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交待自己与苏州的因缘。平平叙事，颇有民歌风味。读来似乎是庆幸自己因王程之便而得游赏吴中佳胜，实际上却是为下文翻出感慨作势。“王程”二字已微露端倪。
“半世三江五湖掉，十年四泊百花洲”。杨万里于1154（绍兴二十年）中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萃，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奔走于江湖间，到写这首诗时，已经半世(指一个人的半生)之多；十来年间，因主程所经，曾四次泊舟于百花洲畔。这一联用秀朗工整之笔概括了自己的漂泊羁旅的生活，其中含有身世之感，但调子并不沉重，毋宁说还带有一点悠然自赏的意味。从眼前的胜游回顾半世以来的行踪，从眼前的百花洲联想到所历的三江五湖，时间、空间都延伸扩大了。这一联在对仗上句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用数目字成对，如“半”对“十”“三”对“四”“五”对“百”；二是上下句的句法并不同(下句的“泊”是动词，与上句的“江”为名词不同，五湖棹与百花洲也有所不同，平仄也不调)。这样一种对仗，表现出诗人的巧思，具有一种轻快流利、拗折错落的美感。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尾联承“半世三江五湖棹”从眼前泊岸的孤舟兴感，说别再埋怨孤舟漂泊不定，将自己载往三江五湖，要知道，自己原就是一只不系的孤舟。上句先放开一步，下句却透过一层，揭示了事情的底蕴。这个结尾，将“四泊百花洲”所引起的感触与联想凝聚到一点上：身如孤舟，漂泊无定，从而点明了全诗的主旨。
这首词从语气看像是出于女性所作，很有可能是作者设想中情人对自己的怀念。上阕“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写昼长天暖之时，闺房内外，十分寂静，甚至只有窗前轻风吹动翠竹的声音，才会惊动闺中的人，中断她的凝思，敲碎她的离愁。环境的幽美，衬托出主人公的孤寂、愁闷。“敲碎”既体现了静中之动，又以动衬静：“离”字点出了词中之情。
这两句景情结合，以景为主，虽是开头，但在全词中却写得最细腻。“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写出主人公的生活状况：所爱之人去了，自己孤独无伴，只好常常倚楼遥望，由于无人欣赏，所以也就无心去吹箫了。“人去”、“人独”，是“倚楼”、“吹箫”的原因。第一个“人”字是对方，是主人公想念的人；第二个“人”字是主人公本人。“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承“倚楼”句，写登楼所见的风景，又点出了时令。“千山绿”虽然可爱，但“三月暮”却又意味着春光消逝、好花凋谢，对于爱惜青春的女性来说，便有“满眼不堪”之感。这表现了主人公的身份和性格特点。“但试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上面写的，是日常的一般生活；这两句写的是一个特殊的细节。主人公不断地把情人寄来的信，从头细读，这进一步表现她的孤独无聊，也开始深入地揭示了她思念情人的深切感情。这是通过行动来写情的，是事中之情。
上阕写景写事，没有直接抒情。下阕“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时足？”直接抒情：情人寄来的信，满纸写着“相思”之字，说明他没有忘记自己，信中的字，不能安慰、满足自己的“相思”之意，也包含自己没有机会向情人倾吐相思、取得补偿之意。
思念情人除了空读来信之外，还设法安慰自己，但仍不免“滴罗襟点点，泪珠盈掬”。小珠般的点点眼泪，轻轻地、不断地滴在罗衣上，不但染衣，而且几乎“盈掬”。这两句再以事写情，体现了身份、性格特点，最可看出主人公是个女性。“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目”，又接着以景补充抒情。“芳草”句，意本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芳草生兮萋萋”而又有发展。对比辛词《摸鱼儿》“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或本作“无归路”，意同），则此说“不迷”者，便有盼望他能够回来和归程并不艰难的意思：“垂杨”句，指暮春杨柳长得浓密，却碍人眼界，使人不能远望。二句分写两边，而意自关联。因上句有盼望游人能归意，故倚楼望其或即翩然来归；但“垂杨只碍离人目”，“只”字有怪怨的感情色彩，怪垂杨别的作用不起，“只”起碍人望远的作用。两句将楼头思妇的细微感情，曲曲传出。
“最苦是、立尽月黄昏，阑干曲。”最后归结，仍从事中写情。第一句从早到晚，第二句呼应上阕的“倚楼”。垂杨遮眼，尽管望不到天涯行人的去处，但是仍然站在楼上阑杆旁边，直到黄昏月亮出来。因此用“最苦”两上字来充分地修饰，不仅详尽地表达了这两句，而且是详尽地表达了全词之情。
《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
本文是欧阳修为好友杨寘送行所作的一篇赠序。文章开篇后用较大的篇幅写作者自己学琴、爱琴的经历以及琴声对自己性情的陶冶作用，文末叙述为好友杨寘送行。全文结构严密，首尾呼应，情感表达含蓄、委婉。本文分三段。
第一段，写学琴。“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不能治”，言忧郁之深，“即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学琴竟然治好了，用药物不能治的“幽忧之疾”，这就巧妙地把“琴”和“疾”联系了起来。琴声能使人达到忘我的境界，一切忧愁自然烟消云散了，“幽忧之疾”自然乐而忘怀了。琴可治疾，故而临别赠琴、说琴。
第二段，写琴声。作者首先写琴声和人思想感情的联系：“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琴声千变万化，使人“凄然”悲伤，又使人“舒然”欢畅。接着，作者用各种比喻，形象地描绘了琴声所表达的各种感情：“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到也”，这是写琴声的高吭、悠扬、凄厉；“如怨夫寡妇之叹息”，写琴声的幽伤、哀怨；“雌雄雍雍之相鸣”，写琴声的婉啭、和谐。这样比喻琴声，作者似乎觉得还不够，又用更神奇的想象进行描绘：琴声所抒发的“忧深思远”的感情，好像“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琴声所抒发的“悲愁感愤”的感情，好像“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所以“喜怒哀乐，动人必深”；琴声所抒发的“纯古淡泊”的感情，“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这一系列的排比形容描绘写出了琴声的清高，典雅和深沉，这正是琴声和琵琶、洞箫、古筝等的不同之处。琴声的“忧深思远”、“悲愁感愤”、“纯古淡泊”，是作者此时和友人杨寘感受最深的。这段末尾写出琴声的感人作用：“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它可以消散忧闷，抒发幽思，使人进入无忧无虑的境界。
第三段，写赠琴。首先描写介绍杨寘的情况：“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写其怀才不遇；“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写其官职低微，任所途远，内心不平；“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写其多病、少药、不服饮食；“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作者实在放心不下，但却又无能为力，只有赠琴，“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末尾几句不仅点出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更主要阐明自己说琴、赠琴的原因。琴声医治了自己的“幽忧之疾”，但愿琴声伴随友人到数千里之外，以平和友人忧郁之心，治疗友人的多疾之体。
文章在描写操琴及声响效果上，运用了比喻、象征等一系列的手法，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加以描绘、烘托，仿佛使读者身临其境，去联想、去揣摩。另外，作者在形象基础上又加以对历史的联想，可谓于琴声中发思古之幽情。全文写得含蓄真切，读来十分感人。对琴声的描写，形象、生动。文笔也富于变化，并带有较为浓厚的感情色彩。
此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三点：
一、内容丰厚，境界阔大。仅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就写了枕、床、窗、山、峰、壑、江、浪、银、云气、松声等许多事物，从而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诗人身处斗室之中，想象飞越千里之外，从上到下，由近及远，描写夜幕下的群山万壑、千里大江，展现了辽阔渺远，壮丽迷人的江南夜色，笔法空灵，词意蕴藉。
二、以动写静，景中寓情。诗人创造了一种静谧的意境，却是用动的描写来取得这种效果的。流荡的“云气”，哀呜的“松声”，奔涌的大江，喧嚣的涛音，这些动的景物，给小诗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大自然的宁静。诗中似无直接的抒情，但诗人热爱祖国河山、赞颂江南夜色的美好感情，却从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景物描写中显现出来。曾公亮所处的北宋时代，党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在承平盛世的气象下，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诗人对此不无隐忧。“万壑哀”“拍天浪”，正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时局深感不安的心理的曲折反映。
三、语言质朴、平中见奇。诗人很注重选词炼语，用了许多朴素无华的词语，如“千”“万”“大”“哀”“放入”等等，重笔虚写浩茫夜色中的壮伟奇观：气势磅礴的大江，“银山拍天”的浪涛。造境，于宏阔中出雄奇；抒情，在平淡中见深沉；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此诗一句一景，景中寓情，从小处着笔写出了长江的宏伟气势。
甘露寺在镇江北固山巅，濒临大江，因此这首诗着力描绘地势，在构思时，不用实笔，全通过想象，描绘出一幅空阔奇妙的江南夜色图，写出了江水的壮观和甘露寺的险要。首句写山峰的云气，次句写山谷的松声，末两句写长江的风采。一句诗一个画面，全诗浑成合美。诗中有画，景中有情。
写景诗，许多诗人往往爱从视觉落笔，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危楼高百尺”（《夜宿山寺》），贾岛的“松下问童子”（《寻隐者不遇》）。曾公亮却避开这种传统的写法，另辟蹊径，独出机杼，从感受、听觉去写。诗题是“宿甘露僧舍”，所以围绕“宿”字展开。睡在寺里，房间中自然不可能有云雾，所谓“枕中云气”，当是长江水汽会在高处，令人觉得空气很湿，甚至枕中已经凝结了些许水珠。诗人躺在枕上，感受到枕中微湿，自然联想起长江之浩瀚，甚至误以为自己身处云峰之间。接着，诗人又写床底穿来的江水之声，那阵阵惊涛，仿佛狂风席卷山谷，招起无数苍松摇撼助威，其声壮烈奔腾之至。“枕中”“床底”，点明诗人已经就寝，紧扣诗题“宿”字。“万壑哀”，语出杜甫《诸将五首》之五：“巫峡清秋万壑哀”。曾公亮诗中的这一“哀”字，恰切地摹写了风吹松林所发出的低沉悲壮的声音。用“千”写“峰”，用“万”写“壑”，极尽形容，从纵向描写北固山奇险变幻、充满生机的景象。
这起二句是睡在床上的感受与幻想，是通过感官来证实它存在，虽然没有具体的肯定，逼真感很强，尽管北固山没有千山万壑存在。“云气”、“松声”，一在枕上，一在床下，都反映了江水之猛劲；而感觉到云气，凝听到松涛，也反映了诗人心底的宁静。这两句写近景，对仗工稳，用笔细腻，文字跌宕生姿。
三、四句写远景。诗人来到甘露寺原是为了住宿歇息的，可寺外千山万壑的松涛声和不尽江流的喧哗声，搅扰着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眠。诗人情绪激动了，索性披衣起床，打开窗户，迎风伫立，凭栏远眺。天空没有月色星光，地上熄了万家灯火。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看不见山，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远处的城廓。只有横躺在北固山下的长江，这条水的巨龙，力的怪神，在没日没夜、无休无止地掀起惊天的狂澜，发出动地的长吟，不甘沉默，永无睡意。诗人虽然看不清，但能想象出它那汹涌澎湃的壮阔气象。于是掉转诗笔，将描写对象由千峰、万壑转向长江、巨浪，开拓出一个奇丽广阔的新境界。
“银山拍天浪”是写得很精彩的景语，气势警拔，形象生动，层层修饰，词约义丰。“银山”从色、形、质等多方面地细致入微地刻画波涛的光彩、巨大以及沉重感。“拍天”则状波峰的突兀和高峻，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惶惶不安。不用“玉山”而写“银山”，用词是雕琢的。银是仅次于金的贵重金属，色白而灿烂。用鲜亮的词把平凡的波涛写得十分美好，格外显豁，寄寓着诗人高洁的情怀。
末句构思很奇特，仍用幻笔，不说开窗看如雪白浪，而说奔腾翻滚的长江被“放”进窗来，把长江的气势写透写活，作者眼前似乎看到浪花要扑进窗来的奇观，深深地被长江的伟观所震撼。“放入”，自然是长江先前想要入窗而不得，诗人到此刻才将它放了进来。原来所谓“枕中云气”，所谓“床底松声”，都是长江有意而为。长江想要冲进房间，好让诗人欣赏自己的奇伟，便先以枕云相示，后以骇浪相呼，不停地邀请着诗人，召唤着诗人，诗人便再也无心睡眠，欣然开窗，与长江陶醉在了一起。明明是诗人向往长江景色，到了诗人笔下，却成了长江招引着诗人去欣赏，通篇用反客为主而不露痕迹，前后呼应之间又只觉一气呵成，笔法高超。这一写作及炼字方法，与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相仿，但杜诗写的是静态，曾诗写的是动态，更具魄力，只有稍后的王安石绝句“两山排闼送青来”可与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