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洛阳正值芳菲节”开头，一下子就把读者带进了离人所的满城春色的地方。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又用“秾艳清香相间发”来进一步渲染“芳菲节”，使洛阳的春色变得更为具体可感。“秾艳”一句不仅使人想见花木繁盛、姹紫嫣红的景象，而且还使人仿佛感受到了阵阵春风吹送过来的阵阵花香。接下去两句“游丝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既是写景，又已暗含眷恋送别者的感情。“游丝”是蜘蛛所吐的丝，春天飘荡空中，随处可见。庾信的《春赋》就曾用“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来点染春景。游丝和垂柳原是无情之物，但惜别者眼中，它们却仿佛变得有情了。这里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说游丝苦苦地缠绕着人不让离去，又埋怨杨柳怎么没来由地争着把人送走，即景抒情，把笔锋转入抒写别离。
下片继续写旅途的春光和离愁，使人感到春色无边无际，愁思也无边无际，始终苦恼着离人。作者只写旅途一瞥，用富有特征的形象描绘产生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
“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是全词传神之笔。上句描写旅途中的春山：只见山口处有红杏傍路而开，而红艳艳的杏花林遮住了一大片青山。下句写那位离人的活动：他绕山而行，群山连绵，路途遥远，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中途停宿有杏花开放的驿舍里。这儿人烟稀少，和繁华的洛阳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感到寂寞，他夜不成眠，望月思人，终于迸发出了“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的叹息，使作品所要抒发的感情喷薄而出。词至此戛然而止。
上片写洛阳春季花柳盛开的洛阳这之春，并以柳丝萦牵喻难舍之情。离别的时候正值花草芳香的洛阳之春，浓艳的、清香的，相继开花争妍。接下来写忍离别之情。词人拈出两个象征依恋和离别的意向，“游丝”、“垂柳”，并赋予它们以人的情思，用一“苦”一“争”，写离别之人对洛阳及送行者依依不舍的深情。
下片设想离开洛阳所经之处的风景及旅途之状，进一步渲染离情。“杏花”二句为远望所见之景，放眼望去，离开洛阳要经过的青山缺口之处，红杏似火，一路行人或行或歇。词人也即将加入这行人的队伍，他不由得想象着离开满是好友和知交的洛阳后的寂寞旅程，那会是怎样一番情形呢？一路之上，又会有谁相随呢？陪伴自己的，恐怕只有寂寥孤馆的那一轮明月吧。
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对于近邻的晋国要侍奉，可对于远一些的楚国也要朝拜，这还未计尚须在齐秦的周旋，察言观色仰人鼻息，夹缝中的苟活苦不堪言。但是晋国对此还很不满意。于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份照会，也可以说相当于一份最后通牒。在信中子家历数了郑君对晋的朝见，暗示其所表现出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晋再如此逼迫，不对现行政策改弦更张，那郑国只能是铤而走险，彻底投靠楚国，和晋国决一死战。文中只有三位人物：晋侯、晋国大臣赵宣子和郑国的执政子家。
郑国子家的照会，不是致意晋侯，而是“告赵宣子”，这因为赵宣子才实权在握，而他与晋侯，也有着十几年的、非同寻常的生死渊缘。
这个晋侯，是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即晋灵公。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秦穆公送其渡河回晋已经有六十二岁了，他在位只有九年，就病死传位给太子姬欢，也即晋襄公。姬欢是晋文公逃亡前在蒲城的儿子，晋献公进攻蒲城时，文公逃亡，夷皋幸免于难，躲入民间。晋文公即位后他被文赢认为己子，估计其继位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有些学者认为，姬欢系文赢所生，很有些牵强，因为重耳从楚到秦才娶得文赢，且是当年就渡河复国，如姬欢为文赢之子，则继位时节不足十岁，哪里像秦晋崤之战时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何况晋襄公在位仅仅七年，却做成了不少大事，这绝非十三四岁的少年所能为。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避难民间，直至文公复国才来投奔，所以娶妻生子较晚，他死的时候太子夷皋还在襁褓。为了他继位的人选，晋国的大臣们很是争论了一番，他们觉得立夷皋为君，政局是不容易安定的，还不如立一位年长的公子。当时晋文公的从亡臣子，如赵衰、咎犯俱已亡故，执政的大臣是赵盾，就是本文所说的赵宣子，他是赵衰和叔隗之子，准备到秦国迎接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到陈国迎接公子乐。赵盾为此罢免了贾季官职，贾季逃亡翟国，赵盾派大将先蔑、重臣随会去秦国。
此时秦穆公亦故，秦康公继位。他认为必须以重兵送公子雍为妥。因为上次秦穆公送晋文公复国，还没有安定晋国国内的局势，就匆匆退兵了，结果吕甥、郤芮随即阴谋叛乱，若非勃鞮告密，还不知鹿死谁手。所以这次大军准备得很充分，随先蔑、随会缓缓而行。可是在晋国，此时却出现了变故：夷皋的母亲听说后，抱着太子上朝，把夷皋放在赵盾怀中：“先君在病重时，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你了，当时他嘱咐说，如果你能教诲他成才，那是对晋国的恩赐，如他不能成才，则就只能怨你失职。你为什么弃之另立？”诸位大臣哑口无言，只能是拥立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赵盾自统大军，在令狐迎击秦军。秦康公是好心好意，帮人落得个冤家，先蔑随会也只好流亡秦国。赵盾扶保着一个孩子，晋国的内政外交是一手操持，所幸还有昆弟赵穿鼎力相助，十几年总算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但是赵盾未得周公精神的精髓，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是时刻不忘对侄子的教育；赵盾是位臣子，就不能太放肆，以避免流言蜚语，日久天长就培养出一位奢侈荒淫的君王，《史记》载：“十四年（新君继位时为元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何等的残暴！用弓弩发弹子伤人，观看无辜者逃跑躲避为乐；至于杀人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杀了厨工，还让他的老婆背尸体去丢弃。赵盾多次劝谏，惹得晋灵公烦躁，曾几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得已逃亡，还没有出境，赵穿就带兵袭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朝，晋国的民众对此都很拥戴。但是史官董狐仍然记录在案：“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自己无罪，董狐指出赵为执政，逃亡还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惩办赵穿，就应该负全责。后人评论认为，董狐记录实事求是，不为尊者隐匿过失；赵盾也是为了国家，确实是一位忠臣，背着黑锅有些可惜。事件后赵盾迎接公子黑臀（晋文公之子）立为晋成公。
郑国当时的国君是郑穆公，即郑文公之子子兰也。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但是她们所生的儿子都因罪死，文公一怒之下，将姬妾庶出的公子一律驱逐。公子兰逃奔晋国，侍奉晋文公谨慎，所以很得喜爱。晋文公出兵围郑时（见第一卷《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自行退兵，晋文公也只能和郑文公盟约，条件即是立子兰为太子。郑国的群臣认为，子兰在诸公子中最贤，立之对国家有利，于是子兰成了太子。两年后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而卒，子兰继位为郑穆公。子家是当时郑国的执政大臣，也是姬姓的公子，名归生。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詹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于：在，是：这次）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 心。
——应该说明的是，詹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派执讯——即负责联络的官员——给晋国送来书信（与之：给晋君送来），以向赵宣子申述。
——子家的书信是给晋国的外交文书，本来其接受者是晋侯，但主持政务的是赵盾，子家也就不再绕弯子，总统还是个小孩子，我也不过是个代言人，那就直接和你这位总理交涉吧，但文书陈述的主要对象仍是晋侯。——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他也封爵为侯，故称蔡侯）来一同去侍奉贵国（当时是晋襄公），九月蔡侯到达以后（蔽邑：对自己地域的谦称）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在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陈侯：陈共公）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蒇：读chan，完成）了陈国的事情（作为楚国附属的陈来和晋和好），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去年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往年：去年；往朝夷：应是‘夷往朝’，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在烛之武后面省略了‘佐’字）。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以：释为按照）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迩：读er，近，如遐迩闻名），却对晋不敢怀有 心，是（则：这里作判断词）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何以）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这里的‘一’、‘再’指的是一次和两次，而不是‘首先’和 ‘然后’），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蔑：无）再能超越的了，现在大国（指晋）还说：‘你们没有满足（逞：使得逞）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音：古通荫，即庇荫之处。这言外之意是，如果晋国逼迫得太紧，郑国也只能不得不投靠楚国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铤：快跑的样子，在险路上飞奔——急迫之中还有什么选择！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罔极），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将）悉数动员我军（赋：军队，因为那时是按照田赋出兵员的），开赴鯈地（鯈：读chou，在郑晋边界）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蔡国是楚的盟国）。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晋国于是派巩朔来郑国讲和、盟约，并把赵穿和晋君的女婿池（此人或许是晋襄公的女婿，因为晋灵公当时只十几岁）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子家的说辞，和展喜不同。虽然齐鲁和晋郑相互地位、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展喜是胸有成竹：当时的齐孝公内忧不断，伐鲁不过是炫耀武功，鲁国虽有灾荒，但人心同仇敌忾。齐军并不愿在疆场和鲁国对决，更不能粘着对恃。所以很顺利地说退齐兵。子家文书倒类似烛之武的方式，都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都是在逻辑上引出第三方的砝码，让对方来权衡利弊，重新斟酌和我方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子家的陈述面对的晋国，是威胁的主要发起方，而烛之武说秦穆公，面对是进攻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当时晋文公是决心灭郑，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叔詹自杀都无济于事！但秦穆公的军事实力最强，具有左右局势的能量，而第三方砝码就是晋的图霸！所以谈判水到渠成。子家面对的晋灵公（也即赵盾），只有彻底折服郑国的愿望，却没有灭郑的力量——如果能够，他不必装模作样；郑国尚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陈蔡小国所能比，又地处中原战略要冲，是晋楚在争霸中最具价值的帮手。可以说，他们谁争取到郑国，就为称霸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子家的说辞，最让赵盾担忧的，不是“鹿死不择荫”，而是铤而走险——彻底地投靠楚国，甚至请楚派军驻守。这个砝码的重量，赵盾不可能不掂量。子家专门说到陈国，那么详尽地讲他先和陈侯去楚国请示，再和陈侯来晋国朝见。言外之意是：你看看楚国多大气，我们是不能只依靠你的！和解是最好，开战也可以，让我彻底背离楚国不可能！利弊得失您看着办吧。
王沂孙的这首词作就是一篇有着广阔的审美空间的作品。
“扫芳林，几番风雨，匆匆老尽春禽。”是对暮春景象的描绘。经历了几番风雨摧折的芳林已失去了往日的新鲜，连栖息其中的春禽也衰老了几许。
“渐薄润侵衣不断，嫩凉随扇初生。晚窗自吟。”是写诗人暮春之夜的感受：诗人临窗自吟，拂动罗扇，暮大公报湿润轻轻地漫上了衣襟。从笔调上看已由开头的沉郁向轻松过渡。
“沈沈，幽径芳寻。晻霭苔香帘净，萧疏竹影庭深。”这几句转入怀人，全是虚拟语气。诗人想，暮霭降临之际，意中人的居地一定是竹影横斜，庭院深深，洁净的珠帘正拂动着散发轻香的青苔，而她，也许正沿着花木扶疏的幽径独自徘徊。
“谩淡却蛾眉，晨妆慵扫，宝钗虫散，绣屏鸾破。”这几句写意中人的百无聊赖。
“当时暗水和云泛酒，空山留月听琴。”诗人由意中人寂寞凄楚的环境转入已往情事的回忆。
“料如今，门前数重翠阴。”以景作结，含蓄而有兴味。诗人以意中人门前的翠阴渐深渐浓，暗示时光流逝，相会无期。因此，虽无一个情字，但无处不有情在，虽无一个恨字，但无处不有恨在，真是“道似无情却有情！”
这首词，由于作者带着悲壮激烈的心情来写，所以很有气魄，从一开始的景色描写，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叙述，写得气势磅礴、感情豪放、情绪激荡。下半片，写世事巨大的变迁，沧海桑田，面貌全非。
沽酒汀边，一身孤零。夜雨傍沱，又兼涛声，其势磅礴。“接着“记当年”以下，连续用典，历数风流人物、兴亡旧事，直至上片收煞，一气奔注，略无滞碍，托兴高远。作者描绘这些历史事件，写得深刻入微，如：“阿童东下”中用“东下”来形容晋王浚进军的气势， “佛狸深入”中用“深入”来说明进军的程度和梁武帝轻敌，用“萧郎裙厩"来比喻他华而不实，最后被围困而死。“笑风流”句，说的是谢玄的北府兵晓勇善战，将领们亦好谈兵法。“笑”字微妙，不能简单理解成讥笑，而应当理解为：当年晓勇的北府兵以及好谈兵的将领们如今何在？此处“风流”有豪爽、粗犷的意思。上片多用典实，却自然浑成，并不涩滞。但每个典故都是一个历史事件，内涵丰富。如：“阿童东下”，“佛狸深入”，它们各含一个具体，生动，场面壮阔，战斗酷烈的故事。又如：“萧郎裙屐偏轻敌’’，内含了梁武帝被困的故事，指出了华而不实的少年贻误国事。
换头转人即景抚今。“人事改，寒云白”句极言人世沧桑变幻，历代兴亡如白云须臾变苍狗，都只是瞬息间的事。其中词中风景描绘，起了很大的衬托作用。如：“听夜雨、江声千尺。’’又如：“落日楼船鸣铁锁，西风吹尽王侯宅。”以落日残照古战场和西风吹进王侯家来显示时代的变迁，且”西风吹尽王侯宅“，意同刘禹锡《乌衣巷》诗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言石头城中东晋王侯的住宅如今也不复存在了。最后， ”任黄芦、苦竹打寒潮，渔樵笛“"描绘昔日的战场，已一片冷寂、空旷、残败的景象。只剩下让后人凭吊的遗迹。写黄芦苦竹抽打着红潮，是突出风，江风飒飒，不知渔夫还是樵子在吹着笛子，构成了凄苦幽怨的交响。全词高旷沉郁，苍茫无尽，确有东坡风致。
作者其实是在影射明末清初的镇江战事镇江的失陷与守将杨文骢的当生意气，骄傲轻敌脱不了干系。将大清军用灯笼火把伪饰起来的空筏看作是满载敌兵的战船，正当杨文骢为发炮击沉了清军的空筏而沾沽自喜时，清军主力已在大雾的笼罩下发动偷袭，杨文骢的狼狈与尴尬遂成为那场灾难的终点……纵观整个战局，弘光朝的覆灭就是那些夸夸其谈、志大才疏的风流名士们所制造的悲剧。 国亡了，家破了，西风吹尽王侯宅，光荣与尊严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
此词以蒜山附近为中心，将不同时代不同事件连缀一起，上下数百年，综观千古，语言精练而概括，一句一典，其景扩大，色彩黯淡。景中寓情，又因情选景，使词具有情豪气壮，悲激感人的特点，颇有苏辛之风。
这首诗前四句写山中精舍建成后的清爽心情及身边之物，有闲居山野、怡然自得的意味；后四句点透主旨，追求宗炳和慧远那样的境界，表明自己安于山林之隐，无意于鱼跃龙门。全诗善用典故，语言明快，形象生动。
这首诗通常被认为作于北宋建隆二年（961）李煜即位之前，是迫于韬晦而赋之。诗中的山舍应当是李煜在城外筑建的用来赏玩、避世的山庄。周振甫认为“李煜有《病起题山舍壁》，当是在过隐居生活时写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此诗表露了李煜仿古隐士贤人远离凡尘的想法。隐匿于世俗纷争喧嚣 之外，做一个吃穿不愁、求仙问道的贤人，大概是诗人当时的理想。
此诗前四句写身边之物，有闲居山野、怡然自得的意味。开头说山中的精舍建成后，觉得病爽然轻松了许多。“杖藜巾褐称闲情”一句意为不愿穿龙袍，只甘心做一个普通人。王维《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诗云：“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李煜在此实有王维诗意。接着“炉开小火深回暖，沟引新流几曲声”两句是李煜形容他隐居山舍的闲情悠静生活，给人以确实跳出红尘烦恼世界的感觉。诗的后四句点透主旨，表明自己安于山林之隐，无意于鱼跃龙门。颈联出句是说人的寿命长也罢，短也罢，其实都只是暂时的寄居色身。色身早晚要坏朽的。对句是说，他最后一定要像慧远大师那样皈依净土而进入极乐世界。意谓无意过问朝政。最后两句表明，与人勾心斗角是很累人的，他自己不愿做徒劳无益的事，不要勉为其难去竞争贪图那些毫无意义的虚名。李煜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历来是以长为嗣，自己排行第六，嗣帝位对他来说那是非分之想，这与鲤鱼想入龙门的幻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鲤鱼化龙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去累自己而“役役”了。
这首《病起题山舍壁》诗与两首《渔父》词（《渔父·一棹春风一叶舟》和《渔父·浪花有意千里雪》）就主题而言，应该是一致的，即刻意剖白自己无意于宫廷斗争的韬晦之作。两首《渔父》词，是题在《供奉卫贤春江钓叟图》上的，而这首七言律诗，却是题在山舍墙壁上的。李煜的意图很明白，就是想让人看到这些诗作，更想让人知道他不关心朝政，或者确切地说这是专给那些猜忌他的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