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铸这一首词就抒写了词人报国无门、功业难成的失意情怀。
“缚虎手，悬河口”均借代人才。手能暴虎者为勇士，可引申为有军事才能的人；口如悬河者为谋士，可引申为有政治才干的人。倘若逢辰，这样的文武奇才当高车驷马，上黄金台，封万户侯。可眼前却穷愁潦倒，车不大，像鸡窝，马不壮，像饿狗。“车如鸡栖马如狗”极形车敝马瘦，与“缚虎手，悬河口”的夸张描写适成强烈对照，不平之气溢于言表。以下正面申抱负，写感慨：“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白纶巾亦犹白衣之类，为未出仕之人所著。黄尘指京城的尘土，黄庭坚《呈外舅孙莘老》诗：“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任渊注引《三辅黄图》：“长安城中，八街九陌。”这六字两句参用陆机《代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意，谓白衣进京。结合下句“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谓此行不知可否取得富贵。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诗题说“入京”，诗句说“游说万乘（皇帝）”、“辞家西入秦”，皆贺词“扑黄尘”注脚。词径取李诗末句，而易一字增二字作“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虽自负而带一种傍徨苦闷情态，与李白的仰天大笑、欣喜如狂不同，读来别有意味。以下“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则袭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原句。但原辞是通过汉魏易代之际铜人的迁移，写盛衰兴亡之悲感，言天若有感情天也会衰老，何况乎人。此处则紧接上文抒写不遇者奔走风尘，“天荒地老无人识”的悲愤。以上从志士之困厄写到志士之牢骚，继而便写狂放饮酒。做了侠义之事不受酬金，像“雷颠”一样；唯遇美酒则不问价。李白《行路难》云：“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干”，写出不趋名利，纵酒放歌，乘醉起舞，一种狂放情态。其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愤，但写得极有气派，使词情稍稍上扬。
简言之，此词上片由愁写到酒，而下片则由酒写到愁。过片极自然。不过上片所写的愁，主要是志士失路的忧愁；而下片则转出另一重愁情，即人生短促的忧愁：“酌大斗，更为寿，青鬓长青古无有。”词情为之再抑。以下说到及时行乐，自非新意，但写得极为别致。把歌舞与美人打成一片写来，写笑以“嫣然”，写舞以“翩然”，形容简妙；“当垆秦女十五”云云是从乐府《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正当垆”化出，而“语如弦”三字，把秦女的声音比作音乐一样动人，新鲜生动，而且不必写歌已得歌意。这里极写生之欢愉，是再扬，同时为以下反跌出死之可悲作势。汉武帝《秋风辞》云：“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曲虽成“遗音”，但至今使人记忆犹新，觉“事去千年犹恨促”。由于反跌的作用，此句比“青鬓长青古无有”句更使人心惊。于是作者遂生出“揽流光，系扶桑”的奇想。似欲挽住太阳，系之于扶桑之树，“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李贺《苦昼短》）。这种超现实的奇想，都恰好反映出作者无法摆脱的现实苦闷。“志士惜日短”，只有怀才不遇的人最易感到生命短促、光阴虚掷的痛苦。·所以下片写生命短暂的悲愁，与上片写志士失路的哀苦也就紧密联系在一起。“行路难”的题意也已写得淋漓尽致了。不料最末一句却来了个大转折：“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前面说想留驻日光，使人长生不死，这里却说愁人情愿短命；前面说“事去千年犹恨促”，这里却说一天的光阴也长得难过。一句几乎翻转全篇，却更深刻地反映出志士苦闷而且矛盾的心情，将“行路难”的“难”字写到入木三分。
全词艺术特点有三：“词别是一家”，在当时是很流行的看法，而这首词却写得像诗中的歌行体。“行路难”本就是乐府歌行的题目，此其一；《小梅花》的调式也很特殊，以三字句、七字句为主，间用九字句，“三三七”、“三三九”、“七七”的句式交替使用，句句入韵，平仄韵互换，都与歌行相近，此其二；大量化用前人歌行诗句，其中以采自李白、李贺者为多，此其三。贺铸曾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厨密《浩然斋雅读》引贺语），可见善于隐括前人诗意或化用前人诗句，是贺词的一个艺术特点，此词表现很突出。
全词表现作者于失意无聊纵酒放歌之际，既感乐往悲来、流光易逝，又觉愁里光阴无法排遣的矛盾苦闷心情，但却用刚健的笔调、高亢的声调写成，章法上极抑扬顿挫之能事，行文上跌宕生姿，属于贺词中的幽洁悲壮之作，在北宋词坛上也是很突出的作品。
全诗是围绕着缴租展开的。
诗的前四句，交代因遭灾而无力缴租。第一句说，秋雨淹田，颗粒无收；第二句写江洪泛滥，灾难深重重，难以恢复家园；第三句写不得不放弃家园，外出作佣，而佣耕又难以糊口。这样一层意思进逼一层意思，逼出了第四句；“的知无力输租米。”从上面陈述的诸般景况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无力缴租。对这一事实的坚定叙述，为下面描写纳租者的痛苦，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创造了前提。天灾与人祸古来是不单行的，而且天灾之年更能见出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诗歌的后十句就分两步具体描写了缴租者的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第一步，卖衣完租；第二步，衣服已尽，卖及人口。在写第二步时，诗人并没有粘着于今年，而是从跟前即将被卖的二女儿，联想到去年被卖的大女儿，又推知明年的三女儿。这种连年卖衣卖口的现实，就是对封建剥削的有力揭露。从去年、今年、明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诉说顺序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诗人更深刻的言外之意。试想一下，明年卖了三女儿，后来呢？是否还有第四个女儿?诗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顺势即可补足的想象空间，这里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悲惨结局。而这，也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这首诗内容上的特点就在于揭露的深刻。诗人写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生活的悲惨，还揭露了在征敛问题上“黄纸放尽白纸催”的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是普遍的。租税问题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农村题材诗歌的重要主题，但是，像范成大这样揭露得深刻的诗作不是很多，这是范成大这一类诗歌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为一篇揭露和讽谕的文字，诗人并没有像自居易新乐府“首章标目，卒章显志”那样直接点揭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老农自我诉说的方式展开内容。诗人极力不露声色，在一种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中表现沉痛的揭露。开头四句，用极平静而又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诉述一个确凿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就是对官府的有力指责。第二三两层次更是如此，卖衣卖口的事实就是最深刻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寄寓了反语的讥讽，诗人不渲染缴租的艰难，而是表现完租后的庆幸，把一个痛苦的经历以平静而略带庆幸的语气诉说出来，这是凄彻骨髓，痛入肺腑的表现。这种冷峻的嘲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揭露了官府催租的残暴。人们宁可忍饥挨冻，宁愿忍痛割爱，也不愿忍受催租的苦难，由此可以想知催租时的种种暴力和农民的诸般惨状。这种把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寓于客观叙述之中的方法使批判具有更沉重的力量，反映了诗人严峻的批判态度。
诗中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朴素，但也时见细致之处。如“病骨虽寒聊免缚”，不经意中交代了老农的疾病。大女、二女同是被卖，写来情况也见不同。虽然哪一个被卖都是惨痛的事，但大女儿年岁大一点，终能体察家境父情，在一诀别之泪后默默地走上了牺牲的路，而二女儿年岁稍小，又有婚约，在生活中多了一份留恋和牵连，只是在父母的驱遣下才接受了被卖的现实。一种况味，两种情样在这些地方，从平淡的叙述之中都可以见出用笔的细致和练达。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这首诗主要写诗人日夜思念着家乡和亲友。
“朝朝翠山下，夜夜苍江曲”两句以诗人的行动表现其思绪，白天和夜里，山下和水边，都割不断对家乡亲友的思念。
“复此遥相思，清尊湛芳绿”两句描写对亲友相聚共欢的盼望，想象着美妙的景色以及与亲友共醉的情景，这更衬托出此时此刻相思的孤独和寂寞。
这首词从上元节临安道上行人稀少，引发了他的亡国之恨，词情凄苦，表现了一个士大夫对故国的忠贞。
上片触景生情，写上元节凄凉景象。南宋都城临安，上元节多繁华热闹，《梦梁录》曾有这样的记载：“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王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尤未已。”这样的通宵欢乐，词人是记忆犹新的，就引起了与当今的对比。如今的上元节风雪交加，遮天盖地，故都内外，一片苍凉。词人起笔，就以故都烧灯节极度的繁华欢乐与现实中的风雪酷寒、无限凄凉进行强烈的对比，烘托出严酷冷寂的气氛。“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这里的“风和雪”，不单是自然景象的实写，更成了元蒙统治下那种严酷气氛的象征。正因如此，“风和雪”的再次复述，既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有了这着意的强调，作者一腔亡国之痛就顺势而出了。“江山如旧”的“如”字，已蕴含着“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的深哀大痛；“朝京人绝”的“绝”字，又秦寓着故都易主、人心绝望的深仇大恨。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苦凄怆的情调。
上片写景，景以引情，描写元宵之夜故部路上风雪交加行人断绝的凄凉景象；下片抒情，景以衬情，抒发物是人非、怀念故国的悲苦心情。
“百年”二句，承上生发，直抒胸臆，感慨系之。人生百年，本已十分短暂，偏又经受了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深哀大痛；尽管人们都不再去故都观灯欢度佳节了，自己却还要跟知己好友面对故国的明月“感旧”“秦情”。使词人锥心泣血的“兴亡别”，不仅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永遇乐》）的一去不返，更指南宋覆亡之后“无花只落空悲”（《汉宫春》）的眼前处境。江山剧变，明月如故，只能对月凭吊，秦怀故国了。一个“犹”字，既表达了永念故国的执着深情，也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悲凉心境。词意发展到此，可谓沉痛至极。词人面对着“当时月”，故国情景，纷拥而来，眼前处境，却无比悲凉。这里的“当时月”，当然也不仅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突出了他对故国的耿耿丹心和对元蒙统治的强烈厌恶。词人对月凭吊，秦情故国，“当时月”又在默默地照人如烛之泪，照人如梅之发。这两句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把“当时月”之善解人意和词人之悲凄坚贞交织起来了，意境苍凉，余味绵绵。
全词辞情哀苦，音调悲怆，表达了深沉的兴亡之感，体现了宋亡后遗民作家的惨痛心情，是《须溪词》中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