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卿的这首《蟾宫曲·怀古》抒发的是怀古咏史之意。作者在开篇第一句就写出了自己的疑问,他问道“问从来谁是英雄?”,紧接着他便在曲中写到一个农夫,一个渔翁。”查德卿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在此处点明了怀古的对象,同时也做出了评价。
“晦迹南阳,栖身东海,一个成功。”南阳,东海是两处地点,分别承接“农夫”与“渔翁”,诸葛亮在未出山之前,曾经在南阳过着隐居的生活,而姜太公也曾经在渭水之滨垂钓,同样过着悠闲恬淡的日子。
“八阵图名成卧龙,《六韬》书功在飞熊。”则是说明诸葛亮和吕尚的丰功伟绩,进一步表现他们两个作为英雄所做出的功绩。
“霸业成空,遗恨无穷。蜀道寒云,渭水秋风。”这句由追寻历史转为了对历史的感慨,说诸葛亮、吕尚所建的“霸业”终究是一场空,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逝了。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此词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具”,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还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竹杖芒鞋”就是苏东坡典型的平民形象,也是其平民人格的真实写照。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对于“一蓑烟雨”这样的意象,苏轼是非常喜爱的。他对唐代词人张志和的词《渔歌子》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句子极为赞赏,恨其曲调不传,并将其改为《浣溪沙》中句子(“自庇一身轻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入歌。
我们再看词的下阕,下阕转到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里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具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其实以上三句表达的还只是一种儒家的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这里苏轼进入到了佛教所说的“无差别境界”。在佛教看来,“万法惟心所现”,世界的一切物象皆是心所幻化而出的。如果心静,世界自然清静。其实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如果我们内心进入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世界万物哪有什么分别呢?因此佛教劝人“无执”,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苏轼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哲理,归去之后(可理解心灵的皈依),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再看生活中的风雨或阳光,哪有什么区别呢?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这也反映出了苏轼的人格境界,应该说苏轼的一生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境界。晚年他流放到海南岛后,又把这三句稍一改,写入了另一首诗《独具》:“潇然独具午窗明,欲具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见,苏轼是以此来磨砺自己的人格境界,并贯穿在他一生的生命历程之中。全词以这样充满哲理的句子收尾,韵味无穷,令人深思。
文杏馆是辋川园林中的重要建筑,馆在山之最高处。
诗的首二句写题面。“文杏裁为梁”,从司马相如《长门赋》“饰文杏以为梁”化来。文杏是极其名贵的杏树品种,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当初修建上林苑时,群臣和外地纷纷贡献名果异卉,其中杏树珍品两种,即文杏和蓬莱杏。以后文杏在关中一带逐渐普及。文杏馆的得名,大抵因馆前植有文杏;而诗中却说“文杏裁为梁”,这就如同《楚辞·九歌》中的“桂棹兮兰枻”,意在夸饰馆的高雅。“香茅结为宇”,意谓用香茅结屋檐。香茅是一种有香味的茅草,又名茅菁或琼茅,生长于湖南和江淮之间。文杏馆的茅草也大有讲究,有香味,自非普通的低矮茅舍可比。立馆而不求华丽,茅庐而以馆名,这就使“文杏馆既区别于权贵势要们的亭榭馆阁,也区别于老杜浣花溪畔的经不起八月秋风的茅屋,它是高人王右丞啸傲流连之所,体现了主人的性格特征。
三、四句写其地之高。“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栋里有云,这是山居习见景象。而云自栋间出而降雨,人犹不知,则所居在山之绝顶可知。登过华山、泰山这样高山的人都可能有身出云表的体验:头顶是红日,脚下是云海,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此时尘虑顿消,心境格外舒坦。当诗人置身文杏馆,注视着奄冉四泻的流云,并遥想它“去作人间雨”的情景,他的心境将不再“惆怅情何极”(《华子冈》),而很可能变得平静而闲适。称山下为“人间”,诗人俨然以世外人自命。这样刻画文杏馆处境之高,迥出常情之外,动人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