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总写客舟逢燕。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诗人流落湖南不觉得已迎来第二个春天。“新”对“泥”而言。燕子于春季常衔水边湿泥,筑其新巢。“两度新”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已两见燕子衔泥筑巢了。古人与动植物的直接接触远比现代人密切,对动植物的观察也很仔细。他们习惯于根据各种生物的特性,赋于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燕子逐春而生,巢梁而居,所以常常被看作春天的象征,它的鸣叫与飞舞又使人联想到闲适安居的欢乐。杜甫很喜欢燕子,他虽然“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已有十年,但是他始终辛苦经营,像筑巢的燕子一样,为给自己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地努力。在这些日子里,体态轻盈的燕子曾伴诗人度过了不少良辰美景,在诗人的佳篇秀句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形象:“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绝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绝句漫兴》)这一切都生动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中。如今诗人在漂泊无定的时刻又看见了燕子,当然会产生他乡逢故旧的感觉。
“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这两句是对燕子形象的描绘。“旧人故园”,突出诗人对燕子一往深情。“尝识主”,是诗人对燕子的推测。在诗人的心目中,这燕子被看作是往年在故乡同室而居的燕子,它还记着自己的主人,远道来舟中相会,不觉为之一喜。“远看人”既画出了燕子对诗人的同情与疑问,也流露出诗人的无限感慨。在这烟水渺渺之处,前途茫茫之际,诗人无依无靠,独有燕来相就,倍感身世的凄凉。然而,燕纵识主,一叶扁舟,终不似昔日故园的有屋可巢,故尔,燕子既欲亲近,又怀疑豫,只是远远看看。这里的“识”与“看”都写的是燕子的动作、情态,也都涉及诗人。其实这只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诗人眼中看到的燕子的动态,是燕子的人格化,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后四句,对燕自伤。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巢居室”是说燕子筑巢于人家,因为南北无定,所以令人可怜。接着就点破怜燕正是哀己。诗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先是举家徙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柯谷,投奔一个叫佐的侄子。上元元年(760)又往成都去投靠老友严武,卜居浣花溪畔。大历元年(766)又到夔州,在柏茂琳中丞的帮助下定居西阁。十年间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实在和燕子的“处处巢居室”没有两样。如今竟至于无人可依、无地可居,教人叹息。
“暂语船播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那被诗人寄于同情的燕子此刻似乎领会了诗人的意思,“暂语船墙”,向诗人表示同情,但它立即发现这是一只漂流不定的船,不是它应该选择垒巢的“居室”,它忽然又变得漠然无情,随即起而飞去。但是,它又好像舍不得似曾相识的主人,贴水低飞,绕船盘桓,无情而似有情,可爱亦复可恼,终于翻然穿花而逝,给诗人留下空虚、惆怅和寂寞,诗人不觉老泪横流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燕子来舟中作》是杜集中最后一首七律,可以看作诗人临终的哀鸣。在这首诗里,深沉真挚的人性借轻盈的燕子的形象表达出来,朴实、亲切而感人至深。这“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形象,经宋代晏殊的点化,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历代唐诗和杜诗的选本都很少选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为人们所称道的《秋兴》、《咏怀古迹》诸篇。传统的欣赏标准是无一字无来处,是一饭之间未尝忘君。而这首诗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无一字有来处,在于把深情厚意寄托在一只微小的燕子身上。它完全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出发的、以物喻理的咏物诗。也不同于那些摹拟象貌、堆砌典故的咏物诗,诗人在这首诗里完全摆脱了机械的比附,不刻意于追求外形的相似,而是抓住事物最突出的特征,通过内在联系,把人的感情赋于物,使物我达到契合无间的境界,这就是深沉的寄托—杜诗沉郁风格的另一特点。在这首诗中,诗人眼中隐藏着燕子的多情,燕子的眼中又隐藏着诗人的不幸,燕子与诗人的差别仿佛在诗中消失了,从整个画面中只能发现那倾诉不尽的辛酸、诗人颇倾的形容,以及一颗苦难的心的低语。杜甫之所以为大诗人,正在于他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甘苦哀乐感受得深刻而真切,善于敏锐地捕捉那些最感人的形象,并细致人微地再现它们。而善于描绘自然万物的诗人,同时也就是技艺高超的自画像大师,他一草一木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飘泊到湖南为客,已过了整整一个春天,燕子如两也是第二次在此衔泥筑巢了。
以前你入我故园中曾经认识了我这主人,如两春社之日你却远远地看我为陌生人。
可怜你到处筑巢为家,却没有定居之所,与我飘飘荡荡,托身江湖没有什么不同。
桅杆上暂时同我说话,还是要飞起而去,穿花贴水飞去,我不禁泪越发湿了衣巾。
注释
湖南:洞庭湖之南,这里即指潭州。
动经春:动不动便又经历了一个春天。动,不知不觉。
两度新:杜甫从大历四年(769)春来到潭州。到现在已是第二个春天,已是第二次见到燕子衔泥了。
故园:指诗人在洛阳、长安的旧居。
社日: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这天是人们祭神祈求丰收的日子。
远看人:指仍然认识自己,远远地望着自已。
巢居室:指燕子处处在人家屋室的梁上作窝。
托此身:指诗人自己的到处漂泊求地安身。
樯:船桅。
沾巾:指诗人见燕子如此多情而动心落泪。
诗的前四句总写客舟逢燕。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诗人流落湖南不觉得已迎来第二个春天。“新”对“泥”而言。燕子于春季常衔水边湿泥,筑其新巢。“两度新”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已两见燕子衔泥筑巢了。古人与动植物的直接接触远比现代人密切,对动植物的观察也很仔细。他们习惯于根据各种生物的特性,赋于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燕子逐春而生,巢梁而居,所以常常被看作春天的象征,它的鸣叫与飞舞又使人联想到闲适安居的欢乐。杜甫很喜欢燕子,他虽然“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已有十年,但是他始终辛苦经营,像筑巢的燕子一样,为给自己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地努力。在这些日子里,体态轻盈的燕子曾伴诗人度过了不少良辰美景,在诗人的佳篇秀句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形象:“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绝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绝句漫兴》)这一切都生动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中。如今诗人在漂泊无定的时刻又看见了燕子,当然会产生他乡逢故旧的感觉。
“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这两句是对燕子形象的描绘。“旧人故园”,突出诗人对燕子一往深情。“尝识主”,是诗人对燕子的推测。在诗人的心目中,这燕子被看作是往年在故乡同室而居的燕子,它还记着自己的主人,远道来舟中相会,不觉为之一喜。“远看人”既画出了燕子对诗人的同情与疑问,也流露出诗人的无限感慨。在这烟水渺渺之处,前途茫茫之际,诗人无依无靠,独有燕来相就,倍感身世的凄凉。然而,燕纵识主,一叶扁舟,终不似昔日故园的有屋可巢,故尔,燕子既欲亲近,又怀疑豫,只是远远看看。这里的“识”与“看”都写的是燕子的动作、情态,也都涉及诗人。其实这只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诗人眼中看到的燕子的动态,是燕子的人格化,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后四句,对燕自伤。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巢居室”是说燕子筑巢于人家,因为南北无定,所以令人可怜。接着就点破怜燕正是哀己。诗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先是举家徙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柯谷,投奔一个叫佐的侄子。上元元年(760)又往成都去投靠老友严武,卜居浣花溪畔。大历元年(766)又到夔州,在柏茂琳中丞的帮助下定居西阁。十年间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实在和燕子的“处处巢居室”没有两样。如今竟至于无人可依、无地可居,教人叹息。
“暂语船播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那被诗人寄于同情的燕子此刻似乎领会了诗人的意思,“暂语船墙”,向诗人表示同情,但它立即发现这是一只漂流不定的船,不是它应该选择垒巢的“居室”,它忽然又变得漠然无情,随即起而飞去。但是,它又好像舍不得似曾相识的主人,贴水低飞,绕船盘桓,无情而似有情,可爱亦复可恼,终于翻然穿花而逝,给诗人留下空虚、惆怅和寂寞,诗人不觉老泪横流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燕子来舟中作》是杜集中最后一首七律,可以看作诗人临终的哀鸣。在这首诗里,深沉真挚的人性借轻盈的燕子的形象表达出来,朴实、亲切而感人至深。这“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形象,经宋代晏殊的点化,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历代唐诗和杜诗的选本都很少选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为人们所称道的《秋兴》、《咏怀古迹》诸篇。传统的欣赏标准是无一字无来处,是一饭之间未尝忘君。而这首诗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无一字有来处,在于把深情厚意寄托在一只微小的燕子身上。它完全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出发的、以物喻理的咏物诗。也不同于那些摹拟象貌、堆砌典故的咏物诗,诗人在这首诗里完全摆脱了机械的比附,不刻意于追求外形的相似,而是抓住事物最突出的特征,通过内在联系,把人的感情赋于物,使物我达到契合无间的境界,这就是深沉的寄托—杜诗沉郁风格的另一特点。在这首诗中,诗人眼中隐藏着燕子的多情,燕子的眼中又隐藏着诗人的不幸,燕子与诗人的差别仿佛在诗中消失了,从整个画面中只能发现那倾诉不尽的辛酸、诗人颇倾的形容,以及一颗苦难的心的低语。杜甫之所以为大诗人,正在于他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甘苦哀乐感受得深刻而真切,善于敏锐地捕捉那些最感人的形象,并细致人微地再现它们。而善于描绘自然万物的诗人,同时也就是技艺高超的自画像大师,他一草一木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此诗为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在长沙所作。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离开夔州出三峡,在江湘之间漂泊了一年。投奔失败只好以船为室,寄身水上,直到大历五年春,仍然漂泊在潭州(今长沙)附近的湘江上。七律《燕子来舟中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
这首诗一共二十句,可以分两大段,前十句为第一大段,后十句为第二大段。前十句回忆往昔扫灭薛举的征战,追述了作者当年满怀壮气,仗节破敌,“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后十句描述李世民即位后暂停华轩,瞩目俯视旧日战地的情景。这首诗雄放宏拔,颇见动感与力度。
第一大段是描写诗人当年的英姿豪气和与薛军激战的情形。
前四句:“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诗人回忆起自己少年时期,英气逼人,提戈持节,英勇杀敌,心胸高如空中的朗朗晴日,志节如同秋霜一样纯洁。
后六句:“移锋随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诗人以一系列新颖的意象来作比喻:唐军在征战之时,其锋芒所向,有如随电骤起,其势如长河的奔涌,一泻而出。薛军的营垒如同天外星陨,顷刻粉碎沉落,而兵阵亦如风卷横云,顿时四分五裂,这样,一次大战,使得敌军气焰大为收敛,再次战斗,就将凶暴的敌人彻底消灭。在这六句中,诗人略去了战争中的细节,而是用高度概括的形象,一气直下,势如破竹,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第二大段写重过战地的所见所感。
前两句:“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诗人来到扶风战场,停下有华盖的帝王之车,俯视着旧日激战的川原。
“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这四句正是他所看到的场景。当年双方激战的痕迹,似乎被沉沙掩埋,看不出什么迹象了,只有军灶还依稀地残留着一点痕迹。“减灶”,语出《史记·孙子传》,齐将孙膑用增兵减灶的计谋,以示兵力虚弱,诱魏将庞涓进入包围圈,将其歼灭。这里的“减灶”,实指军灶,同时也补足了上一段对战争的描写:不仅有战场上的力的明争,而且有帷幄中的智的暗斗。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那中原上的水波在晚霞的照射下,多么明净;远处的峰峦有如莲花,在薄雾的笼罩中,显得朦朦胧胧。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斗转星移,世界转眼之间千变万化,人间万物,今昔非比。想想多年来的沙场浴血奋战,看着眼前的太平天下,才深感自慰。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颇具特色。为了表达“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的感叹,作者在前后两大段中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对比,篇首,作者提戈仗节,生龙活虎,是雄姿英发的少年,而篇末感喟世途流易,人事沧桑,则显然已渐入老成。其次是环境的对比,当初激战时有如电起河决,星沉云裂,一派剧烈动荡之势,而驻轩属目时,却是故迹沉沙,水净莲昏,一片安谧宁静气氛了,动静之间,对比十分强烈。第三,由此而引出了情绪上的对比,前一段意气昂扬,雄伟奔放,真有不可一世柏壮志豪情,而后一段则显得雍容稳健,深沉凝重,在胜利的自豪中,掺和着一种因为时光易逝的淡淡的哀愁。这些前后不同的变化和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也使得诗思更为深厚,耐人寻味。
这首诗在形式上也自有其特点。除开始二句和结尾二句为散句外,中间全是一对一对的联句,排叠而下,很象后来的排律,不过平仄不合粘对原则罢了。它在语言的工整和词性的对偶上,继承了齐梁诗的特点,为唐诗逐步向排律发展,起了首开风气的作用,是一种创造中的探索。
这首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曲中主要叙述了刘姥姥救贾巧姐出火坑的事情,表达了作者规劝人们济困扶穷的思想观念,警示人们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在这首曲子中,作者用一种庆幸的笔调反复咏叹“留余庆”,借题发挥,直抒劝世行善的主旨。全曲借由巧姐口吻叙述,用语平白直接,含有讽刺意味。
“济困扶穷”与“爱银钱忘骨肉”是强烈的对照。从巧姐的遭遇中看到,“济困扶穷”只能存在刘姥姥这样的劳动者阶层之中;而封建地主阶级,在其覆灭前的挣扎中连骨肉亲情也早已“忘”得一千二净,从而暴露出他们“奸”与“狠”的真面目来。
曲子把王熙凤偶济刘氏,说成是她能“留余庆”,“积得阴功”,那是作者的阶级偏见。曲子还宣扬因果报应,说“乘除加减”,即所谓或增或损,或赏或罚,都是“上有苍穹”一全由老天爷安排决定。这些都是应该批判剔除的封建糟粕。
此曲假托历经家败人亡、又流落烟花巷、最后幸遇曾受恩于贾府的刘姥姥赎救而得脱离苦海的巧姐口吻而直抒劝世行善的主旨。
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尊前拟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佳人无语泪滴,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这首词开端的两句,表面看来固然仅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遣词造句的选择和结构之间,欧阳修却于无意之中显示出他自己的一种独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樽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就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仅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体会到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的爱赏与对人世无常的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上片的后两句是说,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楼头的清风,中天的明月。这两句则似乎是由前两句所写的眼前情事,转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事实上天边的明月与楼外的东风,原属无情之物,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就有情之人看来,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了。所以说这两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又正与首两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下片前两句是说,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积。这两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就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心声之调”。《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词写得如此丁宁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写情至此,本来已经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修却于末两句突然扬起豪兴。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末两句是说,啊,此时只需要把满城牡丹看尽,你与我同游相携,这样才会少些滞重的伤感,淡然无憾的与归去的春风辞别。
这种豪兴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豪宕的句子。在这两句中,不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这首诗中作者赞扬傅山的民族气节,对失去山河的悲痛之情也有抒发,顾炎武为其行为所感动,因此,他勉励友人要互相扶持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晋书·刘琨传》记载晋代刘琨被胡骑围困于晋阳,他便朝夕吹奏胡笳,笳声激起胡人思乡之情,于是胡骑便解围而去。刘琨是古代爱国英雄,傅山是明末清初有气节的爱国志气,尝自称有“弯疆跃骏之骨。”这里顾炎武把他与刘琨相比是为了颂扬他的爱国精神。
第二句“穷愁犹驾阮生车”,《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尝独自驾车而出,他不走现成的道路,走到途穷之处便恸哭趋车而回。这一联中诗人用了两个典故,以刘琨的被围、阮籍的途穷比喻傅山从事抗清活动的艰难困苦,又以“频吹”、“犹驾”赞扬他那坚持不懈、战斗不息的精神。
“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生旧相家”。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为尚书的陈咸率三子同归故里,闭门不出,但仍按汉制在12月戌日举行腊祭。人问其故,他说:“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后汉书·陈宠传》)诗人在这里以陈咸父子们的不合作保持气节的态度来比喻傅山在生活上仍遵明制不作亡国奴。《史记·留侯世家》载:汉将张良因先代五世皆相韩,韩亡,张良义愤填膺,倾家荡产求刺客杀秦王为韩报生。顾炎武这里用陈咸与张良的典故同样是为了赞扬傅山不投靠清廷而献身于反清复明的事业。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当诗人瞻拜明故官陵墓,漫游神州各地时,悲伤痛苦感慨万千,在诗人的眼中连陵阙也产生了哀愁,连河山也垂下了泪水。这里诗人移情及物,宫殿陵墓山河都有哀愁,可见其情之切痛之深了。
“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乘虚犯斗槎”。《博物志》 载:“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诗人在这里表述友情:只要我们互为声援扶助,虽天各一方,也会成为朋友,“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我们不用长途跋涉时来相访,我们的心是相连的。顾炎武与傅山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志向之上的,故两人的心灵有无限的契合。
这首诗不仅是颂扬傅山,也是在言自己之志。诗中的四个典故用得贴切自然,全诗感情充沛、悲壮昂扬,可以从中看出顾炎武的心胸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