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这首词是陆游代谭德称而作,所写对象似是谭氏的心爱之人。词中塑造了一位娇羞怕人、爱心深藏而情感却炽烈如火的女性形象。
上片起首二句写谭氏心爱之人不乐逢迎。因为懒于送往迎来,所以她怕唱歌,愁跳舞,故意病春酒而迟迟不去梳洗打扮。这表明谭氏的恋人是一位文静自洁、不乐往来应酬的女性。“总是向人深处,当时枉道无情。”写谭氏恋人的爱心深藏。“向人”,就是爱人,此指爱谭德称。“向人深处”,写的是内心深处爱人,而表面不动声色。这表明恋人的性格内向,深藏不露,莫说她是一个缺乏情感的人。
下片起首三句“关心近日,啼红密诉,剪绿深盟”,写谭氏关心恋人近况。谭氏关心恋人近况,因而想象她双泪啼红,秘密写信,倾诉衷肠。“剪绿深盟”,“剪绿”即剪绿裁红,当时用以形容男女之间所说的情话;“啼红密诉,剪绿深盟”,形容恋人向谭氏说了很多柔情蜜意的话语,山盟海誓,以表达坚贞的爱情。至此恋人深藏的爱心终于有了一个充分表露的机会。煞尾二句“杏馆花阴恨浅,画堂银烛嫌明”,联想往昔恋人娇羞畏人的情形。在认识到心爱之人乃一位爱心深藏不露却又炽烈如火的女性之后,谭氏不由得回忆起以前俩人相处时的一幕幕情景。那时在杏花馆内,俩人在深深的花阴之中,无人可见,但是她却还恨那花阴浅不避人;两人同宿画堂,本来是普通的银烛,而她却羞于见光,嫌烛光太明。谭氏联想至此,对于恋人那娇羞畏人的性格,认识得就更加深刻明确了。
这实际上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词,词中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笔触婉曲深细,内涵丰赡而语极简炼,是陆游爱情词中的佳作之一。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圈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对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域染力。
这篇文章展示了作者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
此诗首联写隋炀帝东游前的准备。闻说扬州花盛,便想前去观赏,这是人之常情。起句气势和缓;语不惊人。但紧一句便顿起波澜,杨广为了去广陵看花,竟凿渠引流、大兴水土。为逞一己的私欲,竟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先劈昆仑一派流”,一语中的,揭示本质。颔联写杨广离宫时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这个场面如何壮观,气势如何盛大,皇帝如何自得,而是从随行的队伍着笔,运用的是反衬手法。禁兵二百,前护后拥,宫女三千,尾随其后。皇帝的赫赫声威,于此表现无遗。颈联写沿途的喧闹情景。鼓声震天,凝固流云,惊动星辰,旌旗招展,覆盖着水面,仿佛波浪起伏,旗开之处,可见水底日月沉浮。这情景,把前面奢靡景象又推进一层。前三联,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依次写来,极言隋朝昏君的豪奢无度。
尾联总束前文,避实就虚,删繁就简,写出隋朝的结局,点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这个结局,是历史的结局,又是隋炀帝荒淫无度的结局。陈后主骄奢荒淫而筑景阳城,终为隋朝所灭;隋君沉醉酒色而建迷楼,终为李唐所代。历史发展遵循着固有的轨迹。诗人以隋比陈,言唐军为有道之师。可是,当初隋灭陈之际,隋军也是有道之军,这种借古讽劝晚唐之意寓于不言之中。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在写景叙事上的“示观”描写。所谓“示观”,就是通过艺术想象把未曾见过的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作者许浑经过隋炀帝的行宫汴河亭时不由得感慨万千,浮想联翩,隋炀帝当年那种穷奢极欲的情景仿佛呈现在他的眼前。即前三联所描写的奢侈豪华的场面。这一切,诗人都只是“想见”而并未亲见,但却写得这般情景生动,使读者犹如亲见,这就是诗人进行的“示观”描写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
二是诗的意境的动态描绘。诗中“劈昆仑”、“下龙舟”、“星辰动”、“日月浮”等句中的“劈”、“下”、“动”、“浮”,以及“游”、“震”、“拂”、“开”等字,都是动词,因而就赋予全诗意境以活动的体态,形成了骏马走坂之势,给读者以形象飞动之感。特别引读者注意的是,诗人在进行这种动态描写时,能够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和夸张。像颈联“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两句,其中的“鼓震”、“旗开”是历史事实;但是鼓声能上入云霄,把行云挡住并使星辰摇动,旗帜能“拂浪”,在旌旗闪动时又能使人看到波浪中日月的浮影,这都是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是虚构和夸张。诗的首联、颔联本来已经写得很活脱,很有气魄,再加上这样一个颈联,就更显得造形生动,气象雄豪,把杨广东游的那种赫赫声势、巍巍壮观的豪华盛况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颈联这两句诗实是全篇的“警策”。
三是“卒章显其志”。诗的前三联基本上是冷静地客观地写景叙事,读者单看前三联几乎看不出作者的倾向所在。只是到了最后一联,才忽然笔锋一转,把对事件的评判,和诗人写诗的旨意,一下子袒露了出来。诗人“显志”的方式也很别致。他笔下的尾联不是前三联所创造的形象的自然延伸,也不是对隋炀帝东游景象的直接批判,而是另起炉灶,凌空一跃,一下子跃到“义师”、“迷楼”上去,对隋炀帝游荡荒淫所招致的亡国后果作了严肃的评论和无情的嘲讽。但又不是直言指斥,而是把隋炀帝为了淫乐而修的“迷楼”与南朝陈后主的“景阳楼”相比,把读者的视线和思绪又拉回到眼前的汴河亭,解景生情,发人深思,无限感慨都在意象之外,这样的结尾是很有韵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