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咏蝶诗体物入微,描摹传神,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诗的前六句,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素蝶的动人形象。这些诗句犹如电影中的镜头,伴随着由绿蕙、青薇、阳光、春风、红花、碧树组成的背景的不断转换,展示出了素蝶轻盈飘然、千姿百态的身影。不仅如此,诗人在表现素蝶时,还融人了感情色彩,既写它飞花舞叶的喜悦,也写它映日顺风的欢快,更写它受鸟雀追逐的悲哀,从而赋予了素蝶栩栩如生的神情。这些传神的描摹,固然得之于表现手法的精巧,但若诗人不作细致的观察,不作设身处境的体验,恐怕不可能如此形神俱妙地将素蝶的风姿表现出来。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也不过是一幅蝴蝶写生而已,然而诗人并没有只停留在对素蝶作穷形尽相的描摹,,而是在动态描写中进步一写出了蝶蝴的“命运”。不要看它是一只蝴蝶,它同样有悲欢,有升沉,有追求。它要随蜂避雀,要映日因风,有“争起”的奋斗,也有“共归”的退隐,在花中叶际穿来飞去,归宿到底何在呢。“芳华幸勿谢,嘉树欲相依”二句,进一层展示了它的情感,诗句以素蝶自诉的口吻诉说希望百花不要凋零。这一感情的表白,透露出了素蝶内心对未来的不安以及对生命的追求,全诗由此而更显蕴藉深厚。同时,在这两句中诗人假托蝴蝶的口吻,对蝴蝶的前途给出了答案:它所向往的是一株花繁叶茂、生机无限的“嘉树”以求庇护依托。因此也可以懂得为什么诗人钟情于“素蝶”而不是“彩蝶”。显然,“素蝶”是一种象征。“素”既表示品格高洁,又暗示命运坎坷。它不能象彩蝶那样风云际会,洋洋得意,而必须寻求一个有力的保护者才有前途。刘孝绰的一生并不平坦。“前后五免”,多次遭受打击。这首《咏素蝶诗》或许就是他的一种自我表白。
沈祥龙曾指出:“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联系诗人刘孝绰的生平,当可看出,此诗并非泛泛咏蝶之作,而寄寓了诗人的身世之感。据《南史·刘孝绰传》记载,孝绰自小聪颖异常,颇得梁武帝萧衍及昭明太子萧统的推重。然其为人好仗气负才,有不合意,便极言诋訾,由是与世乖仵,一生宦途屡起屡蹶,最后以“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晚年忽忽不得志”。于此诗中,诗人一方面借洁白的蝴蝶以表示自己品质的高尚与纯洁,一方面借蝶之口表示自己在遭受到多次沉浮之后,依然对仕宦的渴望与追求。然而诗人索物寄意,已将物象与意念融合为一体,故既得题中之精蕴,又有题外之远致,读者或作咏蝶欣赏,或作寄慨体味,均可感其妙,这正是一般咏物诗所难以企及的。
此诗感物起兴。前二句从地理和时间两个方面的对比和联结中,视听并置,真实地再现了触动乡思的过程;后二句分别承接前二句,一句三顿,表现了诗人深切的故乡之念。全诗通篇对仗,结构上前呼后应,浑然一体,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尤其是后二句,“一”与“三”三次反复,按理在近体诗中是禁忌的,但诗人却写得神韵天然,足见诗人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两句是写暮春三月,寄寓在宣城的李白,觉得昏花的老眼中忽然映入一片红色,仔细瞧,原来是杜鹃花开了。这杜鹃好像就是故乡的花。诗人的乡思因此被触动了。在蜀中,每逢杜鹃花开的时候,子规鸟就开始啼鸣了。子规鸟,又名杜鹃,花与鸟的名字相同,也是勾起诗人联想的一个原因。这鸟,相传是古蜀帝杜宇的精魂化成。杜宇号称望帝,他自以为德薄,于是禅让了帝位而出亡,死后化为杜鹃鸟。暮春时节,它就悲鸣起来,鸣声仿佛是呼叫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昼夜不止,一直啼叫得嘴边淌出血来。此刻,诗人耳边似乎响起了子规鸟的蹄叫声,一声声地呼唤他归去。
诗的一、二句,形成自然的对仗,从地理和时间两个方面的对比和联结中,真实地再现了触动乡思的过程。这两句的语序倒置:本来是先看见宣城的杜鹃花,才联想到蜀国的子规鸟,诗人却将它倒了过来,先写回忆中的虚景,后写眼前的实景。这样,就把故国之思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表明这故国之思原本就郁积于心,此时一旦勾起,大为凄苦强烈。然而,被乡思苦苦折磨着的诗人,眼下不能回到故乡去。青年时代,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要到故乡之外的广阔天地中去实现宏伟抱负。本想功成名退再荣归故里。不料功业无成,老来竟落到这步田地,他觉得没有面目见蜀中父老。何况,李白眼下困居宣城,拖着老迈的病体,也无法踏上旅途。飘泊终生的诗人,到头来不但政治与事业上没有归宿,就连此身也无所寄托,遥望着千里之外的故乡,他心中的悲戚可想而知。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两句,分别承接一、二句,进一步渲染浓重的乡思。首句说“曾闻”,第三句则强调了真切如闻:子规鸟的俗名,就叫断肠鸟,“一叫一回肠一断”,它啼叫起来,没完没了,诗人的愁肠也断成一寸寸了。末句点明时令,用“三春三月”四字,补叙第二句;“忆三巴”三字,则突现了思乡的主题,把杜鹃花开、子规悲啼和诗人的断肠之痛融于一体,以一片苍茫无涯的愁思将全诗笼罩了起来。诗的三、四句看似对仗,其实对得又不甚工。诗句把“一”“三”两个字各自串连起来,纡结萦回,使人感到乡思袭来时无比的悲切伤痛。
这首诗赞叹王倚对作者的热忱招待,因诗中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真情而感人至深。
王倚跟杜甫在此之前并无深交,家境自不富裕,见杜甫来访,颜色很不好,问知是打了三个来月的摆子,身体很瘦弱,十分同情,便打发人去赊购好米,又叫妻子亲自做菜备饭,割鲜沽酒,特产俱呈,竭尽全力,盛情款待,这令深谙“人生冷暖、世态炎凉”的杜甫大为感动,不觉手脚轻旋,沉疴为之顿起。对王倚古道热肠的盛情赞叹,就是对末世薄俗的鄙薄,懂得了这一点,就不觉诗人对一饭之德未免感激过分、对王生未免称许过当了。
全诗诗句平易,可知王倚并不是诗流。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