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总写客舟逢燕。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诗人流落湖南不觉得已迎来第二个春天。“新”对“泥”而言。燕子于春季常衔水边湿泥，筑其新巢。“两度新”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已两见燕子衔泥筑巢了。古人与动植物的直接接触远比现代人密切，对动植物的观察也很仔细。他们习惯于根据各种生物的特性，赋于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燕子逐春而生，巢梁而居，所以常常被看作春天的象征，它的鸣叫与飞舞又使人联想到闲适安居的欢乐。杜甫很喜欢燕子，他虽然“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已有十年，但是他始终辛苦经营，像筑巢的燕子一样，为给自己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地努力。在这些日子里，体态轻盈的燕子曾伴诗人度过了不少良辰美景，在诗人的佳篇秀句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形象：“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绝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绝句漫兴》）这一切都生动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中。如今诗人在漂泊无定的时刻又看见了燕子，当然会产生他乡逢故旧的感觉。
“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这两句是对燕子形象的描绘。“旧人故园”，突出诗人对燕子一往深情。“尝识主”，是诗人对燕子的推测。在诗人的心目中，这燕子被看作是往年在故乡同室而居的燕子，它还记着自己的主人，远道来舟中相会，不觉为之一喜。“远看人”既画出了燕子对诗人的同情与疑问，也流露出诗人的无限感慨。在这烟水渺渺之处，前途茫茫之际，诗人无依无靠，独有燕来相就，倍感身世的凄凉。然而，燕纵识主，一叶扁舟，终不似昔日故园的有屋可巢，故尔，燕子既欲亲近，又怀疑豫，只是远远看看。这里的“识”与“看”都写的是燕子的动作、情态，也都涉及诗人。其实这只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诗人眼中看到的燕子的动态，是燕子的人格化，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后四句，对燕自伤。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巢居室”是说燕子筑巢于人家，因为南北无定，所以令人可怜。接着就点破怜燕正是哀己。诗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先是举家徙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柯谷，投奔一个叫佐的侄子。上元元年（760）又往成都去投靠老友严武，卜居浣花溪畔。大历元年（766）又到夔州，在柏茂琳中丞的帮助下定居西阁。十年间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实在和燕子的“处处巢居室”没有两样。如今竟至于无人可依、无地可居，教人叹息。
“暂语船播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那被诗人寄于同情的燕子此刻似乎领会了诗人的意思，“暂语船墙”，向诗人表示同情，但它立即发现这是一只漂流不定的船，不是它应该选择垒巢的“居室”，它忽然又变得漠然无情，随即起而飞去。但是，它又好像舍不得似曾相识的主人，贴水低飞，绕船盘桓，无情而似有情，可爱亦复可恼，终于翻然穿花而逝，给诗人留下空虚、惆怅和寂寞，诗人不觉老泪横流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燕子来舟中作》是杜集中最后一首七律，可以看作诗人临终的哀鸣。在这首诗里，深沉真挚的人性借轻盈的燕子的形象表达出来，朴实、亲切而感人至深。这“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形象，经宋代晏殊的点化，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历代唐诗和杜诗的选本都很少选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为人们所称道的《秋兴》、《咏怀古迹》诸篇。传统的欣赏标准是无一字无来处，是一饭之间未尝忘君。而这首诗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无一字有来处，在于把深情厚意寄托在一只微小的燕子身上。它完全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出发的、以物喻理的咏物诗。也不同于那些摹拟象貌、堆砌典故的咏物诗，诗人在这首诗里完全摆脱了机械的比附，不刻意于追求外形的相似，而是抓住事物最突出的特征，通过内在联系，把人的感情赋于物，使物我达到契合无间的境界，这就是深沉的寄托—杜诗沉郁风格的另一特点。在这首诗中，诗人眼中隐藏着燕子的多情，燕子的眼中又隐藏着诗人的不幸，燕子与诗人的差别仿佛在诗中消失了，从整个画面中只能发现那倾诉不尽的辛酸、诗人颇倾的形容，以及一颗苦难的心的低语。杜甫之所以为大诗人，正在于他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甘苦哀乐感受得深刻而真切，善于敏锐地捕捉那些最感人的形象，并细致人微地再现它们。而善于描绘自然万物的诗人，同时也就是技艺高超的自画像大师，他一草一木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飘泊到湖南为客，已过了整整一个春天，燕子如两也是第二次在此衔泥筑巢了。
以前你入我故园中曾经认识了我这主人，如两春社之日你却远远地看我为陌生人。
可怜你到处筑巢为家，却没有定居之所，与我飘飘荡荡，托身江湖没有什么不同。
桅杆上暂时同我说话，还是要飞起而去，穿花贴水飞去，我不禁泪越发湿了衣巾。
注释
湖南：洞庭湖之南，这里即指潭州。
动经春：动不动便又经历了一个春天。动，不知不觉。
两度新：杜甫从大历四年（769）春来到潭州。到现在已是第二个春天，已是第二次见到燕子衔泥了。
故园：指诗人在洛阳、长安的旧居。
社日：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这天是人们祭神祈求丰收的日子。
远看人：指仍然认识自己，远远地望着自已。
巢居室：指燕子处处在人家屋室的梁上作窝。
托此身：指诗人自己的到处漂泊求地安身。
樯：船桅。
沾巾：指诗人见燕子如此多情而动心落泪。
诗的前四句总写客舟逢燕。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诗人流落湖南不觉得已迎来第二个春天。“新”对“泥”而言。燕子于春季常衔水边湿泥，筑其新巢。“两度新”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已两见燕子衔泥筑巢了。古人与动植物的直接接触远比现代人密切，对动植物的观察也很仔细。他们习惯于根据各种生物的特性，赋于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燕子逐春而生，巢梁而居，所以常常被看作春天的象征，它的鸣叫与飞舞又使人联想到闲适安居的欢乐。杜甫很喜欢燕子，他虽然“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已有十年，但是他始终辛苦经营，像筑巢的燕子一样，为给自己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地努力。在这些日子里，体态轻盈的燕子曾伴诗人度过了不少良辰美景，在诗人的佳篇秀句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形象：“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绝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绝句漫兴》）这一切都生动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中。如今诗人在漂泊无定的时刻又看见了燕子，当然会产生他乡逢故旧的感觉。
“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这两句是对燕子形象的描绘。“旧人故园”，突出诗人对燕子一往深情。“尝识主”，是诗人对燕子的推测。在诗人的心目中，这燕子被看作是往年在故乡同室而居的燕子，它还记着自己的主人，远道来舟中相会，不觉为之一喜。“远看人”既画出了燕子对诗人的同情与疑问，也流露出诗人的无限感慨。在这烟水渺渺之处，前途茫茫之际，诗人无依无靠，独有燕来相就，倍感身世的凄凉。然而，燕纵识主，一叶扁舟，终不似昔日故园的有屋可巢，故尔，燕子既欲亲近，又怀疑豫，只是远远看看。这里的“识”与“看”都写的是燕子的动作、情态，也都涉及诗人。其实这只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诗人眼中看到的燕子的动态，是燕子的人格化，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后四句，对燕自伤。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巢居室”是说燕子筑巢于人家，因为南北无定，所以令人可怜。接着就点破怜燕正是哀己。诗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先是举家徙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柯谷，投奔一个叫佐的侄子。上元元年（760）又往成都去投靠老友严武，卜居浣花溪畔。大历元年（766）又到夔州，在柏茂琳中丞的帮助下定居西阁。十年间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实在和燕子的“处处巢居室”没有两样。如今竟至于无人可依、无地可居，教人叹息。
“暂语船播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那被诗人寄于同情的燕子此刻似乎领会了诗人的意思，“暂语船墙”，向诗人表示同情，但它立即发现这是一只漂流不定的船，不是它应该选择垒巢的“居室”，它忽然又变得漠然无情，随即起而飞去。但是，它又好像舍不得似曾相识的主人，贴水低飞，绕船盘桓，无情而似有情，可爱亦复可恼，终于翻然穿花而逝，给诗人留下空虚、惆怅和寂寞，诗人不觉老泪横流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燕子来舟中作》是杜集中最后一首七律，可以看作诗人临终的哀鸣。在这首诗里，深沉真挚的人性借轻盈的燕子的形象表达出来，朴实、亲切而感人至深。这“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形象，经宋代晏殊的点化，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历代唐诗和杜诗的选本都很少选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为人们所称道的《秋兴》、《咏怀古迹》诸篇。传统的欣赏标准是无一字无来处，是一饭之间未尝忘君。而这首诗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无一字有来处，在于把深情厚意寄托在一只微小的燕子身上。它完全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出发的、以物喻理的咏物诗。也不同于那些摹拟象貌、堆砌典故的咏物诗，诗人在这首诗里完全摆脱了机械的比附，不刻意于追求外形的相似，而是抓住事物最突出的特征，通过内在联系，把人的感情赋于物，使物我达到契合无间的境界，这就是深沉的寄托—杜诗沉郁风格的另一特点。在这首诗中，诗人眼中隐藏着燕子的多情，燕子的眼中又隐藏着诗人的不幸，燕子与诗人的差别仿佛在诗中消失了，从整个画面中只能发现那倾诉不尽的辛酸、诗人颇倾的形容，以及一颗苦难的心的低语。杜甫之所以为大诗人，正在于他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甘苦哀乐感受得深刻而真切，善于敏锐地捕捉那些最感人的形象，并细致人微地再现它们。而善于描绘自然万物的诗人，同时也就是技艺高超的自画像大师，他一草一木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此诗为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在长沙所作。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离开夔州出三峡，在江湘之间漂泊了一年。投奔失败只好以船为室，寄身水上，直到大历五年春，仍然漂泊在潭州（今长沙）附近的湘江上。七律《燕子来舟中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
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仲夏时节，农民麦、茧喜获丰收，却被官府劫一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能过着“衣食无厚薄”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相当具有典型性。全诗四换韵脚。依照韵脚的转换，诗可分为四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层，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说话也温和悦人。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其实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先写农家喜乐自得，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由此造成悬念，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
三、四、五、六这四句为第二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是因为夏粮、夏茧丰收，有了一个好收成。“五月”二句，写织妇因为喜悦，面对五月艳阳，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五月麦风清，写夏粮丰收；檐言缲车索索作响，写夏茧丰收。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诗人又从侧面下笔：“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这两句写家蚕丰收，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以至野蚕化蛾，在桑叶上飞来飞去。野蚕作茧无人收取，自生自灭，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在这一层次里，作者一写收麦，一写缲丝，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突出丰收的景象，使一、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后面三句：“麦收上场绢在轴”，“不望入口复上身”，“田家衣食无厚薄”，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
七、八、九、十这四句为第三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感情则由喜转悲，形成一个大的波澜，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写麦、茧丰收的结果。“轴”，指织绢的机轴。丰收，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事实却非如此。麦打成粮，蚕茧织成绢丝，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而不得不把粮、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的知”一句为神来之笔。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维妙维肖。“不望”两句，更为沉痛。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织好的绢自己穿，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
最后两句为第四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但这种揭露，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让读者思而得之。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
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颇具特色。在一般的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这首诗则不然。《田家行》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蚕茧丰收，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但丰收的结果，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生活依然悲惨，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如此选材，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现方法上，古乐府多叙事，《田家行》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一是麦、茧丰收，一是粮、绢大部输官，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流畅、凝炼精警，于平易中见深刻。
这首诗主要描写征戍者在军中听乐观舞所引起的边愁。
前三句极写边愁。随着舞蹈的变换，“琵琶”又奏出新的曲调，但不管怎么变换，在内心充满思亲怀故愁绪的人听来，似乎“总是”在弹奏出“关山”别离的悲歌苦调，徒增心中纷乱的“边愁”和“不尽”的“别情”。诗歌至此，已将愁说尽，不能自已，再深掘愁思，已无余地。如何作结，更见功力。
王昌龄不愧是“七绝圣手”，结语施以奇笔，突奏异响，以“高高秋月照长城”的雄伟壮阔之景，将征人浓郁的边愁一笔撇开，而翻出豪宕情怀。此句虽为景语，但诗人融情于景，在秋风朗月的广漠背景下，遥望长城万里的壮丽河山，使征人由对其热爱而意识到自己保卫河山的神圣职责，个人的区区“边愁”就不足挂齿了，从而使征人忠勇爱国的高旷情怀在壮丽之景的展示中得到完美体现。
此诗构思新颖，多次转折，前三句与结句是一大转折，其中“换新声”与“旧别情”为一小转折，“总是”二字状愁绪的强烈，亦颇传神。这不仅使诗歌奇想层出，亦表现出诗人“绪密而思清”（《新唐书·王昌龄传》）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