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在逃亡中投宿时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
我自仰天大笑，慷慨赴死，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注释
望门投止：望门投宿。
张俭：东汉末年高平人，因弹劾宦官侯览，被反诬“结党”，被迫逃亡，在逃亡中凡接纳其投宿的人家，均不畏牵连，乐于接待。事见《后汉书·张俭传》。
忍死：装死。
须臾：不长的时间。
杜根：东汉末年定陵人。事见《后汉书·杜根传》。
横刀：屠刀，意谓就义。
两昆仑：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指康有为和浏阳侠客大刀王五；其二为“去”指康有为（按：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潜逃出京，后逃往日本），“留”指自己。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旧说以为此诗乃东周初年姬姓贵族所作，旨在讥刺平王弃宗族而不顾。《毛诗序》：“《葛藟》，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毛氏说诗多牵强附会，常把表现人之常情的诗作拉扯到政教、美刺上去。宋人说诗较为通达，朱熹《诗集传》云：“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得其旨矣。
诗凡三章，章六句。首章“緜緜”二句写眼前景物。诗人流落到黄河边上，见到河边葛藤茂盛，绵绵不断，不禁触景伤情，联系到自己远离兄弟、飘泊异乡的身世，感到人不如物。他流落他乡，六亲无靠，生活无着，不得不乞求于人，甚至覥颜“谓他人父”。处境之艰难，地位之卑下，可见一斑。但是即便如此，也未博得人家的一丝怜悯。“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直书其事，包含许多屈辱，许多痛楚，正如朱熹所叹：“则其穷也甚矣！”（同上）第二、第三章诗意略同首章，仅二、四、五、六句句尾更换一字，丰富了诗的内涵，反覆咏叹中稍有变化。此诗两句表达一层意思，六句有三层意思，两层转折。由绵绵不绝的葛藟对照兄弟的离散，是一折，由“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谓他人昆”而竟不获怜悯，又是一折。每一转折，均含无限酸楚。诗人直抒情事，语句简质，却很感人，表现了飘零的凄苦和世情的冷漠。牛运震《诗志》评曰：“乞儿声，孤儿泪，不可多读。”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沉痛语，不忍卒读。”都对诗中表现出的流离之苦深为致慨，相信这也是每一位读此诗者的共同感受。
第二句先用感叹词“嗟呼”加强语气，然后直接了当地驳斥“孟尝君能得士”的说法，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怎么能说他能得士呢？斩钉截铁，一下子就把“士”和“鸡鸣狗盗”之辈区别看来，开语警策，反驳有力，将“世皆称”云云一笔扫倒，此可谓“驳”。
第三句转折腾挪，加深反驳之意，用反证法提出自己对“士”的标准的看法：“士”必须是可赖以谋国制敌的能人，凭仗齐国强大的国力，得到一个“士”，就可以使齐国成为霸主，制服秦国。正因孟尝君手下无一真正的“士”，才导致要靠鸡鸣狗盗之徒来帮助孟尝君逃脱秦国，从而证明孟尝君的“士”不足以称为“士”，用事实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新意独出，直追根本，为一篇文章的旨意所在，此可谓“转”。
第四句承接上文，深入一层，运用逻辑推理解析孟尝君不能得士的原因，又驳首句所讲的“士以故归之”，下断语作结，补足对孟尝君能得士的批驳。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理由：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真正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这一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不容置辩，此可谓“断”。
全篇紧紧围绕“孟尝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驳，一转，一断，把孟尝君能得士传统看法一笔扫到，虽转折三次但严谨自然，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
这是诗人途经洞庭遇风路阻时所写的一首诗，诗歌描写了洞庭的风光，并于诗歌中寄寓了自己的伤春情怀。
“空江浩荡景萧然，尽日菰蒲泊钓船”，诗人因风大阻于洞庭湖边，举目远眺，但见与洞庭湖相连的江面上空荡荡的，天气阴沉，景物萧索，使人顿生抑郁之情，风大浪高，无法渡过洞庭，只得枯坐在钓船之内，尽日相伴的只有岸边的菰蒲。“尽日”二字，表明了诗人因风路阻而无法行路的无可奈何心情。首联通过空江的萧然景致与整日地面对菰蒲，一种寂寞抑郁的情感油然而生，为下面的进一步描写作了铺垫。
“青草浪高三月渡，绿杨花扑一溪烟”，是写诗人坐在钓船内所目睹的舱外情景。诗人举目向青草湖方向望去，暮春三月的风特别大，湖面被吹得波涌浪翻，岸上的杨花也被吹得四处飞扬，迷蒙一片，把流入洞庭的河汊上空都给遮掩住了。这两句是描写洞庭湖边周围的萧然景致，是承接首联中所描绘的氛围而来的。一个“扑”字写出了柳絮逐风而舞的状态，极具动感。《唐诗别裁》注云：“夜泊洞庭湖港汉，故有‘绿杨花扑一溪烟’之句。否则风景全不合矣，玩末句自明。”一边是白浪层层，一边是白絮纷纷，水上陆上尽是白色，这种冷色调更添了几许凄凉。首句直接写风，连日的风使水面空空荡荡，足见风之大，而这两句则从侧面来写风之大，正是因为有风，才有“浪高”，才有“花扑”，前后两联从不同角度入手，将洞庭暮春风起时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情多莫举伤春目，愁极兼无买酒钱”，在首颔两联的写景后，颈联的这两句承上开始抒情。路阻于洞庭之滨，又遇上了不作美的天公，诗人感叹道，如果是个有着坎坷经历又极易感伤的人，遇到这种情形，切不可举目远眺，显然这是诗人自身的经验之谈，因为诗人已经远眺了并已生了伤春之心，而且更令其尴尬的是，愁闷已极的诗人此刻身上却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沽酒来解愁。沈德潜在《说诗语》中对律诗的五六两句是这样要求的：“五六必耸然挺拔，别开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须振起也。”这两句由景转情，确有别开一境、耸然挺拔的感觉。
“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诗歌的最后一联以景作结。诗人从自己的感伤情绪中摆脱出来，举目远眺，只见此刻已经夕阳西下，虽说景色萧然，但仍有几家渔人的房子，零零落落地散布在远处，只是看上去不成村落而已。这里的零星房屋，远方的西下夕阳，同样也给人以萧然的感觉，当然，也是因风受阻于郊外的孤身旅人抑郁心理的折射。
该诗以景传情，以情染景，情景交融。这首诗中景物本身就含有不尽的情意，而诗人的悲愁又给景物罩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因此，饶有余味，绵绵不尽。在结构章法上，所见与所感交互递现，诗脉清晰，不失为一首有特色的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