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进行了一场争论。司马错要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秦惠王说:“我愿听听你的意见。”
张仪回答说:“应先与魏、楚两国表示亲善,然后出兵三川,堵塞辕、缑氏两个隘口,挡住通向屯留的路,让魏国出兵切断南阳的通路,楚国派兵逼近南郑,而秦国的军队则攻击新城和宜阳,兵临二周的近郊,声讨周君的罪行,(随后)乘机侵占楚、魏两国的土地。周王室知道已经不能拯救自身,一定会交出九鼎和宝器。我们占有了九鼎,掌握地图和户籍,挟持周天子,用他的名义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敢于违抗的,这就能建立王业了。如今,蜀国是西边偏僻(落后)的国家,戎狄为首领。攻打蜀国,会使士兵疲惫,使百姓劳苦,却不能以此来建立名望;即使夺取了那里的土地,也算不得什么利益。我听说:‘争名的要在朝廷上争,争利的要在市场上争。’现在的三川地区和周王室,正是整个天下的大市场和朝廷,大王不去争夺,反而与那些野蛮的人争夺名利,这就离帝王之业远了。”
司马错说:“不对。我听到过这样的话:‘想使国家富庶,一定要扩大他的领地,想使军队强大的一定让他的百姓富足,想建立王业的一定要广布他的恩德。这三个条件具备了,那么,王业就会随之实现了。’现在大王的土地少,百姓贫困,所以我希望大王先从容易办的事做起。蜀国是西边偏僻的国家,以戎狄为首领,而且有像桀、纣一样的祸乱。用秦国的军队前往攻打,就如同用豺狼驱赶羊群一样。得到它的土地,能够扩大秦国的疆域;得到它的财富,能够使百姓富足,整治军队又不伤害百姓,蜀国已经归服了。因此,夺取了蜀国,但天下人不认为我们暴虐;取尽了蜀国的财富,诸侯国也不认为我们贪婪。这就是说,我们用兵一次,就能名利双收,还能得到除暴、平乱的好名声。如果现在去攻打韩国,胁迫周天子,胁迫周天子必然招致坏名声,而且不一定有利,又有不义的名声。去进攻天下人都不希望进攻的地方,这是很危险的!请允许我讲明这个缘故:周王室,现在还是天下的宗室;韩国,是周国的友好邻邦。如果周天子自己知道要失去九鼎,韩王自己知道要丧失三川,那么,两国一定会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对策,依靠齐国和赵国,并且向楚、魏两国求援,以解除危难。把九鼎送给楚国,把土地送给魏国,大王是不能阻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不如攻打蜀国那样万无一失。”
秦惠王说:“很对。我采纳你的意见。”结果,出兵进攻蜀国。十月夺取了那里的土地,然后平定了蜀国。蜀国的君主改称为侯,秦国派遣陈庄去辅佐蜀侯。蜀国归附以后,秦国就更加强大富庶,看不起其他诸侯国了。
注释
司马错:秦将,公元前316年率兵伐蜀,前301年再次出蜀平定叛乱。
张仪:魏国贵族后代,战国时著名纵横家。秦惠王(即秦惠文王,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十年(前328年)为秦相,曾以连横政策游说各国,有功于秦,封武信君。
下兵:出兵。
三川:指当时韩国境内黄河、伊水、洛水三水流经的地区,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灵宝市东部一带。
轘辕、缑氏:当时的两个军事要地。
二周:指战国时周室分裂而成的两个小国东周、西周。东周都城在今河南省巩义市西南,西周都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
戎狄:古代对西部落后少数民族的泛称。
有桀纣之乱:以夏桀商纣之乱喻指巴蜀之乱。当时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苴侯。苴与巴国交好,而巴与蜀为敌国。于是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蜀又伐巴,苴侯求救于秦。
陈庄:秦臣。公元前314年任蜀相。
从为秦国建立“王业”的目的出发,就秦国当前的主攻方向问题,张仪与司马错展开争论。辩论双方在论证各自主张时,都紧扣“利弊”二字,阐明自己的观点。 二人的论辩风格大相径庭,司马错则沉着冷静,注重实际,不以放言高论蛊惑人,而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这首七言绝句写诗人在旅途中过重阳,登高远望所见所感,抒发浓浓的思归的情怀。
首句点明题旨: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远望。九月九日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有登高的习俗。游子在外,都难免思乡思归,登高远望时,当然会遥望故乡的山川。这一句非常恰切地写出了游子此时此地的望乡动态。次句由动态转写心情,这种“归心归望”的情怀,不是直抒胸臆抒发出来,而是寄寓在“风烟”中,一个“积”字很有分量,道出了归心归望的程度。风烟有多浓多广,那么诗人的“归心归望”也就有多浓多广。这样表现了诗人的归思归望是浓浓的厚厚的。
最后两句写诗人远在他乡的高山上,和大家一起喝着节日的菊花酒,而这里与故乡身隔万里,只能伤心地望着鸿雁飞向南天。重阳登高喝菊花酒是习俗,饮酒是叙事,而游子此时思归,难免多饮几杯,借以消乡愁,这就是事中寓情;饮酒消乡愁,叙事中寄寓了乡愁之情。“鸿雁天”是写景,是鸿雁南飞之景,而诗人是范阳人,雁南飞而反衬人不能北归,这就是景中含情了。
杨慎举出此诗与王勃《蜀中九日》“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认为两诗雷同。实际上,王诗与此诗正好可以参读。王、卢的《九日》诗,虽然题材相同,构思相似,但是王诗的结句,问得痴情,问得无理而妙,表现诗入对南方生活的厌倦。而卢诗的结句,是以雁南飞反衬人不可北归的乡思.。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但艺术特色不同,非抄袭雷同可比。这两首诗,立意清新,情感真切,构思细密,结构完整,是唐人绝句中的名篇。所谓“王、扬、卢、骆当时体”也。具实卢照邻的诗,以“适意为宗”,“不以繁辞为贵”,题材广泛,深情流丽,雄劲自然,富有奇崛的幻想色彩,无论是在“初唐四杰”中还是在整个唐初诗坛,都是十分突出的。
此诗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赞扬了刘备的功业,慨叹蜀汉事业后继非人,总结蜀汉亡国的历史教训。首联写先主庙堂威势逼人,颔联赞刘备的英雄业绩,颈联为刘备功业未成、嗣子不肖而叹息,尾联感叹后主亡国。全诗措词精警凝炼,对仗警辟工整,风格沉着超迈,前半写功德,后半写衰败,以形象垂戒当世。
《蜀先主庙》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这首咏史之作立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
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高唱入云,突兀挺拔。细品诗意,其妙有三:一、境界雄阔奇绝。“天地”两字囊括宇宙,极言“英雄气”之充塞六合,至大无垠;“千秋”两字贯串古今,极写“英雄气”之万古长存,永垂不朽。遣词结言,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俯仰古今之胸臆。二、使事无迹。“天地英雄”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禹锡仅添一“气”字,便有庙堂气象,所以纪昀说:“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三、意在言外。“尚凛然”三字虽然只是抒写一种感受,但诗人面对先主塑像,肃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其中“尚”字用得极妙,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自不待言了。
颔联紧承“英雄气”三字,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备起自微细,在汉末乱世之中,转战南北,几经颠扑,才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实在是得之不易。建立蜀国以后,他又力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铸行的一种钱币,后来王莽代汉时将它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此诗题下诗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是借钱币为说,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势分三足鼎”,化用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语:“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业复五铢钱”纯用民谣中语。两句典出殊门,互不相关,可是对应自成巧思,浑然天成。
颈联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卒成,为之叹惜。“得相能开国”,是说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佐,建立了蜀国;“生儿不象贤”,则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狎近小人,愚昧昏聩,致使蜀国的基业被他葬送。创业难,守成更难,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特意加以指出。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择相,与他的短于教子、致使嗣子不肖相对比,正反相形,具有词意颉颃、声情顿挫之妙。五律的颈联最忌与颔联措意雷同。此诗颔联咏功业,颈联说人事,转接之间,富于变化;且颔联承上,颈联启下,脉络相当清晰。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感叹后主的不肖。刘禅降魏后,被迁到洛阳,封为安乐县公。一天,“司马文王(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刘禅不惜先业、麻木不仁至此,足见他落得国灭身俘的严重后果决非偶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
从全诗的构思来看,前四句写盛德,后四句写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诗人咏史怀古,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国势日益衰颓。然而执政者仍然那样昏庸荒唐,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那样的革新者。这使人感慨万千。
周晋的这首杨花词直以柳絮为描写对象,新清可爱,流畅蕴藉。
词章一开始就连用三个比喻状写柳絮的形态:“似雾中花”,形容其朦胧缥缈;“似风前雪”,形容其飘逸漫卷;“似雨余云”,形容其轻柔淡远,如果说“似风前雪”还有一点袭用前人语意之嫌的话,那么另外两个比喻则完全是词人独特的想象和创造性的描写。以“雾中花”形容化物的当然很多,但以此比譬杨花的都甚为罕见。至于以“雨余云”比喻杨花的确系这位首创,而且十分贴切优美。连用三个比喻状写杨花的形态之后,词人又用“无情”与“有情”来描写它的神态:杨花无根无系,随风飘荡,看来它实在是一种无情之物,它不眷恋谁,更不执着于谁;但是它又像是很有情有义的呀,它落在浮萍上,使水面呈现一片片、一丛丛新鲜可爱的绿,在遇到它的钟情者时,它也会迸发生命的力!(按:杨花乃柳树子所带的白色绒毛,因而也叫柳绵。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以为杨花落入水中可以使水面长也浮萍。这自然是一种误解,但不失为一种美好的想象。)
下阕又从别一角度描写柳絮杨花的命运:西湖,南陌,东城……随处都可看到杨花的踪迹。造物主似乎派给它一项专职任务:年年去管给春天送行,它是送春的使者,送走了春天它也就消失得无踪无迹。它好像被春风所遗弃,又好像它遗弃了春天──它既像薄情游子,又像薄命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