乱叶扑窗之声。“舞纷纷”写落叶之多和风力之急。“骎骎”、“飞”、“满”、“舞”都是动字；“骎骎”在句中不仅状客观之物，而且还能传主观之情，由此可见作者对字、词、句的推敲斟酌。《白雨斋词话》极为赞赏这点：“此词遣词琢句，工绝警绝，最令人爱”。

　　“送数声”三句是客舍夜坐所闻。雪夜风急，忽闻雁声。雁群入夜歇宿在沙渚芦丛之中，遇到外物袭击，由守卫的雁儿报警，便迅速飞向高空。“乍离”句即是写这种情况。“嘹唳”句说的是雁群受惊后穿过密布的冻云飞向高空，鸣声高亢曼长。雁儿多在高空飞行，白天远望可见，夜间则从鸣声得知。杜牧《早雁》诗有云：“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云外，言其飞得高也。张文潜《楚城晓望》诗也说：“山川摇落霜华重，风日晴和雁字高。”而卢纶《塞下曲》写的就是雁儿夜惊：“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单于战败后想趁黑夜逃遁，途中惊动了雁群，雁儿惊飞云外时的鸣声使追逐者得知单于的去向。本词所写的是南归途中的雁儿，在夜间受惊高飞时的鸣声，叩动旅人的心弦，无限乡思，黯然而生，词意至此由写景转入下片的抒情。

　　下片另开境界，由雪夜闻雁转为淡月乡愁，委婉地铺写相思情意。“好在”句是说风雪稍止，云雾未散，朦胧中透视半痕淡月。“好在”指月色依旧。

　　“无处不消魂”，描绘客居夜思，月色依稀当年，望月生情，不禁黯然魂消。“故国”两句，诉说由于故国之梅以及穿着绿罗裙之人，使他眷恋难忘，因此频频入梦。“故国”，即“故园”，周邦彦《兰陵王》中就有“登临望故国”之句。“愁损”两字，怜想梦中伊人亦为相思所若，语意曲折。

　　“为问”两句上承“故国”句，是以设问将梅拟人化，将枝上蓓蕾比拟为泪珠。试问那暗香浮动的花枝，是否也是为了相思而泪痕点点？末两句又上承“愁损”句，设想对方，由己及人。自己在客中归梦梅花，愁绪满怀，想伊人在故园赏梅忆人，泪滴枝头，正如牛峤《菩萨蛮》中所云：“愁匀红粉泪。眉剪春山翠。何处是辽阳，锦屏春画长。”薄暮时分，她斜倚屏风想起远方旅人，他遥忆故园，应亦是余恨绵绵，难以消除。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