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男子汉生在这个世上，就是要在壮年时候实现自己的抱负。
只有征战沙场，才能建功立业，哪能空守着旧家园？
今日正当招募将士，开赴蓟门。军队马上开拔出发，不可停留。
我花了千金买了马鞍，花了百金，装了刀头。
乡亲们为我送行，亲戚相拥，围在了道路四周。
头花半白的长辈，位居上列，送行的筵席上，酣畅地饮着美酒，美食不断的送到桌上。
少年我今日出征，与大家话别，说出了豪迈的赠言。一边说一边含笑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吴钩。
清晨，我到东门营报到，傍晚，就开拔到了河阳桥上。
晚霞映照迎风招展的军旗，战马与萧萧朔风呼应嘶鸣。
一望无际的沙原排列着无数行军帐幕，行伍首领各自召集手下的士兵。
夜空中，高高悬挂朗朗明月，军令森严，整个营地寂然无声。
几声悲咽的茄声划破长空，从军壮士神情肃然，失去了往日骄纵之情。
借问统领军队的大将是谁？大概又是一个嫖姚校尉霍去病。
古代的将军重视守卫边疆，如今的边将却只重高官厚禄。
哪里料得到皇帝偏又好武，出征的军队绵亘不断，漫卷长空。
当今全国既已统一，就没有出师必要，这样却还要孤军深入。
使得战士们都是为了统治者的企图而拼命。
在穷荒之地拔剑练习作战，每天征收成群的战马。
将军发誓要开发极北的地方，对吾皇效忠心。
捷报不断传来，其实是虚报邀赏，因为是奚族与契丹本无寇警。
渔阳郡尚武，多豪士侠客，此豪侠之地，成天鼓乐轰隆。
渤海上船只鼓帆前进，那是装载来自东吴的粮食。
还有越罗与楚练，其光彩照耀得人身都发光。
主将的地位更崇高，气焰更嚣张，都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边疆之人不敢议论，有敢议论告发的死无葬身之地。
我本来出身良家，懂得许多门道，揣知主将有叛逆的可能，所以不敢跟从。
主将骄矜增加了我的忧虑，荣华富贵已不值得一说。
跃马横刀二十年，担心的是辜负了明主的恩情。
眼看幽州叛军长驱直入，洛阳即将沦陷。
于是半夜里抄小路逃回家，可是故乡已经变成了空村。
我幸亏没有背上叛逆的罪名，如今孤身一人，没有儿孙。
注释
召募：这时已实行募兵制的“扩骑”。
蓟门：点明出塞的地点。其地在今北京一带，当时属渔阳节度使安禄山管辖。
道周：即道边。
斑白：头发半白，泛指老人。居上列，即坐在上头。
酒酣：是酒喝到一半的时候。
庶羞：即莱肴。白居易诗“人老意多慈”，老人送别，只希望小伙子能多吃点。
别有赠：即下句的“吴钩”。“别”字对上文“庶羞”而言。
吴钩进：春秋时吴王阖闾所作之刀，后通用为宝刀名。深喜所赠宝刀，暗合自己“封侯”的志愿，所以“含笑”而细玩。
东门营：洛阳东面门有“上东门”，军营在东门，故曰“东门营”。由洛阳往蓟门，须出东门。这句点清徵兵的地方。
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是黄河上的浮桥，晋杜预所造，为通河北的要津。
大旗：大将所用的红旗。
幕：帐幕。列，是整齐的排列着。这些帐幕都有一定的方位和距离。
悲笳：静营之号，军令既严，笳声复悲，故惨不骄。
嫖姚：指西汉大将霍去病。“嫖姚”同“剽姚”，霍去病曾以“嫖姚校尉”一战成名。
古人、今人：都指边将说。
重高勋：即贪图功名。
亘：是绵亘不断。
且：尚也。跟上句“已”字对照。
遂使：于是使得。承上“且孤军”来。
貔：即貔貅，猛兽，这里比喻战士。边将贪功，人主好武，这就使得战士们为了统治者的企图而拼命。
勇，是勇往。
所闻：是指地方说的，即下文的“大荒”“玄冥”。《汉书·张骞传》：“天子（武帝）既闻大宛之属多奇物，乃发间使，数道并出。汉使言大宛有善马，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上车令等持千金以请宛王善马。”即此“所闻”二字的本意。
大荒：犹穷荒，过去所谓“不毛之址”。
玄冥：传说是北方水神，这里代表极北的地方。
两蕃：是奚与契丹。
静无虞，本无寇警。
渔阳：郡名，今河北蓟县一带。其地尚武，多豪士侠客，故曰豪侠地。
辽海：即渤海，粳音庚，晚熟而不黏的稻。
来东吴，来自东吴。
主将：即安禄山。天宝七载禄山赐铁券，封柳城郡公：九载，进爵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从他开始。
上都：指京师，即朝廷。凌，凌犯，目无朝廷。
多门：许多门道，有多次意。
益：是增益，“思”字照过去读法应作去声。
愁思：即忧虑，是名词。
跃马：指身贵，兼含从军意。
坐见：有二义：一指时间短促，犹行见、立见：一指无能为力，只是眼看着：这里兼含二义。长驱，言其易。
河洛昏：指洛阳行将沦陷。当时安禄山所部皆天下精兵。
间道归：抄小路逃回家。
恶名：是叛逆之名，禄山之乱，带有民族矛盾性质，这个士兵不肯背叛，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这首诗应当作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安禄山反唐之初。自开元中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唐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这组诗叙写开元天宝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目的在于通过士兵的自述，大声疾呼地揭露安禄山的反唐真相，叫唐玄宗快快清醒过来，并指出养成安禄山反叛的原因，即在于他自己的好大喜功，过宠边将，以致安禄山得以边功市宠、形成养虎贻患。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在中国都是节日，真是有趣的巧合。元代的民间散曲家注意到这一点，作了同曲牌的组曲分咏它们，本篇就是其中的一支。既然是分咏，就必然要突出各个令节的特色。七夕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牛郎织女在夜间的相会，这是家喻户晓而又令人动容的美丽传说；二是民间妇女的“乞巧”风俗，《西京杂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可见其来源颇为古老。除了向月穿针的“赛巧”外，还有用蜘蛛在瓜果、小盒中结网，以及用水盆浮以松针纤草布现图形的“得巧”。熙熙乐乐，热闹非凡。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节日，能像七夕这样，与日常生活及幸福理想同时如此地贴近。
这支小令仅用两旬对仗：“天孙一夜停机暇，人世千家乞巧忙”，就酣满地兼顾了七夕的两大特色，一“暇”一“忙”，相映成趣。从“天孙一夜”与“人世千家”的悬殊比照来看，作品的重心在于后者；但人世于七夕所领受的节日情味，其源头正是天上牛郎织女相会故事的浪漫色彩。所以第三句又转回了“双星”，他们在经过一年的久别后，心事自然深密，情话自然绵长。这一句并不用直述表示，而用一个“想”字领起，“想双星”的人儿，心儿该同双星靠得多么紧啊!缅怀、遐想、赞美、怜惜、期望、羡慕……全都包容在这“想”字中了。
于是就有了末二句的神来之笔：“七月七，回首笑三郎。”这段话有两重解释。据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天宝十载七夕，杨贵妃在骊山宫“独侍”唐玄宗。“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这也就是白居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一段的本事，白诗引文详见注③。按照这样的理解，“回首”就是杨贵妃的现场动作，她“回眸一笑百媚生”，向着明皇传递脉脉情意；这两句通过李、杨二人在七夕夜的呢爱与密誓，表现了这一佳节对天下情人具有欢乐畅怀的不寻常意义。这是一重含意。然而，“他生未卜此生休”，明皇同贵妃不要说“世世”，在当世的夫妇也未能做到头。正是“三郎”本人，在“安史之乱”中违心地下令处死了对方。《长恨歌》记他之后还宫的情景：“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他无疑在“西宫南内”的“夕殿”中悄然地消度过七夕。从这一意义上，“回首”就是对历史的回顾，“笑”也不是呢笑、媚笑，而是嘲笑和嗤笑了。一切在七夕节享受欢乐、尊重感情、珍护理想的情男爱女，都有资格“回首笑三郎”。这是又一重含意。两重解释都能成立，它们在并列中互为补充，且将情侣在“七月七”的热烈奔放表现得栩栩如生。小令至此虽戛然而止，却仍使人回味无尽，同末句的双关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