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男子汉生在这个世上,就是要在壮年时候实现自己的抱负。
只有征战沙场,才能建功立业,哪能空守着旧家园?
今日正当招募将士,开赴蓟门。军队马上开拔出发,不可停留。
我花了千金买了马鞍,花了百金,装了刀头。
乡亲们为我送行,亲戚相拥,围在了道路四周。
头花半白的长辈,位居上列,送行的筵席上,酣畅地饮着美酒,美食不断的送到桌上。
少年我今日出征,与大家话别,说出了豪迈的赠言。一边说一边含笑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吴钩。
清晨,我到东门营报到,傍晚,就开拔到了河阳桥上。
晚霞映照迎风招展的军旗,战马与萧萧朔风呼应嘶鸣。
一望无际的沙原排列着无数行军帐幕,行伍首领各自召集手下的士兵。
夜空中,高高悬挂朗朗明月,军令森严,整个营地寂然无声。
几声悲咽的茄声划破长空,从军壮士神情肃然,失去了往日骄纵之情。
借问统领军队的大将是谁?大概又是一个嫖姚校尉霍去病。
古代的将军重视守卫边疆,如今的边将却只重高官厚禄。
哪里料得到皇帝偏又好武,出征的军队绵亘不断,漫卷长空。
当今全国既已统一,就没有出师必要,这样却还要孤军深入。
使得战士们都是为了统治者的企图而拼命。
在穷荒之地拔剑练习作战,每天征收成群的战马。
将军发誓要开发极北的地方,对吾皇效忠心。
捷报不断传来,其实是虚报邀赏,因为是奚族与契丹本无寇警。
渔阳郡尚武,多豪士侠客,此豪侠之地,成天鼓乐轰隆。
渤海上船只鼓帆前进,那是装载来自东吴的粮食。
还有越罗与楚练,其光彩照耀得人身都发光。
主将的地位更崇高,气焰更嚣张,都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边疆之人不敢议论,有敢议论告发的死无葬身之地。
我本来出身良家,懂得许多门道,揣知主将有叛逆的可能,所以不敢跟从。
主将骄矜增加了我的忧虑,荣华富贵已不值得一说。
跃马横刀二十年,担心的是辜负了明主的恩情。
眼看幽州叛军长驱直入,洛阳即将沦陷。
于是半夜里抄小路逃回家,可是故乡已经变成了空村。
我幸亏没有背上叛逆的罪名,如今孤身一人,没有儿孙。
注释
召募:这时已实行募兵制的“扩骑”。
蓟门:点明出塞的地点。其地在今北京一带,当时属渔阳节度使安禄山管辖。
道周:即道边。
斑白:头发半白,泛指老人。居上列,即坐在上头。
酒酣:是酒喝到一半的时候。
庶羞:即莱肴。白居易诗“人老意多慈”,老人送别,只希望小伙子能多吃点。
别有赠:即下句的“吴钩”。“别”字对上文“庶羞”而言。
吴钩进:春秋时吴王阖闾所作之刀,后通用为宝刀名。深喜所赠宝刀,暗合自己“封侯”的志愿,所以“含笑”而细玩。
东门营:洛阳东面门有“上东门”,军营在东门,故曰“东门营”。由洛阳往蓟门,须出东门。这句点清徵兵的地方。
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是黄河上的浮桥,晋杜预所造,为通河北的要津。
大旗:大将所用的红旗。
幕:帐幕。列,是整齐的排列着。这些帐幕都有一定的方位和距离。
悲笳:静营之号,军令既严,笳声复悲,故惨不骄。
嫖姚:指西汉大将霍去病。“嫖姚”同“剽姚”,霍去病曾以“嫖姚校尉”一战成名。
古人、今人:都指边将说。
重高勋:即贪图功名。
亘:是绵亘不断。
且:尚也。跟上句“已”字对照。
遂使:于是使得。承上“且孤军”来。
貔:即貔貅,猛兽,这里比喻战士。边将贪功,人主好武,这就使得战士们为了统治者的企图而拼命。
勇,是勇往。
所闻:是指地方说的,即下文的“大荒”“玄冥”。《汉书·张骞传》:“天子(武帝)既闻大宛之属多奇物,乃发间使,数道并出。汉使言大宛有善马,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上车令等持千金以请宛王善马。”即此“所闻”二字的本意。
大荒:犹穷荒,过去所谓“不毛之址”。
玄冥:传说是北方水神,这里代表极北的地方。
两蕃:是奚与契丹。
静无虞,本无寇警。
渔阳:郡名,今河北蓟县一带。其地尚武,多豪士侠客,故曰豪侠地。
辽海:即渤海,粳音庚,晚熟而不黏的稻。
来东吴,来自东吴。
主将:即安禄山。天宝七载禄山赐铁券,封柳城郡公:九载,进爵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从他开始。
上都:指京师,即朝廷。凌,凌犯,目无朝廷。
多门:许多门道,有多次意。
益:是增益,“思”字照过去读法应作去声。
愁思:即忧虑,是名词。
跃马:指身贵,兼含从军意。
坐见:有二义:一指时间短促,犹行见、立见:一指无能为力,只是眼看着:这里兼含二义。长驱,言其易。
河洛昏:指洛阳行将沦陷。当时安禄山所部皆天下精兵。
间道归:抄小路逃回家。
恶名:是叛逆之名,禄山之乱,带有民族矛盾性质,这个士兵不肯背叛,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这首诗应当作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安禄山反唐之初。自开元中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唐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这组诗叙写开元天宝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目的在于通过士兵的自述,大声疾呼地揭露安禄山的反唐真相,叫唐玄宗快快清醒过来,并指出养成安禄山反叛的原因,即在于他自己的好大喜功,过宠边将,以致安禄山得以边功市宠、形成养虎贻患。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上片写景,由室内写到帘外,是寓情于景。
“帘幕疏疏风透,一线香飘金兽”这两句通过对细风透进帘幕、香炉缕缕飘香的描绘,明写官妓刘淑奴闺房的幽雅芳美,暗写前来幽会告别的环境气氛,隐含越是美好、越是值得留恋,越是幽静、越是格外凄清的弦外之音。
“朱栏倚遍黄昏后”二句,紧承首二句而来,由室内转而写室外,由黄昏写到深夜,勾勒出倚遍每一根栏杆、凝视着画廊上如昼月光的生动画面,传达出回忆往昔并肩倚栏,携手赏月,而今恋恋不舍,依依惜别的愁绪。原来她从寂寞空房的炉烟袅袅记起当时两情绻缱的往事,如今离分两地,叫人思量。所以她不禁由室内走出帘外,在朱栏绕护的回廊上,一遍又一遍地倚栏望着,从白天盼到黄昏,从黄昏盼到浩月流辉的深夜。“月华如昼”,说明这是一个月白风清的良夜,往日相聚,两人浓情密意,喁喁低语,何等欢爱;可是而今天各一方,形单影只,欲语无人谁诉。教人深深惆怅。上片四句全部写景,而字里行间则洋溢着离愁别绪,因为往昔天天如此,而从今以后却不复再见了,对景伤情,万般无奈之意,尽在不言中了。这两句主要从时间上着笔,写离别之人从黄昏到深夜,倚遍栏杆,离愁无限,对月无绪的痛苦情态。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上片写法正是如此。
下片在上片写景的基础上,着重抒情,借外景反衬内心的苦闷,是以景衬情。
“别离滋味浓如酒,著人瘦。”这两句是全词的主调,这种“别离滋味”只有自己深深地感到,要说出来却又十分抽象。词人在这里用“浓于酒”一词来形容描写这种离愁别绪的浓烈程度,这就使抽象的情感物态化、具体、形象,它不仅将比酒更浓烈的离愁别恨极为生动形象地勾画出来,而且将词人借酒浇愁的神态巧妙勾出,收到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正因为如此,“著人瘦”一句便水到渠成,落到了实处。这种离愁竟使人为之憔悴,其滋味便可想而知了。
“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依旧”紧承前句而来,前两句写离愁滋味超过浓酒,进行正面对比;这两句写别情不及墙柳,则从反面衬托:柳叶只枯黄萎落于一时,春风一吹,柳色如故。言外之意,人一离别,各自天涯,是否能再续旧情,可就说不准了。这一反衬,由眼前的墙东柳触发而起,既信手拈来,又新奇贴切,极为深切地道出了内心深处的惆怅之情和缠绵悱恻之意,这就成为全词的点睛之笔。
这首词写景纯用白描,毫不雕饰,清新流丽,而情寓其中;写情,直抒胸臆,决不做作,层层转跌,入木三分。其中绝无香泽绮罗之态,唯有不加矫饰之情。使词作具有清新流丽的风格特征。(池万兴)这首词风调清丽,情致缠绵,在婉约词中也属上乘之作。 (郑临川)
此词主要表现歌女高超的歌艺和动听的歌声。
上片“歌檀敛袂”,写的是歌女开始演唱前的动作,她稍稍敛折好衣袖,轻轻拍打下檀板。“缭绕雕梁尘暗起”,这里分别用了传说中两位著名的歌者的典故:一是韩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是虞公高亢清越之音震动梁上灰尘。词人借此突出写这位歌女歌唱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接下来,词人又用一比喻写歌声的婉转圆润。“百琲明珠一线穿”,她的歌声就像数百串明珠串在一起,既悠长又圆润。
下片进一步写歌女的演唱艺术之高。她不仅天生一副好嗓音,而且,“天上仙音心下事”,意为如天上仙乐般的歌声中传达出无限心事,这说明她能巧妙地将美妙的歌声与内心情感结合起来,她是在用心灵歌唱。因此,“满座迷魂酒半醺”,喝得略带几分醉意的客人们也被她动听的歌声感染陶醉了。
词人运用夸张的手法,从听觉和视觉的不同角度形象再现了歌声清越而悠长、绕梁不绝、响遏行云的艺术效果,体现了词人不凡的艺术表现技巧。
常人写这类题材,大致是先叙湖上景致,然后因景抒情。而作者却不循常套,起笔不谈游湖,而先从身世感慨人手。首三句“天风吹我,予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气势宏大,姿态超迈。作者不说自己出生杭州,却说自己是被天风吹落于此的。他是天上的谪仙,身在人间,神在天表,只不过西湖风光的清丽令他满意,他才不想返回天界。这三句,才写到作者的诞生,但却已将他的自命不凡、高视阔步、超凡绝俗之态写出,一种豪迈飞扬的气概,跃然纸上。有这三句定下基调,下面几句就看似惊人而实无足惊奇了。“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天际”,之所以说他只是北京城中一个客居的弱冠少年,却不说仕途不得志之苦、不抒少年意气,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回首往事时有无限苍凉迷茫,就是因为他是谪仙,胸襟广、目光远,所思者大。“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像樊哙那样建功立业、像驺奭那样立言传世,乃是无数古人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他却说那些都不是他的平生之志,也因为他是谪仙,来到人间乃是为了大济苍生、重振乾坤。战场上的一刀一枪,书堆中的寻章摘句,他当然是夷然不屑的。不过,他这番心比天高的志向抱负,常人是不会懂得。“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就连坟地在西湖边的苏小小地下有知,也肯定会笑作者全然打错了算盘。阅尽人世的小小尚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论了。
词至上片末尾,豪情已转为孤独之感。过片才写到游湖。“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但他笔下的西湖,乃是与他心境相合拍的西湖,他满怀清愁,所以刚刚看到“一抹”斜阳、“半堤”春草,这愁怀就顿时被惹逗起来了。斜阳芳草,自古都是伤心物,作者在此并未超越前人,但连用了“一抹”、“半堤”、“才见”、“顿惹”,词情便有无限含蓄,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接下“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前者用曹植《洛神赋》“罗袜生尘”之典,后者语本苏轼《前赤壁赋》“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歌。既是泛舟湖上,自不免极目远望,但作者所望也不同凡俗,他望的是“美人”——理想的化身。然而,“何处觅”、“予怀孤寄”,他未能望到理想的归宿所在,满腔情怀亦不知何处吐泄。
词至此,已由豪迈而入孤独,由孤独而入忧愁,由忧愁而入怅惘。经此几番情感转折,终于唤出了全篇的名句:“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怨”,是指他胸怀大志却无人领会、无处施展的怨愤;“狂”,是指他心中汹涌澎湃的狂潮,这狂潮中有高超的见识、有宏大的构想、有急切的愿望,包含之多,实难尽言。欲怨之去,就吹上一曲缠绵悠远的箫乐,让那怨愤随风飘逝;狂来奈何,就舞出一派熠熠生辉的剑光,让心潮在浩荡剑气中暂趋平伏。这一箫一剑,其中包蕴了作者多少失望和希望、痛苦和兴奋;抚起箫、挥起剑,这中间的滋味,令作者魂为之销。相形之下,功名、文名的“两般春梦”算不得什么,就让它们随着橹声飘荡进云水之间。
这首词全盘托出了少年龚自珍的雄心、抱负和自信、自负,是龚词的代表之作。其中核心的箫、剑二句,尤为后人所称道。有人说,这两者分别代表优美和壮美,而作者一身兼有之,实乃不世出之奇才。有人说,这两者代表了作者个性的两个方面,一深远,一宕落。龚自珍一生的行事,亦可以“吹箫”、“说剑”括之。即使到了他的晚年,他虽然自称“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似乎剑已涩、箫已折;其实,这仍然只是在“吹箫”而已。上引二句出自《己亥杂诗》,而他在同一组诗中大声疾呼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依然是“说剑”的雄姿。
春节原本是欢快的日子,一年之始的春驱冬而临,人们大抵应是喜上眉梢,暖生心底的。然而词人劈头起句就是“又东风唤醒一分春,吹愁上眉山”。春的被“唤醒”,竟同时也“唤醒”了愁似的,那东风把愁吹上了眉头。眉山,韩偓诗有句云“眉山正愁绝”,因妇女眉色似山黛,故指喻眉毛。李清照又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句,写愁思外露凝结于眉间。这里愁与春同来,并非是习见的感春伤春。春才“一分”,有什么可愁眉百结的?显然,它强烈表现了词人对前景的迷惘,形势使他丝毫也乐观不起来,预感到这新的甲寅之年中不会有舒心事。事实确也如此,这一年从正月太平军三占武汉三镇,到年底在赣湘一带连挫“湘军”,曾国藩急得几乎投水,应该说,词人是非常敏感的。“趁晴梢剩雪”三句具体描述“愁上眉山”的抒情主体“我”的意兴形态。蒋春霖先构筑出一个特定的“境”: 残雪挂在初晴的树梢上,夕阳西斜,余辉残照未尽。这是一个凄寒寂寥的境界,而人就悄立在这“境”中。“人影山山” 的“山山”,不该解为人的衣带上的玉佩声,而应是“阑山”之山,即白居易《咏怀》诗“诗情酒兴渐阑山”的山,意为渐渐衰退残尽。“人影山山”,是说随着斜阳西下,落辉光淡,人影也渐消淡而无。词人在这句中写出了 “小立”的时间推移。用人影的渐失来表现时间感,正和上句萧瑟的空间感极其协调、妥帖地共相构成了一个空灵的情境。陈廷焯认为“鹿潭深于乐笑翁……此篇情味尤深永,乃真得玉田神理,又不仅在皮相也” (《白雨斋词话》卷五),张炎词的风格美表现为空灵清凄。要体味蒋鹿潭的“真得玉田神理”,当从上述句式中着手。“避地依然沧海”到上片结句,是“斜阳小立”中的“我”的愁思满怀的心语,即“愁上眉山”的实际内涵。在一场大动荡中,“避地”是为求安定平静。可是,“依然沧海”! 哪儿也不可能逃脱这种变动,处处都面临着或已经是沧海桑田天地翻覆。这是词人心境的痛切感受,所以,“险梦逐潮还”,恶梦紧缠,似潮汐般一次次袭击心头。一个“险”字下得十分警策,把种种复杂的情思全汇总到这上面来。一代封建文人的精神状态、心理活动,从“险梦”,以及前边的“愁上眉山”、后面的“莫倚阑干”中已可毕见。貂裘披身也还觉得心寒神颤,说到底是因为时非升平,繁华如汉、唐的长安元日的景观一去不复返了。“不似长安”,上片收结得既冷峭又切题。此种笔法即前人所说的“清警”。
下片紧承“不似长安”而来。既然已非清平之年,于一片“悲笳声里”还过什么春节?作为个人,在这人世间本只是“匆匆过客”,所以过年无非意味着多活了一年而又更临近生命的结束,“草草辛盘”,迎新仪式和风俗活动完全可以简化了的。辛盘,旧时元日(春节)以葱、蒜、韭、蓼蒿、芥五样物事杂和而食,名五辛盘,作为迎新的祛邪取吉之意。然而,迎新活动可以省简,心头的愁思并不因之而宽解,“引吴钩不语”是力不从心,无以报效国事的形象说法。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政事日非,将无以挽转,故而酒落肚而心愈寒。说酒杯(玉犀)寒,实系心境寒苦。人到无以解忧之时,总还得找一点聊以自宽的办法,不然,何能度日。词人说:不要去管那些国事政事吧!且继续痛饮,从而用醉眼去观赏洁似玉雪的梅花,岂不是甚好的事儿?“杜鹃桥”,化用北宋邵潜在天津桥(河南洛阳一桥名)上闻杜鹃啼泣,以为是亡国之谶兆的典故。词中借以概喻日衰的国事。醉看梅花,既以花切贴“元日”之题,又暗示有洁身自好意。末句“南云暗”比拟江南的形势,“任征鸿去,莫倚阑干”,是说看了“征鸿”这候鸟的南去,徒增悲伤,不如不去“倚阑”。当年辛弃疾《摸鱼儿》词结句是“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即表现的是一种对政局的焦虑,蒋氏翻用此意实系对自己依附的清王朝政权的前景深感渺茫。一个“任”字,一个“莫”字,值得审辨,词人的心迹可以从中探知。同时,这结句与词的起首“唤醒”愁上眉头,恰好回环照应,如合契符。
蒋春霖的词出入于浙西、常州二派之间,最显明的特点是词情浓重,清而不枵空,灵而无油滑; 虽多用意象,寄意言外,却又不晦涩,不靠微言大义以堂皇面貌,情思郁而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