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词系作者从京师返回洛阳后所作，故题为“西都作”。该词是北宋末年脍炙人口的一首小令，曾风行汴洛。词中，作者以“斜插梅花，傲视侯王”的山水郎自居，这是有深意的。据《宋史·文苑传》记载，他“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年间，钦宗召他至京师，欲授以学官，他固辞道：“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终究拂衣还山。这首《鹧鸪天》，可以说是他前期词的代表作，也是他前半生人生态度和襟怀抱负的集中反映。

　　上片主要写作者在洛阳时纵情于山水，豪放不羁的生活。首句以“山水郎”自居，写自己热爱山水乃出于天性。直抒自己的生活理想，他不喜尘世，流连山水。接下来“天教分付与疏狂”则声称自己懒散的生活方式和狂放的性格特征亦属天赋，因而无法改变。这两句充分表现出了词人的性格特征，坦荡直爽，豪气四溢。 “曾批给雨”二句以天意抒怀抱，透露出作者远避俗世，怡然自得的心理。这二句充满了浪漫的精神，富于神奇的幻想，不仅对首句进行了绝妙而风趣的解释，而且透露了他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和对世俗发自内心的鄙弃。

　　下片用巧妙的方法表现作者赛神仙的淡泊胸怀。“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写作者诗思的丰富，酒量的很大，隐逸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表现为对诗与酒的钟情。面对“侯王”几曾看过，凸显词人对功名富贵的鄙夷，面对王侯的傲骨铮铮。 “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这二句表现出作者不愿意返回京城官场，只想纵诗饮酒，与山水为伴，隐逸归老。玉楼金阙，本是人人羡慕向往的荣华富贵，但词人用一“慵”字，十分准确地表现了自己鄙薄名利的态度，相反对于“插梅花醉洛阳”的生活却十分欣赏留恋，体现名士的清高、名士的风流，“梅花”是高洁的象征，这里意在言词人的品性高洁。将高洁与疏狂的品性有机地统一起来，表现出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的狂放。

　　全词清隽婉丽，自然流畅，前后呼应，章法谨严，充分体现了作者蔑视权贵、傲视王侯、潇洒狂放的性格特征。

　　此词体现了词人鄙夷权贵、傲视王侯的风骨，读来令人感佩。无论从内容或艺术言之，这首词都堪称朱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一首“天资旷远”，婉丽流畅的小令。全词清隽谐婉，自然流畅，而且前后呼应，章法谨严。上片第一句“天教分付与疏狂。”下片的“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和“且插梅花醉洛阳”，表现了词人的潇洒、狂放和卓尔不群，照应了“疏狂”：“玉楼金阙慵归去”则照应了“懒慢”。

　　小令首句点明了相遇的地点。纳兰生于深庭豪门，辘轳金井本是极常见的事物，但从词句一开始，这一再寻常不过的井台在他心里就不一般了。“正是”二字，托出了分量。纳兰在其它作品中也常使用“辘轳金井”这一意象，如“淅沥暗风飘金井，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荐倾城”（《忆江南》），“绿荫帘外梧桐影，玉虎牵金井”（《虞美人》）。玉虎，辘轳也。 “满砌落花红冷”既渲染了辘轳金井之地的环境浪漫，又点明了相遇的时节。金井周围的石阶上层层落红铺砌，使人不忍践踏，而满地的落英又不可遏止地勾起了词人善感的心绪。常人以落红喻无情物，红色本是暖色调，“落红”便反其意而用，既是他自己寂寞阑珊的心情写照，也是词中所描写的恋爱的最终必然的结局的象征吧。最美最动人的事物旋即就如落花飘堕，不可挽留地消逝，余韵袅袅杳杳。

　　在这阑珊的暮春时节，两人突然相逢，“蓦地”是何等的惊奇，是何等的出人意表，故而这种情是突发的，不可预料的，也不可阻拦的。在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前提下，一见钟情所带来的冲击无法想象。可是，恋人的心是最不可捉摸的，“心事眼波难定”，惊鸿一瞥的美好情感转而制造了更多的内心纷扰，所以，“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这一直转而下的心理变化，正是刹那间的欣喜浸入了绵绵不尽的忧愁和疑惑中——对方的心思无法琢磨，未来的不可测又添上了一份恐慌，于是，深宵的青灯旁、孤枕畔，又多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人儿。

　　安意如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书中开篇就收录了这首词并对其有自己的体味。书中是这样说的，词中最广为人知的“相逢”要算秦少游的《鹊桥仙》的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了。至少，我一看到“相逢”这两个字，先想到的便是少游，然后才是容若。两阙不同风格的词，恰如这两个经历际遇完全不同的男人。

　　这阙短小的《如梦令》像极了容若的一生，前段是满砌落花红冷，眼波心难定的少年风流，后半段是从此簟纹灯影的忧郁惆怅。

　　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容若的词总是凄婉到叫人断肠，这凄美如落花的词章惹得后世无数多情的人爱慕不已，认为他“情深不寿”，“天妒英才”，实在是一个可怜可叹的罗密欧。

　　虽然他只活了三十一年，其间又为着几个女子缠绵悱恻地过了十一年，然而比起历代数不胜数怀才不遇、终生颠沛的人，容若实在不算是个悲剧型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应有的，他都有了。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一个仰慕他的小妾，一个至死不渝的情人，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他还有显赫的家世，高贵的血统。他所不齿的父亲为他安排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让他终生无须为生活烦忧；他自身的才华和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他文运亨通仕途平顺，年纪轻轻便被康熙取中做了近侍。比起名动天下却直到三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当官不久即屡遭贬谪、最终死在流放途中的少游，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容若的一生是个悲剧？

　　悲剧是上天给了你抱负，给了你理想，给了你实现理想的才华，却一生不给你施展完成的机会，生生折断你的理想。心怀天下饿死孤舟的杜甫是悲剧，李白不是，有名无运的秦观是悲剧，容若不是。更何况，即使是悲剧又岂能尽归罪于“天意”？人难道就可以两手一拍，声称自己全无责任？

　　容若，他只是不快乐，在锦绣丛中心境荒芜，这是他的心境所致。痛苦并不是社会或者家庭强加给他的。社会道德和家庭责任筑就的牢笼困摄住生存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意欲挣脱或是甘心承受，是属于个人的选择。

　　容若的相逢是在人间，在围着栏杆的金井边，落花满阶的暮春时节。少年恋人的眼波流转，是天真无邪的初见。少游的相逢在天上，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宽阔银河的临时鹊桥上，一对永生不死却永生不得共度的夫妻，见与不见都是万世凄凉。

　　可是为什么，相逢后，人间的结局是“从此簟纹灯影”；相逢后，天上的结局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快乐的原因是，少游于尘世颠沛许久遂懂得寄希望于美满，不再执著于得到；容若万事无缺，反而容易执著于遗憾，始终为没有得到而愁肠难解。

　　在邂逅爱情的最初都会心花无涯，可是一样相逢，后事往往截然不同。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此诗当作于公元767年（唐代宗大历二年），当时杜甫56岁，居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

　　黄鹤注：依旧次，编在大歴二年。盖寄诗在先而题屋在后也。顾宸注：公过学士茅屋，羡其立品之高，读书之勤，故题其茅屋如此。按诗言读书以取富贵，于学士尚不相似。黄氏谓朂其子侄者得之。

　　仇兆鳌《杜诗详注》：学士茅居旧有藏书，上四句叙事，五六句写屋前秋景，七八句勉其子侄。下截承上。杜诗近体有两段分截之格，有两层遥顶之格。此章若移晴云、秋水二句，上接首聨；移古人、年少二句，下接末聨，分明是两截体。今用遥顶，亦变化法耳。又中间四句，平仄仄平俱不合律，葢亦古诗体也。

　　黄生曰：旧疑此诗不似对学士语。今考《寄柏学士诗》及《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始知其说，一则云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学士，亦奔波，叹彼幽居，载典籍，萧然暴露依山阿。一则云叔父朱门贵，郎君玉树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是学士乃柏大之叔父。柏大之山居，即学士之茅屋，学士奔波之所载，即柏大山居之所精。二诗语意互见。此诗则合而言之，勉其子弟。而本其父兄以为劝言勤苦以取富贵尔。叔父业有前效，则年少积学之功，安可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