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鲁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茜纱窗下，鲁女同海榴同时出现。一个是富有生命，富有情感美丽迷人的少女，一个是花朵乍开，明艳照人的植物，这一“花面交相映”的情景，构成这幅东窗海石榴图轴的最美的部分。“稀”，既指海榴，也指鲁女，在作者的心目中，他们二者都是世上稀有之物。
“珊瑚映绿水，未足比光辉”。海石榴之所以是世间所稀之物，是因为它有倒映着绿水的像珊瑚一样明艳的花朵，它有任何东西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光辉，它有随风散发的醉人的清香。同样，这两句也包含着赞美鲁女的内容。红花绿水，相互映衬，构成这幅画的基本色调，也充分体现了这幅画的色彩美。
“清香随风发，落日好鸟归”。前两句赞美石榴花的色泽，这两句突出石榴花的清香。花红香清，进一步说明了海榴的世所稀。“愿为东南枝，低举拂罗衣”。出于对海石榴的喜爱，特别是出于对鲁女的爱恋。作者不惜让自己变成东南向的石榴枝，去拂动鲁女的罗衣。可见，这爱是十分强烈的，这痴情是十分浓郁的！
可惜的是“无由共攀折，引领望金扉。”当作者要化作东南枝的梦破灭后，他多想走过去同鲁女一起共同攀折石榴花枝，可是“男女授受不亲”的信条阻止了他，双方既不相识，又不曾有片言只语的交谈这一事实，又熄灭了他心头的那一把痴情的火，二人仅仅是陌路相逢，作者内心的衷曲难以表露。
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作者只能伸长脖子痴痴地望着那近在咫尺却又似乎远在千里的金扉而惆帐，而愁思。诗的最后两句是作者内心的独白，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表达出作者的情感是强烈的、真挚的，同时又是微妙、细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