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上片借道别叙说人间的聚散离合，表明惜别之情。开篇道明送别之意，已经说好就将归去，以为迎来送往，是一件令人感伤的事。人的一生竟然就那么短促，几番离合，便到了迟暮之年。一生中最让人津津乐道是，西窗下翦烛夜话，在一起追忆巴山夜雨时的情景。而这种相聚，却只是暂时的。滚滚长江，萧萧落木。转眼间，大雁哀鸣，遥天飞去，又是一个送别的季节。黄叶下，秋天已是这么深沉、这么厚重。

　　下片就对方的遭遇，表达观感，写慰藉之意。对秋景的描写，并用“白雁哀鸣去”隐射行人，更加深加浓了惜别恋友的深情。过片一句转入对西溟身世的怅惋和同情。故下片一面抒写痛惜西溟之“落魄”、“未遇”，一而又诚挚地劝慰他家中“有解忆”之儿女，可享天伦，这总比淹留冷烟寒月的寺庙要好，而且“信古来、才命真相负”，更以达观的人生态度相慰。结句则是再表惜别之意。此中借典形容，层层转进，真纯深挚的情意确是感人。

　　大体上看，上片、下片，泛写与专指，在材料分配上，显得很分明，但其组合也相当严谨。这就是一个“归”字的贯穿。这一个“归”字，在换头位置，承上启下。既是上片所说离合的一个因素，又是下片所说愁绪的中介。由于“归”，故有聚散；由于“归”，故有烦恼。其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也就集中体现在与相言别的人物身上。所谓以文为词，当中意脉仍十分清晰。

　　白帝城危耸于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白帝山之上，背负峭壁，前临大江，占据高峻山势，为三峡入口处著名胜景。杜甫晚年寄居夔州，咏白帝城作品颇多，此为其中之一。

　　“城尖经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起句突出“白帝城最高楼”之高：城高路险，城头遍插旗帜，而旗帜亦愁城楼高险，则人愁不言而喻。白帝城楼高耸于此缥缈之际，凌空若飞，诗人驻立楼前，极目四望，胸襟益开。其立足之高，视野之阔，使得全诗在未展开之前已笼罩于一种雄奇壮丽的气势之中。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这一联是写楼头所见：忽而江峡若裂，云气昏晦，纵横怪石似龙盘虎踞，横卧波心；忽而江清水澈，日照当空，滩石于粼粼光影隐耀之中，又如鼋鼍怡然嬉游，阴晴气象殊异，而动人之处各不相让，两句并举，将楼头观景的倏忽万变写得活龙活现。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扶桑，为古神话中东方日出处一种神木，长约数千丈；弱水，为古神话中西方昆仑山下一条水流。此处是诗人登高临深，不禁心驰神往，设想出虚幻之境：如见扶桑西边的枝条正与山峡相对，弱水东边的影子似与长江相随。此前的诗人用此二典，一般是“东观扶桑曜，西卧弱水流”（曹植）的写法，而杜诗反向用之，是紧扣诗题，极力渲染城楼之高，可望扶桑西向；极言江流之远，可接弱水东来。以虚境写实景，于虚实之间传达神韵。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诗人的目光又从愈见虚渺的远景上落回楼头，孑孑老者，倚杖望空，情境与首联“独立”句相似，面对苍茫浩荡之江水，立此险峻峭拔之峰，心与物化，问“叹世者谁子？”似已达到忘我境界。但毕竟执着难遣，惟有泪洒天半。诗人一生漂泊，年逾半百仍不得归所，写此诗时离安史之乱平息不过三四年，朝野间百废待兴，国恨、乡愁，平生叹喟，郁积于胸，只有回首归去，让这地老天荒的萧瑟苍凉之感逐渐淡化消释于心罢了。

　　这是一首句法用律体而音节用古体的拗体七律，其情绪勃郁，声调拗怒，互相配合，突破了七律中传统的和谐，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加上格局严谨，首联叙写楼高，二联摹写近景，三联拟想远境，末联感慨身世，起、承、转、合，诗法井然。正如清人王嗣奭《杜臆》评“此诗真作惊人语，是缘忧世之心，发之以自消其垒块，叹世二字，为一章之纲，泣血迸空，起于叹世。以迸空写楼高，落想尤奇。”

　　思想内容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集中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逍遥游”是庄子的人生理想，是庄子人生论的核心内容。“逍遥游”是指“无所待而游无穷”，对世俗之物无所依赖，与自然化而为一，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游于世间。“逍遥”，在庄子这里是指人超越了世俗观念及其价值的限制而达到的最大的精神自由。“游”，并不是指形体之游，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之游，形体上的束缚被消解后，自然就可以悠游于世。逍遥游就是超脱万物、无所依赖、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在庄子看来，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心斋”“坐忘”，这两者体现了一种精神自由和天人合一的精神逍遥游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圣人无名”，是全篇的主体，从对比许多不能“逍遥”的例子说明，要得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无己”“无功”“无名”。

　　以奇特的想象，展现了大鲲化为大鹏，大鹏由北冥徙于南冥的壮观图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极形容其声势之磅礴、飞之高、去之远。接着就从“上者九万里”一句荡开两笔：一写自天上九万里看地面，只见“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自地下看天空，苍茫一片，“其远而无所至极”。抽象的九万里，成为可感的景象。二是以连类譬喻的手法，解说大鹏高飞九万里的缘故。水浅不能承大舟，风九万里之厚才能负大翼，其理显而易明。这些都似说得很随意，但前可证之天文，后可证之物理，蕴含了光辉的科学思想。说理完全寓于形象之中。

　　蜩与学鸠之笑大鹏，是大鹏展翅的一种反衬。两相对比之后，以“小知不及大知”结上，以“小年不及大年”启下。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众人年寿的排比，植物与动物，自然界与社会界皆囊括其中。汤之问棘与上述内容有所重复，但并非多余。“是已”一词表示这有引证的作用，而且把小雀笑大鹏之事加以铺张扬厉，突出“小大之辩”的结论，为下文铺垫。

　　“故夫”是承上之词，表明所说之事承斥笑大鹏而来。“知效一官”者流，实为社会上德才兼备之佼佼者，可算人中之杰。“其自视也”非凡。但作者以为，“亦若此矣”，只不过如斥之自以为“飞之至也”一样可笑。他们累心于一官、一乡、一君、一国，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非自适其适者也”(《庄子·大宗师》)。宋荣子就比他们强，全社会的人夸奖他也不会因而更加努力，全社会的人非议他也不会为之沮丧。物我、是非、荣辱都有冷静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间毁誉的牵制。还有列子，能乘着风飞行，飘飘然超乎凡人。比之于“知效一官”者流，他们有更高的境界，犹大鹏之比于斥，均属小大之辩也。

　　上已明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不及”意味着绝非如郭象所云“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那种无差别境界，而是有大小高下之分的。

　　列子之有待，待于风，待于“旬有五日”，有环境、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依赖。大鹏之乘风九万里亦相类似。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乎自然的变化，不受一切条件的局限，时间无穷、空间无穷。“游无穷者”与大鹏、列子非小大之辩，而是有待无待之别。小大之辩只是量之差，在“有待”一点说，斥与大鹏、知效一官者流与宋荣子、列子并无二致；“有待”与“恶乎待”是质之异，有待是有限之游，非无穷之游；无穷之游才是逍遥之游，才是绝对的自由。

　　能够得到这种无穷之游的是至人、神人、圣人。常人悲乎！“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齐物论》)，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视功名为乌有，心中没有个“我”在，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何游而不逍遥！后篇几个寓言皆以阐发无功、无名、无己为义。

　　第二部分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至“窅然丧其天下焉”，紧承上一部分进一步阐述，说明“无己”是摆脱各种束缚和依凭的唯一途径，只要真正做到忘掉自己、忘掉一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界最高的人。

　　第三部分从“惠子谓庄子曰”至结尾，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有用和无用，说明不能为物所滞，要把无用有用，进一步表达了反对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

　　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有所待”达到“无所待”的精神境界。《逍遥游》中庄子运用了许多寓言来表述逍遥游的内涵，揭露世俗“有待”的表现。首先，庄子指出，大舟靠着积水之深才能航行，大鹏只有“培风”才能翱翔，因此他们都是“有所待者”。再如，庄子认为宋荣子的思想仍然处于“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局限并没有完全超越世俗定“内外”和辩“荣辱”的纷争，只是在这种纷争中不动心，因而不是真正的“无待”。庄子批判了世俗的有所待，提出了追求无待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指出了从“有待”至‘无待”的具体途径。这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和结合体，是庄子主张的理想人格。在庄子看来，只有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才能摆脱一切外物之累从“有待”达“无待”体会真正的逍遥游。

　　在《逍遥游》中，庄子用与惠子关于如何看待“大瓠”与“大树”之用的两段对话阐述了关于“无用”和“大用”的观点。惠子对庄子说：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瓠，则瓠落无所容，非不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回以故事作为启发：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庄子对惠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告诉惠子怎样“巧用”这个“五石之瓠”，建议他可以把这种大葫芦作为腰舟系在身上，用来浮游于江湖之上，这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逍遥游”境界。由此可见，庄子很注重事物的内在使用价值，“无用”是事物的外在价值，而“用”是事物的内在价值，无用很可能有大用。从逍遥游角度来说，人应该注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自我价值，巧用“无用之用”来实现自我价值。

　　文章指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游处于天地间，其精神与宇宙一体化，自我无穷地开放，向内打通自己，向外与他人他物相感通、相融合。达到这种境界，物我的界限便可消除，时空的限制无复感觉。“游于无穷，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是个自由超越者，他从形相世界的拘限中超脱出来，获得大解放，达到“无待”的境界——心灵无穷地开放，与外物相冥合。如此，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遇而安，自由自在。庄子对至人的描述，体现出逍遥游理想人格的一些特点。

　　其一，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真实性。在庄子的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囿、哀乐之情都是人们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庄子理想人格所趋向的精神境界就是对这种人生困境的超脱，即摆脱各种精神纷扰，建立一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这是真实和理智的。庄子通过对死生观念的超越，使死产生的恐惧、生带来的欢欣都不存在了。他主张喜怒哀乐应顺于自然，“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同时还实现了对世俗事务的超脱，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芒然徨乎尘垢之夕卜，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总之，庄子理想人格认为通过精神修养可以实现对死亡恐惧的克服、世事纷扰的超脱、哀乐之情消融，从而形成安宁的心理环境，这在人的精神过程中是真实、可行的。

　　其二，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理想性。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本质内容是对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因而具有理想的性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就是庄子追求的绝对自由——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主观与客观无任何对立或矛盾的个人自由自在的存在，一种一切感性存在皆被升华为“道通为一”因而无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显然，这种自由的理想——无人生之累——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真实地和完全地存在，而只能以想象的形态在观念世界里表现出来；这种“逍遥”心境的形成——一切感性、情感的理性、理智升华也不是一般的思维认识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对万物根源“道”的直观体悟。庄子所认识和追求的自由——“逍遥”，是一种情态自由，庄子主要是从个人的无负累的心境状态、或逍遥自在的心情感受的角度来认识和描述自由的。这种感受只能以某种感性的、直观的形式显现；这种心境也只能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个人孤独生活的精神理想。“自由”离远古时代的人们还太远，然而庄子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自由思想，毕竟表明他发现了作为必然性的具体形态的人生困境，提出了一种超脱方法，描述了一种自由的心境或隋态，引领人们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

　　其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幻想性。在庄子的理想人格身上，还表现出一种异于世人的神奇性能，这使得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具有某种神话式的幻想性。《庄子》中理想人格的名号非常多，有“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德人”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名号虽不同，但其精神境界所表述的内容是相同的，而且理想人格在饮食起居、行为功能等方面都表现出神异性。例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理想人格的这些奇异的性能表现了超脱世俗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一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生活资料的匮乏，无法抵御的以水、火为代表的凶猛的自然灾害的侵袭，山川河海的阻隔，最后降临的更是人人皆无法逃脱的死亡，凡此种种，都是古代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战胜，而只能通过幻想在神话中战胜的对象。庄子理想人格所具有的神异性能，正是这种感情愿望的反映。二与庄子思想的文化背景有关。庄子是楚国贵族后裔，于楚文化有很深的背景。庄子思想洋溢充盈的文学特质是浪漫多姿的楚文化的映照，理想人格的神异性能则是楚地巫风祠祀盛行、神话鬼说丰富的烙印。三与庄子的人生哲学本身有关。庄子人生哲学所追求的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精神自由，是一种情态自由，一种理想性质的心境，它本身因为缺乏具体的、用来作界定的理论概念，而难以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和更深入的揭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超凡脱俗的神话形象来表达“道”的思想观念，描绘“逍遥”的精神境界。

　　艺术特色

　　《逍遥游》在构思上采用了文学上的形象思维的写作手法，运用大量的浅近的寓言、神话、对话，文姿多彩。想象像匹骏马驰骋于宇宙，摄取与表达中心思想有关的妙趣横生的题材，生动、形象地宣传了作者的鄙视高官厚禄、死抱皇恩厚爵，否定现实，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的思想。对统治者以功爵笼络贤能的伪善给予深刻的揭露，对后世散文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揽宇宙于一纸，包万物于一文的充满生机、遐想的《逍遥游》中，作者富有艺术魅力的文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读者，使作品成为中国古代寓言体论说文中一篇著名的佳作。

　　全文构思精巧，善于使想象与现实结合，善于使对话与阐理结合，善于使讽刺与剖析结合，吸引边读边思，边思边读，读之有味味无穷成了庄子著作构思的特点。文章围绕着逍遥安排了设喻、阐理、表述三个部分。在设喻中，以鹏与鷃都无知借风力飞翔这一事实，各自显示傲慢得意的形态；顺势转入第二部分阐理上，从政的高官贵人平庸地显示自己的才能，像鷃雀的渺小可怜，最后提出靠豁达、无所求才能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自由虚无的境界。

　　设喻中先写了鹏的形体，从背与翼的强而有力，才能“击水三千里”直上九万里，才能有视苍天如海，观地下如烟的高傲之情。蝉、鸠只能在原地起跳，不能有鹏的高傲胸怀，鹏的背与翼再大没有风力的帮助，也是飞不上高空。小虫鸟不自量力正如有人非要和长寿的彭祖媲美一样的可怜。作者将鹏与鷃两个形体悬殊的飞鸟进行对比，点明都靠风力才能飞翔于空中，但由此而认为自己本领大，超群不凡就是无知可悲了。

　　文章顺势转入阐理，从有己与无己对照入手，有己的人们往往凭着自己的职位高才，可以达到“四个一”的地步，对国君能尽职，也只能靠权势发挥平庸的才能。当进入豁达无所求、无己、无功、无名境界时，才能摆脱世俗的缠绕，这也是无我的最高标准。第三部份为表述，通过尧让贤转作者与惠子两段对话，用大瓠和大树来阐明作者反对用大渲耀自己位尊的思想，强调要解除外来的优惠条件，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就是作者写作的目的。

　　构思的精巧多彩，在于作者善于运用富有形象性的寓言，使自然界的虫鱼鸟兽与社会上的高官、贤能、明君相映衬；善于运用动物、人物之间的对话，使各个层次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连接，引人联想，进入深思中心思想的地步。可以说是以喻引理，以比阐理，让大鹏与小鷃、九万里与仞尺、庸官与贤君在对比中展开阐理，让读者得到的印象是鲜明的。

　　这是一首贬途写景而流露出哀愁的诗，诗歌一方面感叹梧州特有的南国风情，一方面表明自己被贬后无奈伤感的心情。 首联概括描述南国气候特征；中间二联作具体描写，此二联能抓住南国景物的特征，用笔细腻，写景幽美清丽，采用流水对，对仗工稳，幽美景物的描写中也隐隐流露出一丝哀愁。尾联抒情，言景物美好，下面一转，借贾谊遭贬，喻己之不幸。

　　首联“南国无霜薇，连年见物华”，概括地叙述了梧州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的特征。梧州四季温暖，万物勃发葱茏。两句诗的意境广阔，景象兴盛，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颔联承“物华”，着意点染景色：“青林暗换叶， 红蕊续开花”。青叶在不知不觉中更换，红花在继续不断的开放，这对土生土长在北国的诗人来说是非常新奇和富有吸引力。“暗换”“续开”真实地表现出梧州景物变化的进程。它不同于北国的春花似锦，夏木荫荫，秋叶飘零，冬雪冰封。颈联“春去闻山鸟，秋来见海槎”，是从人的听觉和视觉来写景色。梧州依山傍水，山鸟啾啾，江帆悠悠，多么美好安适。自然和人生的交响乐拨动着诗人心灵的琴弦。他一个流放的远役的罪人，眼前这自由自在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不禁使他神伤。他也许远望海槎，似乎想起了孔夫子所说的道不行吾将浮桴而去的话，他虽谈不上实行什么政治理想，但何尝不思浮桴而去，可他身不由己，仍须“朝夕苦遄征，孤魂长自惊”地向着流放地行进。所以他不禁发出了“流芳虽可悦，会自泣长沙”的无可奈何的叹息。面对着令人喜悦的美景，触目伤情，益增悲耳。他以贾谊自比虽未免不自量，但悲苦的心境却是可以理解的。结尾如水到渠成，十分自然。

　　他在梧州的时间很短暂，却能写出这样体察事物入微的好诗来，是和他已经具有第一次贬谪岭南的生活经验分不开的。他在泷州（今广东罗定县）任参军一年有余。罗定就在梧州的东南面，那里的自然风光当与梧州近似。他这首南国风情十足的诗篇，语言明白如话，用典自然入化。动词与虚字用得非常精当，加之偶句为流水对，读起来觉得流畅优美。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帝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个传说，使得潇湘洞庭一带似乎几千年来一在被悲剧气氛笼罩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在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一提到这些诗句，人们心理上都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那流不尽的清清的潇湘之水，那浩淼的洞庭，那似乎经常出没在潇湘云水间的两位帝子，那被她们眼泪所染成的斑竹，都会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所以，诗人在点出潇湘、二妃之后发问：“谁人不言此离苦？”就立即能获得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接着，承接上文渲染潇湘一带的景物：太阳惨淡无光，云天晦暗，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在呼唤着风雨。但接以“我纵言之将何补”一句，却又让人感到不是单纯写景了。阴云蔽日，那“日惨惨兮云冥冥”，就像是说皇帝昏聩、政局阴暗。“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正像大风暴到来之前的群魔乱舞。而对于这一切，一个连一官半职都没有的诗人，即使说了，也无补于世，没有谁能听得进去。既然“日惨惨”、“云冥冥”，那么朝廷就不能区分忠奸。所以诗人接着写道：我觉得皇天恐怕不能照察我的忠心，相反，雷声殷殷，又响又密，好像正在对我发怒呢。这雷声是指朝廷上某些有权势的人的威吓，但与上面“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相呼应，又像是仍然在写潇湘洞庭一带风雨到来前的景象，使人不觉其确指现实。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段议论性很强，很像在追述造成别离的原因：奸邪当道，国运堪忧。君主用臣如果失当，大权旁落，就会像龙化为可怜的鱼类，而把权力窃取到手的野心家，则会像鼠一样变成吃人的猛虎。当此之际，就是尧亦得禅舜，舜亦得禅禹。诗人说：不要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亵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上古三代，证之典籍，确有尧被秘密囚禁，舜野死蛮荒之说啊。《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载：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由于忧念国事，诗人观察历史自然别具一副眼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大概都与失权有关吧？“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舜的眼珠有两个瞳孔，人称重华。传说他死在湘南的九嶷山，但九座山峰联绵相似，究竟何处是重华的葬身之地呢？称舜墓为“孤坟”，并且叹息死后连坟地都不能为后人确切知道，更显凄凉。不是死得暧昧，不至于如此。娥皇、女英二位帝子，在绿云般的丛竹间哭泣，哭声随风波远逝，去而无应。“见苍梧之深山”，着一“深”字，令人可以想象群山迷茫，即使二妃远望也不知其所，这就把悲剧更加深了一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斑竹上的泪痕，乃二妃所洒，苍梧山应该是不会有崩倒之日，湘水也不会有涸绝之时，二妃的眼泪自然没有止期。这个悲剧实在是太深了。

　　诗所写的是二妃的别离，但“我纵言之将何补”一类话，分明显出诗人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所谓“君失臣”、“权归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中突出的标志，并且是李白当时心中最为忧念的一端。元代萧士赟认为玄宗晚年贪图享乐，荒废朝政，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边防交给安禄山、哥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李白之所以要危言尧舜之事，意思大概是要强调人君如果失权，即使是圣哲也难保社稷妻子。后来在马嵬事变中，玄宗和杨贵妃演出一场远别离的惨剧，可以说是正好被李白言中了。

　　诗写得迷离惝恍，但又不乏要把迷阵挑开一点缝隙的笔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这些话很像他在《梁甫吟》中所说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轰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过，《梁甫吟》是在说，而《远别离》中的这几句隐隐呈现在重重迷雾之中，一方面起着点醒读者的作用，一方面又是在述及造成远别离的原因时，自然地带出的。诗仍以叙述二妃别离之苦开始，以二妃恸哭远望终结，让悲剧故事笼括全篇，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

　　诗人是明明有许多话急于要讲的。但他知道即使是把喉咙喊破了，也决不会使唐玄宗醒悟，真是“言之何补”。况且诗人自己也心绪如麻，不想说，但又不忍不说。因此，写诗的时候不免若断若续，似吞似吐。范梈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据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转引）这是很精到的见解。诗人把他的情绪，采用楚歌和骚体的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消魂般的凄迷和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构成深邃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这首送别诗之特色有二，一为构思新颖，二为叙事与写景融洽无间。

　　一般送别诗，都是就送别场面着意渲染尽情描绘，如名作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李白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和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等莫不如此。而此诗除末句略点送别之意外，送别场面并无一句具体描写，但依依惜别之情却十分浓郁，并不亚于上举各个名篇。究其原因，是诗人善用腾挪手法，将描写重点挪到了送别之前，将其写足，而写到送别时，一点辄止，把送别的具体情景全部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

　　阔别已久的老友通宵促膝夜语，古代诗文中也多有描写，或连榻夜话，或秉烛夜谈，或同床偶语，不管是那一种情况，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在家中，在室内。而此诗的通宵夜语，却在舟中。于是诗人就抓住舟中夜晚这一典型环境中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作细致的描写，以渲染气氛，抒发感情，从而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

　　首句叙诗人与阔别重逢的老友在月光朗照中深谈至后半夜，等到想睡时已经显得太迟了。次句描写“满身凉露”的情景，既补充了两人交谈之深、时间之长，以点示时间已到了深夜，又暗示是在舟中交谈的，并且两人谈兴极浓，一点也不觉得时间之漫长和夜露浸身之寒凉。三句继续写景：鸡声连续不断，寺庙晨钟声骤起，原来天已亮。此句与第二句同为传神之笔，不仅暗示了两人实际上彻夜未眠，还强烈地渲染了两人又将分手、各奔前程黯然神伤的气氛，顺利地引出了第四句。读到这里，不觉使人联想到杜甫的名句“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游龙门奉先寺》），感悟到某种人生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