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尝论王维诗诗中有画，品《观猎》果不虚言。王维这首《观猎》，以一个“猎”字贯串全篇，生动鲜明地描绘出了一组将军冬日狩猎图。这组将军狩猎图又分为出猎图和猎归图。
首联起句先写角弓鸣响，箭飞劲疾，然后才点出是将军冬猎。在强劲的北风中，传来了开弓放箭的声音，一开头便渲染出紧张肃杀的气氛，然后点明猎者和猎所，确是下笔不凡。
“风劲角弓鸣”，未及写人，先全力写其影响：风呼，弦鸣。风声与角弓（用角装饰的硬弓）声彼此相应：风之劲由弦的震响听出；弦鸣声则因风而益振。“角弓鸣”三字已带出“猎”意，能使人去想象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射猎场面。劲风中射猎，待声势俱足，才推出射猎主角来：“将军猎渭城”。这发端的一笔，胜人处全在突兀，能先声夺人。
具体描写纵鹰击捕，怒马追逐，进一步渲染了打猎的气氛，细致地刻画出打猎的场面，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诗人用“疾”字刻画鹰眼锐利，以“轻”字形容马蹄迅捷，细腻传神。
渭城为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其时平原草枯，积雪已消，冬末的萧条中略带一丝儿春意。“草枯”“雪尽”四字如素描一般简洁、形象，颇具画意。“鹰眼”因“草枯”而特别锐利，“马蹄”因“雪尽”而绝无滞碍，颔联体物极为精细。“草枯鹰眼疾”不言鹰眼“锐”而言眼“疾”，意味猎物很快被发现，紧接以“马蹄轻”三字则见猎骑迅速追踪而至。“疾”“轻”下字俱妙。三四句初读似各表一意，对仗铢两悉称；细绎方觉意脉相承，实属“流水对”。如此精妙的对句，实不多见。
以上写出猎，只就“角弓鸣”、“鹰眼疾”、“马蹄轻”三个细节点染，不写猎获的场面。一则由于猎获之意见于言外；二则射猎之乐趣，远非实际功利所可计量，只就猎骑英姿与影响写来自佳。
颈联的写作，从章法上来讲，一般都要转折，要在上两联的基础上开辟新的境界，转出新意来。但转折时意脉不能与前面断裂。这里的新丰市、细柳营故址均在今西安市附近，两地相距七八十里。细柳营，本是汉代名将周亚夫屯军之地，此处代指军营，即狩猎将军的住处。“还归”照应“忽过”，可见将军返营驰聘之迅速，画面具有飞动之感。诗人于此下一“忽”字，将其猎马之神态、将军之勇敢描绘得淋漓尽致。读到这里，读者闭上眼睛一想，一位将军的形象便会立即跃入眼帘，使人难以忘怀。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描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感觉和喜悦心情。
尾联更以写景收结，囊括全篇，贯通意脉。射雕处，又拱出一典，使全诗更加典雅。据《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校猎时，于云表见一大鸟，射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是一雕。因此，斛律光被人称作“射雕手”。此处是代指将军射猎之处，隐含将军武艺之高强。此处射雕，并非实指。如若实指，则前边的“草枯鹰眼疾”则是白费笔墨。用“千里暮云平”一句结束，尤为精当。将军还归之晚，出猎之遥，全部暗示出来，并给人留下回想的余地。
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是风起云涌，与出猎紧张气氛相应；此时是风定云平，与猎归后踌躇容与的心境相称。写景俱是表情，于景的变化中见情的消长，堪称妙笔。七句语有出典，语出《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精通武艺，曾射中一雕，人称“射雕都督”。此言“射雕处”，借射雕处赞美将军的膂力强、箭法高。诗的这一结尾遥曳生姿，饶有余味。
总的来说，王维的诗，或以悠闲古淡见长，或以豪迈精工著称。此诗气概豪迈，造句精工，章法严整，诗味浓郁。此诗运用先声夺人、侧面烘托和活用典故等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从而使诗的形象鲜明生动、意境恢宏而含蓄。诗写的虽是日常的狩猎活动，但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感染力，表达出诗人渴望效命疆场，期盼建功立业。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劲风吹过，绷紧的弓弦发出尖锐的颤声，只见将军正在渭城郊外狩猎。
冬草枯黄，鹰眼更加锐利；冰雪消融，飞驰的马蹄格外轻快。
转眼已经路过新丰市，不久之后又骑着马回到那细柳营。
回首观望方才纵横驰骋之处，傍晚的云层已与大地连成一片。
注释
劲：强劲。
角弓：用兽角装饰的硬弓，使用动物的角、筋等材料制作的传统复合弓。
渭城：秦时咸阳城，汉改称渭城，在今西安市西北，渭水北岸。
鹰：指猎鹰。
眼疾：目光敏锐。
新丰市：故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是古代盛产美酒的地方。
细柳营：在今陕西省长安县，是汉代名将周亚夫屯军之地。
射雕处：借射雕处表达对将军的赞美。雕：猛禽，飞得快，难以射中；射雕：北齐斛律光精通武艺，曾射中一雕，人称“射雕都督”，此引用其事以赞美将军。
暮云平：傍晚的云层与大地连成一片。
人尝论王维诗诗中有画，品《观猎》果不虚言。王维这首《观猎》，以一个“猎”字贯串全篇，生动鲜明地描绘出了一组将军冬日狩猎图。这组将军狩猎图又分为出猎图和猎归图。
首联起句先写角弓鸣响，箭飞劲疾，然后才点出是将军冬猎。在强劲的北风中，传来了开弓放箭的声音，一开头便渲染出紧张肃杀的气氛，然后点明猎者和猎所，确是下笔不凡。
“风劲角弓鸣”，未及写人，先全力写其影响：风呼，弦鸣。风声与角弓（用角装饰的硬弓）声彼此相应：风之劲由弦的震响听出；弦鸣声则因风而益振。“角弓鸣”三字已带出“猎”意，能使人去想象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射猎场面。劲风中射猎，待声势俱足，才推出射猎主角来：“将军猎渭城”。这发端的一笔，胜人处全在突兀，能先声夺人。
具体描写纵鹰击捕，怒马追逐，进一步渲染了打猎的气氛，细致地刻画出打猎的场面，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诗人用“疾”字刻画鹰眼锐利，以“轻”字形容马蹄迅捷，细腻传神。
渭城为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其时平原草枯，积雪已消，冬末的萧条中略带一丝儿春意。“草枯”“雪尽”四字如素描一般简洁、形象，颇具画意。“鹰眼”因“草枯”而特别锐利，“马蹄”因“雪尽”而绝无滞碍，颔联体物极为精细。“草枯鹰眼疾”不言鹰眼“锐”而言眼“疾”，意味猎物很快被发现，紧接以“马蹄轻”三字则见猎骑迅速追踪而至。“疾”“轻”下字俱妙。三四句初读似各表一意，对仗铢两悉称；细绎方觉意脉相承，实属“流水对”。如此精妙的对句，实不多见。
以上写出猎，只就“角弓鸣”、“鹰眼疾”、“马蹄轻”三个细节点染，不写猎获的场面。一则由于猎获之意见于言外；二则射猎之乐趣，远非实际功利所可计量，只就猎骑英姿与影响写来自佳。
颈联的写作，从章法上来讲，一般都要转折，要在上两联的基础上开辟新的境界，转出新意来。但转折时意脉不能与前面断裂。这里的新丰市、细柳营故址均在今西安市附近，两地相距七八十里。细柳营，本是汉代名将周亚夫屯军之地，此处代指军营，即狩猎将军的住处。“还归”照应“忽过”，可见将军返营驰聘之迅速，画面具有飞动之感。诗人于此下一“忽”字，将其猎马之神态、将军之勇敢描绘得淋漓尽致。读到这里，读者闭上眼睛一想，一位将军的形象便会立即跃入眼帘，使人难以忘怀。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描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感觉和喜悦心情。
尾联更以写景收结，囊括全篇，贯通意脉。射雕处，又拱出一典，使全诗更加典雅。据《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校猎时，于云表见一大鸟，射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是一雕。因此，斛律光被人称作“射雕手”。此处是代指将军射猎之处，隐含将军武艺之高强。此处射雕，并非实指。如若实指，则前边的“草枯鹰眼疾”则是白费笔墨。用“千里暮云平”一句结束，尤为精当。将军还归之晚，出猎之遥，全部暗示出来，并给人留下回想的余地。
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是风起云涌，与出猎紧张气氛相应；此时是风定云平，与猎归后踌躇容与的心境相称。写景俱是表情，于景的变化中见情的消长，堪称妙笔。七句语有出典，语出《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精通武艺，曾射中一雕，人称“射雕都督”。此言“射雕处”，借射雕处赞美将军的膂力强、箭法高。诗的这一结尾遥曳生姿，饶有余味。
总的来说，王维的诗，或以悠闲古淡见长，或以豪迈精工著称。此诗气概豪迈，造句精工，章法严整，诗味浓郁。此诗运用先声夺人、侧面烘托和活用典故等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从而使诗的形象鲜明生动、意境恢宏而含蓄。诗写的虽是日常的狩猎活动，但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感染力，表达出诗人渴望效命疆场，期盼建功立业。
这首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只知此诗是王维前期的作品，是一首写将军打猎的诗。
上片“春色迷人恨正赊”一句，起得出奇。“春色迷人”本应逗人喜爱，延之长久才好，因而每有叹惜春天“留不住”的诗词。可是此词却嫌恨它逗留人间的时间太长了，由“迷人”转而为“恨”，感情的落差似嫌太大，颇令人难以捉摸。但是紧接上一句“可堪荡子不还家？”以问作答，那原因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少妇自问抑或问“荡子”抑或问别人，那无关紧要，总归她是在倾吐愁肠的来由：春色迷人，而荡子不在身边共赏，那闲愁怎能让人经受得了。又岂能不迁恨于惹她伤心的春色，嫌它漫长。
“细风轻露著梨花”一句，是写景，也是写人写情。清晨，春风拂面而来，雪白的梨花上缀着晶莹的露珠，格外清新幽雅，却又不无冷清之感，给人以“梨花带雨”即少妇落泪的感受。这句寓情于景，写少妇面对春景伤心不语，潸然泪下，表现了思妇那孤苦纤弱的心。
下片“帘外有情双燕飏，槛前无力绿杨斜”两句，是缘情写景。“有情”、“无力”相对而出，可见女主人公的心思不在乎赏春惜春，而在于寻求夫妻朝夕相伴的恩爱生活。在她看来，纵然是盎然滴翠的阶前杨柳，也以其无人伴赏而显得“无力”——黯然失色，毫无生机；只有象燕子那样结伴双飞，自由自在，才有情有意有乐趣。然而丈夫不在身边，眼前留给她的是一片索然。
但是，少妇不甘心于这等寂寞闲愁，结句“小屏狂梦极天涯”，尽写出她执着的追求。写女子用“狂”字，似与身分不合，却恰能写出少妇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急切心情，可知她定然能做出一个美梦。一句之中，“小屏”与“天涯”这样空间对比度极大的词语连用，也有极好的艺术效果。那屏后的少妇，为在梦中寻觅“荡子”，那怕到天涯海角，也无所顾及。纵然那里没有迷人春色，没有洁净的梨花，甚或没有双燕飞舞，没有杨柳依依，只要有他，便有情趣，有意义。于此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对丈夫的钟情，对爱情的坚贞。前人认为此结句有“振起全片”之妙，此评宜哉。这首词缘情写景，起伏跌宕，错落有致，语言优美动人，比喻贴切，含蓄蕴藉，结句振起全篇，殊可玩味。
此词是刘克庄为规劝林姓友人而写的一篇佳作。饮酒狎妓，原是文人津津乐道的快事。但时值国运衰颓，时势艰危，词人早已没有了心思。因此对林姓友人的纵酒狎妓生活深感惋惜和遗憾。因而写词予以规劝，颇具辛派词人特色。
词的上片极力描写林的浪漫和豪迈。“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言其久客轻家。“长安”借指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年年驰马于繁华的都市街头，视客舍（借指酒楼妓馆）如家门而家门反像寄居之所，可见其性情之落拓。“青钱换酒日无何，红家呼卢宵不寐”则具言其纵情游乐。二句盖从杜甫《逼侧行赠毕四曜》“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及晏几道《浣溪沙》“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家夜呼卢”等语化出。“无何”即无事，“呼卢”指赌博。日夜不休地纵酒浪博，又可见其生活之空虚。
作者在其它词作中也提到过这位林姓朋友的狎妓纵欲生活，可以互参。如此描写，表面上是对林的豪迈性格的赞赏，实际上则是对林的放荡行为的惋惜。
下片就点对林的规箴。“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二句对举成文，含蓄地批评他迷恋青楼、疏远家室的错误。妻子情真意切，忠实可靠，妓女水性杨花，朝秦暮楚，一点也不值得信赖。结末“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二句熔裁辛弃疾《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及《水调歌头。送施密圣与帅江西》“同贱子亲再拜：西北有神州”等句意，热情而严肃地呼唤林某从偎红倚翠中解脱出来，立志为收复中原建立一番功业。“水西桥”是当时妓女聚居的一个地方，“莫滴水西桥畔泪”即不要同那些妓女们混在一起，洒抛那种无聊的伤离恨别之泪。这样的规箴，辞谐而意甚庄，“旨正而语有致”（《艺概》评后村词语）。末二语尤见壮心，“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白雨斋词话》评此词语）。
总之，这首词的情感格调是非常高的。词中充满着一种高扬的爱国主义激情，对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极其不屑，让人读后击节佩赏。其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是：气劲辞婉，中刚外柔。作者对他这位朋友的荒于狎妓是非常惋惜的，从篇末二句一扬一抑的情感落差来看，甚至颇有点愠怒。但用来表达此种惋惜和愠怒的言语却十分委婉，心中激昂慷慨，笔下温厚和平，摧刚为柔达炉火纯青的地步。此词章法亦甚精巧，上片写人，下片致意，既各有所重，又相得益彰。
“山无数，烟万缕。”，一方面是直道眼前精算，渲染分手时的气氛，一方面也有起兴与象征的意义。那言外之意是说：无数青山将成为隔离情人的障碍，屡屡云烟犹如纷乱情丝，虚无缥缈而绵不绝延。
“憔悴煞玉堂人物。”，原来尽管行程缓缓，“山”、“烟”等外景不时扑入眼帘，而在作者脑海中浮现、心底里念叨的是卢挚。由景到人，说出送别之人的悲凉意绪，实业反衬出自己的悲伤。“憔悴煞”与卢挚所作“痛煞”相呼应，表现出卢挚对珠帘秀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别离的痛苦。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据卢挚原作中“华传尔载将春去也”一句可知，珠帘秀将乘船离去，也许这是一次长久的离别，也许是一去不返，成为永诀，因双方的心情都很沉重。行舟将发，作者想到等待自己的是寂然一身，孤倚难眠，只有那滔滔的江水与悠悠的离恨与自己做伴，这样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说是“活受苦”。由此而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岂不万事都得到了解脱。“恨不得随大江东去”一句就是这种心愿的表白。至此，作者的感情到达了高潮，全曲也在悲锴沉痛的调子中结束。可贵的是，作者以死殉情的愿望不是用哀艳低沉的调子写出，而是以慷慨悲凉的词语表现。
《寿阳曲·答卢疏斋》这首小令一改男女情爱的意象，把脉脉之情置在无数山中，万缕烟里，以及东去的大江之上，全然都是开阔宏伟的大自然意象。曲中也用了“煞”字，但这一字用得巧妙，以“代言体”的角度让这位玉堂人物自己去憔悴了。“大江东去”是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演绎过来，竟用到了思爱之情上，这也是此曲的独到之处。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